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西方国家公共债务恐达临界点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月20日刊登题为《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公共债务的临界点？》的文章，内容编译如下：

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是否基本上已经变得难以控制？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奇怪。最近的债务数字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公共财政模式——在战争中积累债务，在和平时期将之偿还。

先来看看美国。虽然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46年的106%降至1990-1991年的21.6%，但由于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后来猛增至近100%。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美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相对于二战后的几十年，现在经济增长率更低，利率更高，预算赤字更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现在预计，到2055年，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上升至156%，这个比重明显不可持续，而且可能削弱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金融重要支柱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15年，若不改变政策，一般国家的公共债务将翻一番，导致借贷成本上升、增长率下降和金融动荡。所有这些对子孙后代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英国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46年的超过250%下降到30年后的仅42%。一份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报告表明，在1946年至1955年的大部分债务整合期间，英国一直都有大量的基本预算盈余，尽管英国工党政府大力扩大福利国家。

然而，削减债务的最大贡献来自通货膨胀，这期间超过80%的债务整合是由通货膨胀完成的。话虽如此，从1955年开始，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财政纪律和经济增长，因为1975年达到24%的消费物价通胀的贡献被飞涨的利率抵消了。

如此惊人的减债过程在政治上被描述成一场收入分配之争。这场斗争日益鲜明的一个特点是，为了应对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及其对养老金、医疗和其他方面造成的巨大成本，人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投入巨额资金。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应对地缘政治摩擦和气候变化的支出。

在这个增长日益依赖债务的世界里，政治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带来了增加开支和减少税收这两种相互矛盾的需求。与此同时，各国央行又加上了一个单向棘轮，因为它们倾向于在市场下跌时支起安全网，而在市场过度兴奋时则不予遏制。他们的通胀目标令现在更难通过通胀抵消债务。如果通胀的影响不被加息所抵消，那通胀就必须达到始料未及的水平。因此，这一解决方案实际上依靠央行的不作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要靠在政治上受到约束的央行为公共债务融资。

在一个更加复杂的金融体系里，金融压制也麻烦重重。支持这种压制体系所需的外汇管制政策几乎肯定会漏洞百出。

因此，严格的债券市场纪律而非政治意愿，才是债务整合的关键。而这迟早会引起金融危机和政治动荡。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奥斯隆德认为，目前的情况令人联想起1929年。即使你认为他的观点偏激，也很难不同意他的观点：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