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观察丨白宫派兵遭阻击 司法聚焦三条边界

当地时间12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驳回特朗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拒绝暂时解除联邦下级法院作出的禁令——该禁令源于伊利诺伊州政府与芝加哥市起诉联邦政府，要求法院阻止将国民警卫队部署到芝加哥及周边。

最高法院当天的决定意味着：在这起案件最终判决作出之前，联邦政府不得推进和实施在芝加哥及周边部署国民警卫队。这一结果不仅让白宫希望“先部署、后审理”的策略暂时受阻，也迅速点燃了社会讨论：一边是要求强化移民执法与联邦安全的呼声，另一边则是对“军事化力量介入街头”“权力越界”的警惕。

芝加哥只是一个入口，真正被放大的，是白宫推进强硬执法与州地方捍卫自治边界间的正面碰撞。

这起争议的“导火索”，来自特朗普政府今年10月4日签署备忘录，援引《美国法典》第10编§12406(3)，将大约300名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纳入联邦指挥体系（通常被称为“联邦化”），并在次日又让得州国民警卫队进入伊利诺伊州。联邦方面给出的理由是“保护联邦人员与联邦设施”，并称芝加哥地区移民执法遭遇了阻挠与暴力风险。

这里的§12406可以简单理解为总统的一把“紧急调兵”钥匙：在入侵、叛乱或“联邦力量不够用、法律执行不下去”等特殊情形下，或当总统认为仅靠联邦常备力量已不足以执行联邦法律时，可以把原本由州掌握的国民警卫队调入联邦任务体系，接受联邦指挥，执行联邦任务。

随后，伊利诺伊州政府与芝加哥市迅速起诉联邦政府，请求法院叫停部署。联邦地区法院（相当于一审法院）随即发布禁令，禁止国民警卫队在芝加哥及周边推进部署。特朗普政府不服，随即上诉至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负责审理伊利诺伊州等州联邦案件的上一级上诉法院），但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没有同意政府的紧急请求，因此禁令继续有效。

于是，联邦政府又把请求进一步递到最高法院，希望在官司最终判决前，先将下级法院禁令按下暂停键，让联邦政府对国民警卫队的部署继续进行。但最高法院12月23日以6比3驳回该请求，直接结果就是：下级法院禁令继续有效。也就是说，在案件最终判决出来前，部署国民警卫队这件事不能做；至于部队在法律意义上是否仍处于“联邦化或待命”的状态，不等同于可以在芝加哥及周边执行部署任务。

对白宫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挫折。白宫原本希望通过紧急程序先把部署推进起来、形成既成事实，如今在最终判决出来前只能收手，执法节奏与政治叙事都会受影响。而且，这也迫使白宫在后续诉讼与行动设计上更加谨慎。

最高法院这次处理的是紧急程序，其核心不是把所有实体问题一次性判到底，而是判断：在案件未审结前，是否应该允许政府突破禁令、推进部署？法院抓住的关键点，是§12406(3)中一个看似技术、却决定门槛高低的词组——“常备力量/正规部队”（regular forces）。

政府倾向把“常备力量”解释得更宽，把联邦执法机构等也纳入其中；而最高法院更倾向于认为，“常备力量”指向美国的常备军（正规军），而不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等文职联邦执法力量。一旦这个解释成立，后面就会连锁推出更核心的问题：如果常备力量指正规军，那么总统要动用§12406(3)联邦化国民警卫队，就得说明为什么已经到了“连正规军都无法依法执行联邦法律”的程度。

与此同时，现实又绕不开美国长期的制度底线：军队原则上不承担国内执法职能。美国法律传统通过《地方保安队法》（Posse Comitatus Act）等机制，对“军队像警察一样在国内执法”设置了默认禁止；只有在少数国会明确授权的例外情形下，才可能突破这一限制。

也正因此，最高法院在紧急阶段会追问：联邦政府是否拿出了足够清晰的授权链条，证明在当前情形下动用这套工具是合法且必要的？政府一方面强调任务是“保护联邦人员与设施”，另一方面又试图用“无法执行法律”的条款作支撑，这种叙述上的错位，让其在紧急放行的门槛前更难站稳。因此，最高法院以“申请被驳回”做了收尾。

伊利诺伊和芝加哥案并非孤例。围绕特朗普政府在民主党主政城市动用国民警卫队的法律战，目前已经扩展到了俄勒冈（波特兰）、加州（洛杉矶）、田纳西（孟菲斯）和首都华盛顿特区等地，不同法院、不同巡回区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呈现出一种“边打边走、边走边判”的滚动对抗。

这些案件表面上各说各话，其实争议焦点都集中在三条边界。

• 第一条边界是门槛。总统动用国民警卫队的“紧急条件”到底有多紧？§12406写的很重，要求的情形足够特殊，但什么算“常备力量不够用”、什么叫“无法执行联邦法律”，各方理解差异巨大。
• 第二条边界是任务。国民警卫队一旦纳入联邦体系，究竟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在保护、警戒、后勤支援与执法、盘查、抓捕之间，界线并不总是清晰；一旦任务被法院认定为接近国内执法，就容易触碰制度红线。对联邦政府而言，如果不走《暴动法》（Insurrection Act）等更明确的授权路径，就更可能在“能不能上街、能不能协助执法到什么程度”上处处受限；而对州与城市而言，正是要把争议卡在联邦有没有明确授权、有没有越界上。
• 第三条边界是权力结构。联邦行政权与州和地方自治权的边界在哪里？支持者强调 “保护联邦人员、确保联邦法落地”；反对者则担心 “军事化手段被常态化”。于是，争议很快从具体部署升级为宪政层面的对抗。

虽然最高法院今天裁定的范围很窄，只决定了“要不要在诉讼期间先放行”，但它的示范效应很强。

裁定无疑给了各地挑战者一个具体抓手：“常备力量”更可能是正规军，而非联邦执法机构。这意味着，若总统再想用§12406作为动员国民警卫队的依据，就得先跨过一个更高的门槛——是否真的已经到了“正规军都无法依法执行联邦法律”的地步？

而且，最高法院也把联邦政府在法庭上必须交代的内容说得更明白：不仅要讲政治理由，还要讲法律依据；不仅要讲目标，还要讲边界。要让部队靠近街头，就必须说清楚授权从何而来、任务如何设计、执法红线如何避免。否则，在紧急阶段就很难说服法院。

短期看，最高法院今天只是让联邦政府的部署“先停一停”；长期看，它则是在提醒所有人：权力再强，也得在法定边界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