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火焰：一部急诊科三十年的生命纪事

　　在生命与时间的赛道上，有一个地方永不熄灯。

　　这里，是故事的起点，也是希望的渡口；是猝不及防的伤痛，也是争分夺秒的托举。

　　三十余年，从“简陋哨所”到“生命枢纽”，从寥寥数人到专业兵团，从手写病历到智能诊疗……变的，是日益强大的硬核实力；不变的，是那一袭白衣下始终滚烫的初心。

　　让我们跟随一位急诊“老兵”的笔触，回到1989年的夏天，走进那盏最初亮起的灯下——

　　看微光如何汇聚成焰，看坚守如何铸就传奇，看急诊科的三十年，如何成为一座医院、一个时代，关于生命、成长与不放弃的深情叙事。

　　白色火焰

　　一部急诊科三十年的生命纪事

　　左一为刚踏入工作岗位的李永强

　　1989年仲夏，我攥着医学院的毕业证书，踏进了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大门。热浪裹挟着消毒水和某种难以名状的气味扑面而来，嘈杂的人声、推车的滚轮声、时高时低的呻吟哭泣声，瞬间将我包裹。眼前的一切，与教科书上严谨有序的医学殿堂相去甚远。这就是我的起点——一间刚从医院肌体上“独立”出来仅一年的急诊科，像一个仓促上阵、装备简陋的哨所。

　　真正的“哨所”内部更为局促：仅有一间抢救室，内设两张斑驳的抢救床；四间观察室，八张观察床几乎永远满员。全科的家当，大抵如此。与我们四位新分来的大学生、两位卫校护士做伴的，除去去年分来的两位“前辈”，便是王主任——一位从医务科调来、带着儿科经验的中年医生，以及一批从各科室临时“抽调”支援的同僚。他们脸上常挂着相似的疲惫与疏离，仿佛急诊科只是不得不暂时停靠的码头。护士们倒是固定的，十几位女同志穿梭在拥挤的空间里，步履匆匆，眼神锐利，是这片混乱中少数稳定的坐标。

　　最初的震动很快被具体的、无休止的劳作所覆盖。夜班，尤其是一场淬炼。整个漫漫长夜，只有两名医生和两名倒班的护士当值。从华灯初上到天色熹微，诊室门口络绎不绝。突发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喘息不止的肺炎患儿、血肉模糊的外伤工人、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农药中毒者……病痛不分时辰，潮水般涌来。最忙碌的夜班，要看五十多个病人。没有电子病历，所有问诊、查体、处方、记录全靠手写。闷热的夏夜，汗水浸透白大褂；严寒的冬日，握着听诊器的手指冻得僵硬。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只有一盏白炽灯冷硬地照着，照着急救床上瞬息万变的危情，也照着医护人员眼底不断积累的血丝。交班时走出医院，阳光刺眼，身体却像被拆散重装过，每一个关节都在呻吟。那不是单纯的劳累，是一种被高强度的生命重压反复捶打后的涣散。

　　人员如流水，总是向往更平静的港湾。急诊科环境艰苦，压力巨大，前途在当时看来也远不如专科明晰。与我同期或早一些来的医生，心思活络的便开始活动。有的，渐渐调去了内科、外科这些科室；没有调走的，则将期盼化为口头上的诉求：“必须建病房！”“这样干没法长远！”声音回荡在简陋的诊室里，夹杂在病人的咳嗽与哭喊中，显得急切又有些无力。王主任默然地承担着这一切，像一个试图用有限砖瓦巩固堤坝的人，看着水流从各处缝隙渗漏。

　　转折的契机，随着医院新门诊楼的拔地而起而到来。我们搬入了新楼东侧一二层，空间豁然开朗。更重要的变化是人的变化——孙主任来了。一位干练的女主任，带着新的气象。一楼是宽敞明亮的急诊门诊、抢救室和留观输液区；二楼，则开辟了急诊科历史上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住院病区，虽然只有十六张床位，却仿佛一颗定心丸，让“急诊”二字有了除却“通道”之外的、可停留、可深耕的土壤。

　　环境改善如同投石入湖，涟漪扩散。抱怨的声音低了，调离的脚步缓了。陆续有新毕业的医科大学生补充进来，也有年轻医生从其他科室主动调入。急诊科的医生队伍，第一次显现出稳定的迹象。医疗力量，像缓慢汇聚的溪流，逐渐丰沛。我们开始有能力处理更复杂的病例，开始尝试在抢救之后进行更系统的观察与治疗。那十六张床位，收治的多是病情危重心肺脑病病人和急性农药中毒患者。在这里，我们真正实践着初入医学院时的誓言，面对的是最原始、最复杂的疾病本身。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疾病谱也在悄然演变。20世纪90年代，农药中毒（尤其是有机磷类）患者极多，常常是青壮年，因家庭矛盾或生计困顿仰药，送来时已陷入昏迷、呼吸衰竭。洗胃、导泻、阿托品化、解磷定……抢救流程刻入骨髓，但更令人揪心的是苏醒后那些空洞、绝望的眼神。

