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化经典丨杨朝明：孔子与《论语》 ——文化中国的文化标识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他培养大批弟子、整理六经、创立儒学，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创立了国家治理和个人修养的博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孔子以后，孔子的弟子后学整理孔子遗说，选编出了《论语》，这是孔子儒学研究的最基本著作，受到历代的学习尊奉。后世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说法，道出了孔子与《论语》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与《论语》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影响到世界许多地区。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孔子的远祖微子启本是商纣王的庶兄，商朝灭亡后被封于宋，遂成为宋国的始封之君。微子以后，数传至孔父嘉，为卿而任大司马。后宋国太宰华父督作乱，孔父嘉被杀，其后代乃避难奔鲁，成为鲁人。孔子曾祖防叔任鲁防邑宰，其父叔梁纥则以勇力著称，因战功封鄹邑大夫。叔梁纥年老时娶颜徵在为妻，在尼丘山祈祷生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孔子出生。

叔梁纥生前，家境已经破落。孔子幼年丧父，母亲颜徴在为生活所迫，也为了儿子更好成长，带着儿子迁居鲁城。少年时代，孔子生活在社会底层，过着贫贱的生活，因而学会了不少生存技能，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做过管理仓廪的“委吏”，也做过管理放牧牛羊的“乘田”。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周公长子伯禽代为就封后，大力推行周朝制度，鲁国形成了深厚的礼乐传统。鲁都的文化氛围吸引着颜徵在和儿子。孔子自幼好学善问，做儿童游戏时，时常把祭祀用的礼器摆设出来练习礼仪；他去鲁国太庙，遇到不懂的礼仪就向人请教。

孔子好学善问，思考人生社会，至老仍孜孜不倦。他说自己曾终日不食，终夜不寝，集中精力空想，但觉得还是要踏实学习。他自信好学向道，认为在任何一个小居邑里都可能有像自己一样忠信的人，但在好学方面恐怕都比不了自己。他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例如，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郯子来见鲁公，谈论少昊时以鸟纪官，孔子立即前往拜见；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到雒邑向老子学习周礼，考察学习典籍古制；他向师襄学琴，精益求精，揣摩深思，以求领略音乐神韵；在鲁都之西矍相圃习射，很多人围观学习，人们对他的博学赞叹不已。

孔子15岁立志向学，确立了人生方向。他深刻反思历史，深入总结现实，思考修己安人之道，30岁左右找到了人生立足点，开始创办私学。孔子特重周朝礼制，反对违礼行为。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操纵鲁国政权，不时有“八佾舞于庭”之类的僭越行为，孔子表示反对。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昭公奔齐，孔子也到了齐国。归国后，孔子不被任用，于是整理《诗》《书》《礼》《乐》，跟从他的弟子越来越多。

鲁定公八年（前502年）十月，阳虎（即阳货）篡权叛乱，孔子被任命为鲁中都（今山东汶上西）宰。孔子勤于职守，政绩突出，制定养生送死的规定，仅一年时间，各地诸侯纷纷效仿。次年，孔子擢升为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刚上任，就惩罚乱政者少正卯。定公十年（前500年）夏，齐鲁在夹谷会盟，孔子为辅相，大智大勇，挫败齐人劫持鲁君的阴谋，成功维护了鲁国尊严，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的汶阳、龟阴等田地。为钳制三桓，他提出“堕三都”的主张，取得显著成效。

孔子励精图治，令齐人恐惧不安，于是他们阴谋离间孔子与鲁国君臣的关系，向鲁定公和季桓子赠送美女、骏马。鲁国君臣沉迷于声色，怠于政事，与孔子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于是就疏远了孔子。孔子只得忍痛弃官离鲁，带领弟子踏上漫漫“周游”之路。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却始终不得任用，难以实现其政治理想。其间，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到卫国后前往陈地时，途经匡城，孔子被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遭围捕。在此过程中曾与颜回失散，孔子一度以为颜回已死。到宋国时，孔子在大树下与弟子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将大树拔除。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孔子独自立在城郭东门。有人告知子贡，东门有人仪表像“丧家之犬”。

