《芝镇说》：以酒醅写就的乡土长卷

近日，由济南出版社主办的《芝镇说3》新书分享会在青春阅读嘉年华暨第三届济南书市现场举办。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芝镇说》作者逄春阶与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仲国、《农村大众》报总编室常务副主任刘秀平，和读者分享了这部近百万字乡野小说背后的故事。 

如何以文学承载跨越世纪的乡魂？《芝镇说》提供了独特的答案：它以酒礼酒俗为底色，细腻开掘信仰、乡情与人性懿德。逄春阶用沾着露水、冒着热气的笔触，让公冶、牛氏等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在支援大西北、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的时代巨浪中沉浮。这本书不提供简单的怀旧，而是邀请读者一同审视，在传统与现代的一次次碰撞中，是什么定义了我们，又是什么让我们得以安身立命。

记忆、见闻与乡土的叙事根系

刘仲国：据我了解，《芝镇说》的内容大体可以辨识出三个主要来源：一是逄老师童年和青年时代在故乡的生活记忆与乡土传说；二是他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职业生涯中的所见所闻；三是他身边所遇到的人与事的记录与转化。可能大家不知道，逄老师是个特别有心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什么时候，他总是随身带着采访本和笔。听到有意思、有意义的事，他总会第一时间记录下来，反复咀嚼消化，最终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养分。正是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这三部小说的核心与骨干。请问您是如何想到采用这种杂糅的方式来结构一部长篇的呢？

逄春阶：这个想法并非凭空而来，最初的契机源于一次实地探访。2020年，我和《农村大众》报的赵宗符总编辑到景芝酒业参观，席间我讲了许多家乡与酒有关的故事和传说。赵总编听后当即提议：“你这些故事这么生动，为什么不写成一部小说呢？”这个提议瞬间点醒了我。其实，关于酒的故事和人物，我已经零零散散写了很多年，但始终是碎片，没有找到一个主线将它们“编织”起来。赵总编的提议就像一颗火种，一下子把我心中那些散落的素材点燃了，让我意识到可以围绕“酒”这个灵魂，将个人记忆、记者见闻和乡土历史熔为一炉。

至于您提到的三个来源，它们就像是三条支流。而“酒”，就是我找到的汇集这三条支流的河床。酒是故乡的灵魂，是记忆的催化剂，也是我作为记录者观察世态人情的窗口。说到结构，刘老师曾酒后对我说：“编筐编篓，贵在收口。”我常反思自己的小说，总觉得收口不够利落，像一领铺开的竹席，泉涌不绝，难以收束。我从九岁喝酒至今，酒已成了我的生活。于我而言，一生不爱酒，就像鸟儿失了翅膀——不会飞，也飞不远。酒就是我的翅膀，酒杯一端，双翼舒展，思绪便得以翱翔。正是借由它，那些散落的感受与想象才被编织在一起，最终成就了这领绵延不绝的“席”。

报纸连载、读者互动与文本的共筑

刘仲国：我们都知道，《芝镇说》三部曲最初是以“边创作、边连载”的形式与读者见面的，从而收获了读者的广泛喜爱与认可。这一点非常关键。中国小说自古有章回体的传统，这种分回叙事、环环相扣的形式，与后来报纸的连载方式确实有着天然的契合。不过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连载形式的影响力似乎有所减弱。像我们这一代，五十岁上下的人，当年大多是通过报纸来追连载小说、看新闻的。而如今，年轻一代已经成为文学市场的主要读者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主任您认为《农村大众》报的连载形式，对这部作品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秀平：《农村大众》报的贡献，离不开赵宗符老师为代表的几位负责人的推动。他们就像在泥土中拾起一颗颗散落的珠子，一路呵护、催生，最终让这些珠子成长为了三部完整的作品。报纸连载期间，我们听取了很多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人物设定、故事走向等，这确实是一部作家与读者共同创作的作品。我们和读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甚至有些续写内容也来自读者的灵感。这种作者、读者与媒体之间的融合，是我们起初未曾预料到的，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让读者真正参与到故事的讲述中来。书中有些情节，就源自读者的奇思妙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读者群体——逄老师家乡的创作同好。比如“寿坟”这个情节，就来自一位读者的讲述。

逄春阶：我来解释一下“寿坟”这个风俗。在人还健在时——过去一般五十岁后——就提前修好墓穴，称为“寿坟”。动工时，会买一瓶（或一坛）酒埋进坟中。等到这位老人去世，往往已是几十年后，启坟时酒香满穴，这坛酒便由当年修坟的人喝掉。这个习俗非常温暖，体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也蕴含着我们传统文化中对生死的通达与周全。读者的分享，就这样自然地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伤痛、觉醒与未济之路

刘仲国：在现代社会的忙碌中，很多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渐渐被遗忘。而《芝镇说》恰恰为我们保存了这样一份鲜活的民间记忆，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重新回望与感受从前。接下来想请您谈谈三部曲的整体构思：每一部分别以“内伤”“觉醒”“未济”为主题，这背后是否有一种从个人伤痛到历史觉醒，再到永恒追寻的精神构型？

逄春阶：您总结的这条脉络很精准。这个结构的核心，最初确实源于我自身家族的隐痛记忆。我的家族属于“庶出”，我的老奶奶曾是丫鬟，后来跟了我的老爷爷。这种身份带来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内伤”——一种不敢表现、不敢张扬、小心翼翼活着的压抑。它没有外在的疤痕，却刻在骨子里，甚至代代相传。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时候在我老家院里，有人用粉笔给我弟弟画了个圈，命令他“不许出来”。我弟弟就真的一直站在圈里，一动不敢动。后来我过去叫他出来，拉他，他还是不敢迈出那一步。这是什么？这就是内伤——从小被某种无形的规训束缚，连一步都不敢逾越。

到了第二部“觉醒”，我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景芝镇有四位年轻姑娘，深夜偷偷跑上玉龙山投身革命。她们原本的命运可能只是相夫教子，却勇敢地冲破了束缚，成了革命者。这就是觉醒——是一代人尤其是女性命运的意识苏醒。这不仅仅是历史的觉醒，也是个体从“内伤”中挣脱出来的精神行动。

第三部“未济”，直接取自《易经》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卦象是火在水上，寓意事情“尚未成功”、“渡河未济”。我选用它，正是想表达我们当代人仍在路上、理想未达的状态。我们个人、家族乃至民族，始终在追求，在奔赴，而那个完满的终点或许永远在前方——这种“未完成”，恰恰是生活与历史最真实的本相。“未济”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希望。它承认前路漫漫，但更强调明辨万物，积蓄力量。这就像我们今天回望传统，并非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辨明方向，安顿当下，继续前行。所以，这部作品最终想表达的，或许就是在认清生命“未济”本质之后，如何像那坛窖藏的老酒一样，在时间的沉淀中，最终散发出属于自己的、醇厚而坚韧的芬芳。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李雅楠 张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