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中的泗水，藏着心中的齐鲁

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迹虽南渡，神已北归

朱熹为何寻芳泗水滨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春日》是朱熹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之一。

1127年靖康之变后，淮河以北尽属金国，山东早已不在南宋版图内。朱熹一生居江南，足迹最北不过至建康、婺源一带，从未逾淮。他为何能写出如此真切如临其境的“泗水寻芳”？

这要从朱熹自视为孔孟道统的继承者寻踪，他的精神始终“游于洙泗之间”。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迹虽南渡，神已北归——这正是朱熹与齐鲁文脉之间深刻而动人的联系。

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在朱熹笔下，“泗水”并非单纯地理概念，而是儒家道统的象征性空间。

北魏时，郦道元辗转奔波，记录自己发现泗水之源的欣喜：“水出卞县故城东南，桃墟西北……冈之西际，便得泗水之源也……石穴吐水，五泉俱导，泉穴各径尺余”。这里的“冈”即陪尾山，“冈之西际，便得泗水之源也”，确认泗水之源就在陪尾山西边。“石穴吐水，五泉俱导，泉穴各径尺余”所描述的，正是几个由石穴喷涌而出的大泉的景象。

泗水从源头奔涌向西，流经的曲阜，是孔子讲学、洙泗之间“弦歌不辍”的圣地。自汉代以来，“洙泗”即成为儒学发源地的代称。

朱熹未至“泗水滨”的现场，却一直在文化想象中完成精神返乡。他并非在写一次真实的春游，而是在描绘通过格物致知、体认天理后，内心豁然开朗的境界。

朱熹由“寻”而“识”，步步深化，统率全诗的则在“新”字。

泗水寻芳就是到孔子那里去寻找真理，这就是诗的主题。“东风”暗喻教化，“春”暗喻孔子倡导的“仁”。这些意思如果用哲学讲义式的语言写出来，难免枯燥乏味。朱熹便把哲理融化在生动的形象中，不露说理的痕迹，这便是他的高明之处。

诗的后两句意在启发、引导人们认识到孔子儒学的要义，一旦这些要义广为普及，被大家欣然接受，并取得新的认识，人们便会领略“闻道”的乐趣，给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蓬勃的生机和崭新的气象。正如后人评论朱熹的诗作所说：“因他胸中先有许多道理，然后寻诗家言语衬托出来，此却别是一路。”

在文化地理上，洙泗之间，还有一条沂水，也颇有地位。清乾隆间孔继汾编纂《阙里文献考》即确指：“洙水源在城东北五里地，名‘五泉庄’，西流入林东墙水关，经圣墓而出西墙水关，又西流折而绕城西南，入于沂，以达泗。”

这条吸纳了洙水的沂水，便是孔子暮春时所浴之地。正如《论语·先进》所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朱熹对这几句的解释是“有以见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乃至“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李为学认为，在朱熹这里，这种天、地、人、神结构的差异造就出来的是不同的思想世界，进而衍生出不同的审美世界和生活世界。

朱熹用“生的哲学”把人道与天道贯通，将人道之仁扩展为天道之仁，将早期儒家仁的伦理思想往深处推进。他认为，达到仁者精神境界的人，就能得到“至乐”。而这种“至乐”的获得，不像佛教所说，到“彼岸”中去寻找，它就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即“此岸”中。

所以，朱熹特别强调在平常生活中，不断积累道德行为，不断去除非道德行为，以达到“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就是理学家寻求的所谓“孔颜乐处”。

贫者士之常，惟当益坚所守

除了在思想上靠近孔孟，朱熹对山东还有另外一种情愫。他的祖先，源自山东。

朱熹字元晦，亦字仲晦，别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遯翁等。在封建社会中，文人有众多别号，并不稀奇。奇怪的是，朱熹的著述文章有许多不同的署名，或是邹县朱熹、婺源朱熹、新安朱熹、紫阳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吴郡朱熹，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署名“邹訢”。

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疑问，朱熹怎么有那么多籍贯？尤其是邹县、吴郡、丹阳、平陵等地，在宋代以前已经撤置，朱熹为何将这些地方作为祖籍呢？学者详考朱熹的家世，为他众多的署名寻找答案。

据考证，朱熹的始祖居住于鲁西南的邹县（今邹城），而“訢”通“熹”。因此，朱熹化名邹訢即邹县朱熹。訢为融合，《礼记·乐记》中的“天地訢合”之后，紧接一句是“阴阳相得”，可见邹訢还有哲学的意义。

