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的选择

□ 刘蟾

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理性、启蒙运动的产物，崇尚批判精神，信奉人文主义，并通过表达观念介入公共事务，进而影响和改变世界。而士人，则是前现代的产物。

但是，两者又有明显的类似之处。孔子最早表达了“士志于道”，便明确了士人是“道”这种超越现实利益的理想价值的维护者；同时，孔子又提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将维护、弘传大道的责任，落在士人肩上；尔后曾子进一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由此，士人便获得一种任重道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这一点上，传统士人与知识分子是类似的——都信仰某种超越现实利益的“大道”，并通过批判现实的不足，去坚定维护之。

对于古代士人而言，这种“道”从何而来？

先秦诸子各自追溯，纷纷指向不同的、遥远的上古圣人。以儒家为例，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这种“道”的精神，追溯到尧、舜那里，同时隐隐建构了一条“价值系统链”，由尧到舜，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

沿着孔子的思路，思孟学派作了进一步的表达，完整勾勒出“道”的传承谱系，后人称之为“道统”。孟子罗列上古圣贤，并明确把孔子也置于其中，表明“道统”的传承有序。

孔孟这种“士志于道”“以道自任”的精神，影响深远。尽管因时代不同、环境各异，士人呈现出各种“外在面貌”，但以道自任的精神，则贯穿始终。

怎样才算“天下无道”？

这就不得不说与“道”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势”。势，大致可以理解为实然层面的世俗力量、专制权威等。在现实中，“势”的最高象征，即是“国君”或“权臣”。世俗权力的“势”，与理想主义的“道”，形成一对颇具张力的矛盾，双方此消彼长、博弈制衡。

在儒士看来，只有当世俗权力尊崇“大道”、向道而行的时候，才可以制定礼乐，实现大治，这就叫“天下有道”；与之相反，假如世俗权力过度膨胀，背道而驰，轻蔑仁义道德，崇尚暴力和弱肉强食的价值观，那就是“天下无道”的黑暗时刻。

面对赤裸裸的现实世界，士人该如何选择？粗略说，可以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服从现实。大多数人会出于习惯和畏惧，“不好学而好色，不求道而求食”。第二类，遵从理想。那些“弘毅之士”，往往强调“应然”，他们不满足于现状、不服从权威，崇尚非功利的价值取向，顽固坚守“道高于势”的理想信念。

这一点上，以道抗势的士人，与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其精神气质高度重合。双方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也作出了类似的选择——都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承担道义责任，凭借知识和信念，去试图约束权力、反抗暴力和不公，批判世俗观念的种种流弊。从中国历史上看，纵然往往是螳臂当车，但士人依旧坚持“从道不从势”的价值原则，表现出某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勇之气。

诸子百家，也都对道、势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

大致而言，诸子之中的法家、纵横家比较强调“现实性”，他们崇法尚刑、贵势用术，往往站在君主、权势的视角看问题。

儒家、墨家、道家等的普遍共识则是推崇大道，强调道高于势，哪怕世间权势最高的君王，亦应“效法大道”。只不过，儒、墨、道三家，所尊崇之“道”，具体指向不同；所期待的理想社会，也不太一样而已。

以儒家为例。儒家虽整体有“道高于势”的价值追求，但面对现实权力，也会分化出不同态度，有继续坚持“道高于势”的儒生，也有选择“弃道从势”的儒生。

与之相反，法家的整体价值倾向，是“重势轻道”、为君王提供治国策略。但是其重要代表人物慎道，也会有“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这样的观点。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不同层面的复杂性：在纯理念层面，可以划分出截然不同的学派价值观；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学者，很难是“百分百的纯儒家”，或者是“纯粹的道家”“纯粹的法家”，往往是多种观念并存的活生生的人。

本书的写作，将打破传统刻板的儒、法、道的标签视角，而以魏晋名士对待“道、势关系”的不同态度，进行分类划分，以探讨士人群体在面对权力时的各种不同反应。

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文献中，“士人”一词的用法也有宽有窄。狭义而言，“士人”更强调“从道抗势”者；但广义上，“士人”可泛指读书阶层，不特别强调其对道、势的价值选择。 （本文为《名士的反抗：从孔融到嵇康》前言，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