　　与此同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开始抬头，心肌梗死、脑出血的急诊手术与溶栓治疗，逐渐成为抢救室里的新挑战。进入新世纪，创伤患者随着交通工具的普及而增多，复合伤、多发伤考验着我们的多科协作能力；而后，呼吸系统感染、各类疑难重症乃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重患者，不断为急诊科的定义注入新的内涵。

　　

　　我们这一代急诊人，是被迫的多面手，也是自觉的开拓者。在专科壁垒分明的时代，急诊科是医院里的“边疆”，要求医生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更快的决断力、更强的应变力。我们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可能用到的知识：内科的用药、外科的缝合、儿科的计算，甚至麻醉的插管。

　　许多后来成熟的急诊技术与理念，如血液灌流、CT立体定向锥颅血肿引流术、紧急气道管理、长托宁替代阿托品救有机磷中毒等，都是在这段时期，由第一批稳定下来的急诊医生们，在一次次与死神的抢跑中，摸索、学习、引进并固化下来的。这个过程，伴随着无数个不眠之夜，伴随着成功抢救后的短暂欢欣与更多未能挽回生命的沉重叹息。

　　个人的成长轨迹，与科室的壮大线条紧密交织。我从一个值夜班会手忙脚乱、看到复杂病情就心底发怵的医学院毕业生，逐渐成长为能够镇定指挥一场多人数抢救、能熟练进行多种紧急操作的骨干医生。我送别了调离的同事，迎来了更多新鲜、富有朝气的面孔。我们共同经历了非典、新冠疫情等考验，在恐惧与未知中构筑防线；我们一起救治在大型突发事件中转运来的批量伤员，感受生命在大灾面前的坚韧与脆弱。

　　急诊科不再仅仅是医院的“门户”或“过道”，它成为一个强大的枢纽，一个多学科诊疗的前沿平台，一个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反应单元。这也是多学科协作建设各种“中心”的初心所在。

　　三十余年，弹指一挥。如今，当我穿过宽敞明亮的急诊大厅，看到的是与当年截然不同的景象。科室已发展成为拥有150多人、横跨东西两个院区、开设70多张床位的庞大学科。50多名医生中，硕士研究生成为了基本配置，高级职称者20余人。抢救单元配备了最先进的监护、生命支持设备，ECMO、血液净化、复合手术室等昔日不敢想象的技术已成为现实。急诊医学，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备受重视的二级学科。

　　然而，无论设备如何先进，规模如何宏大，急诊科的灵魂，始终在于那最初的一刻——当生命遭遇突如其来的危机，最先张开手臂接住它的地方。从2张抢救床到70多张病床，从寥寥数位流动医生到一支高学历的专业团队，从“人人想走”到“重点专科”，这条路上铺就的，是无数急诊人青春的汗水、坚守的信念，乃至健康的透支。我们见证了生命的脆弱，也参与了无数生命的重启；我们看尽了人性的复杂，也收获了最质朴的感激。

　　站在今日回望，那间闷热嘈杂的旧诊室，那些共度艰难岁月的面孔，那些惊心动魄的抢救夜晚，从未褪色。它们是一部宏大史诗的序章，是一个时代医疗事业发展的微型标本。急诊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急诊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创业史，也是一代代医务工作者在理想与现实、坚守与困惑中，用专业与热血写就的奉献史。

　　如今，“高效率、高质量的以病人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的目标已成事实。前方，仍有未知的疾病挑战，有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有体系化建设的深水区。但我知道，只要生命的危机仍会不期而至，那盏设在医院最前沿的灯就会永远亮着。那灯光，起源于三十多年前一个夏天里，一群人在简陋条件下的执着点燃。它曾是风中摇曳的微弱火苗，如今已成熊熊燃烧的白色火焰，照亮生命通往希望最急迫的那段夜路。这火焰，必将继续燃烧下去，守正，创新，为了每一个被突然推至命运悬崖的生命，都能在第一时间，被这温暖而专业的光亮所承接、所守护。

　　这，便是我们的故事，一部关于生命、关于成长、关于永不放弃的，急诊科纪事。

        文字：李永强  编辑：郭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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