这说明，祖籍的演变，对朱熹思想的成长和发展有一定影响。战国末年，朱熹的先人从山东移居江苏徐州。两汉时期，朱氏显赫。东汉朱寓任青州刺史，朱氏又从今江苏徐州以西附近徙居青州。朱氏这次返回山东青州，比原籍更靠北一些。

青州朱氏，有一支出自朱熹远祖洪基，在东汉灵帝时，过江南迁吴郡。过江是因“国为楚所灭，乃奔吴”。另一支从朱寓的子孙开始，过江居丹阳。过江原因是汉灵帝时，朱寓“坐党锢诛”，子孙避难丹阳，遂以为家。此后，吴郡、丹阳、平陵等都是朱熹祖先的迁移居住之地。到了唐朝天佑年间（约904年），朱熹的祖先才定居婺源。

朱熹屡署祖籍，而且还署在南宋时早已撤置的县名，这反映了他的怀祖思想，是和他遵循孔孟之道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熹标榜自己与孔、孟同乡。孔、孟及其门人也确实多为今山东曲阜、邹城人。孔门高徒子游的故乡虽不属山东，却是汉代的吴郡，因此又和朱熹的远祖同乡。此外，朱熹远祖于汉代徙居，是由于当时宦官擅政，朝廷腐败，而党锢被诛者多为正直的读书人和廉洁清官。这也是朱熹引以自豪的。

反观朱熹一生，一个“贫”字贯穿始终。他在文集中每每称穷，诸如“贱贫应举”“穷居奉养”“家贫累重”“迫于养亲”“贫病”“穷居”“贫病日侵”“贫悴日甚”“贫病殊迫”“贫病支离”“杜门窃食，贫病不足言”“贫家举动费力”等，言之屡屡。

《宋史·朱熹传》说：“（熹）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在儒家的理论中，贫穷是一种生活常态，并不可耻。颜回箪食壶浆，不改其乐，被后人引为千古楷模。正如朱熹回答吕侁说：“贫者士之常，惟当益坚所守，庶不坠先训为佳耳。”

在朱熹，身贫心不贫。他身处庆元党禁、禁毁理学的迫害形势下，仍讲学不辍，学术研究不断，临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正如著名国学家钱穆所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这背后的动力，是朱熹对孔孟精神的认同与追寻。他毕生致力整理、诠释儒家经典，尤重《论语》《孟子》。他将孔子奉为“万世师表”，视曲阜为“道之所在”，其《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标准，实为在思想上“重建洙泗”。

华山为虎，泰山为龙

除了对孔孟的追寻，朱熹一直关注山东。庆元元年（1195年）五月，他从汪氏处获得《泰山秦篆谱》新本而作跋以纪其事。此《篆谱》即指传为秦代李斯所书、刻于泰山之巅的秦篆残迹摹本，朱熹对此类金石文字极为重视，也从侧面折射出他“格物致知”的学术取向。

更为神奇的是，在地理认知方面，朱熹对泰山的山脉走势提出了系统而具影响力的论述。他在《朱子语类》中曾言：“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

此说将泰山纳入“左青龙、右白虎”的传统风水格局，视泰山为中原龙脉东延之关键节点。这一观点并非仅属风水术数之谈，而是融合了古代地理认知、天文方位与礼制空间秩序的综合判断，体现出朱熹试图以理性框架整合自然与人文秩序的努力。

朱熹对泰山龙脉的论述，对后世影响深远。清康熙皇帝在其《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一文中开篇即引述：“古今论九州山脉，但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虽康熙将泰山龙脉溯源至长白山，带有强化满洲正统性的政治意涵，但其基本地理框架仍明显承袭朱熹之说，足见朱子地理观在官方话语中的持久权威。

此外，朱熹对山川祭祀制度亦有深刻反思。他在与门人问答中指出：“古人祭山川，只是设坛位以祭之，祭时便有，祭了便无，故不亵渎。后世却先立个庙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乱人心，倖求非望，无所不至。”该观点直指将山川神灵人格化、庙宇化所带来的迷信弊端，主张回归古礼中“敬而远之”的自然崇拜。

思想的力量，往往可以洞穿百年。明代以后，尤其清代官方对泰山祭祀逐渐去人格化、强调“祭山而非祭神”，其理念源头可追溯至朱熹此处的批判性思考。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