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吴伐陈、楚救陈之际，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63岁的孔子随即出发。陈、蔡大夫惧怕孔子为楚国所用，便将孔子围困在陈、蔡之交的野外而不得行，绝粮7日。这时，弟子们疲惫不堪，也有弟子不理解孔子，但孔子依然讲诵不绝。他怀抱政治理想，虽然时世不遇，依然信念坚定，在困厄中仍然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改节。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在颠沛14年后，68岁的孔子回到鲁国。此时，鲁哀公与季康子虽以“国老”尊之，常常向他请教政事，但并没有真正重用孔子。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从事教育活动。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先丧其子，又失去爱徒颜回、子路，遭受了一连串的巨大创痛。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逝世。

从事教育与整理典籍

春秋以来，官学教育没落，孔子举起了“家学”的旗帜，广收门徒，将毕生精力投入教育。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身通六艺的有七十多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育弟子，他和弟子们构成了最早的儒家学派。

孔子施教，一般从诗书教育开始，用孝悌思想引导，使大家喜悦于仁义之道，再用礼乐进行启示，使人们成就德行。凡是年龄在15岁以上，无论出身如何，只要向孔子请教，孔子都不倦地进行教诲。孔子扫除了教育为贵族所垄断的传统，首开普及教育的先河，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来学。

孔子的教学生涯大约是从30岁开始的。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总结出了一整套的教学方法，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他重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发展经济不能忘记人心教化，要富而后教。他认为，人们天性相近，习惯让人差异很大，后天养成好的习惯非常重要。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旧的教育格局，不分贵贱贫富，扩大了教育范围。

孔子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有爱心、有情怀、能担当、求上进的士君子。他鼓励年轻人不要过于关注生活琐事，要立志向道，向远处看，放大格局。在教学中，孔子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把道德教育作为主要内容，着眼点在于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他培养的一批弟子，很多都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有的为师傅卿相，有的友教士大夫。

在教学中，孔子探索出了符合教学规律的教育原则与方法。他根据学生学业和性格特点，强调知人，善于察人，因材施教。他注意启发诱导，循循善诱，循序渐进。常用的启发方法有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以求中正。孔子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敏而好学，温故知新。在具体的学习方法上，主张学与思、学与习、学与闻、学与用结合，慎思明辨，言行一致，不言过其实，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为了传承文化，孔子还整理六经。西周以来，一般都要以诗、书、礼、乐等培养社会管理人才，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的教化功能有深刻体认，于是他致力于整理文献典籍。

首先，“论次”诗、书。孔子以前，据说前代诗篇有三千余，孔子则进行研究整理，去其冗杂，重新编排，成“诗三百”。孔子以“可施于礼义”作为标准选编《诗经》，使之内容丰富，思想纯正，可以表情达意，还可以陶冶性情，教化人心，使人温柔敦厚。孔子之前还有《夏书》《商书》《周书》等许多散篇流行，孔子对这些书篇断远取近，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公，取其文雅驯之篇，并为各篇作序，这就是孔子所编订的《尚书》。

其次，“修起”礼、乐。孔子之时，西周礼乐出现了崩坏趋势，孔子进行了修整工作。如哀公曾派人向孔子请教士丧礼，遂有了《士丧礼》，可见《仪礼》经过了孔子的整理传授。现存经书没有“乐经”，但那时诗、书、礼、乐等往往并提。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考察三代之礼，阐述礼的意义，所以司马迁说“《礼记》自孔氏”。

第三，“作”《春秋》。孔子关心现实社会政治，认为与其空言说教，不如结合具体事实进行表达。于是他根据鲁国史书，本着“拨乱世，反诸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原则编成《春秋》。它虽然是编年体的史书，但其“寓褒贬，别善恶”，针砭时弊，融入了孔子的思想主张。

第四，“赞”《周易》。古人认为《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创八卦，周文王演重卦，孔子作《易传》。早年孔子也曾占筮，后来他发现其中的往圣遗教，于是研究其中的义理。孔子晚年十分喜《易》，居家出行几乎形影不离，尤其是序作了《彖》《系》《象》《说卦》《文言》。

孔子在长期教授生徒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言论，他的弟子将这些言论及时地记录整理下来。孔子去世后，他的生前“居堂”成为弟子后学“岁时奉祠”以怀念孔子的中心。这时候，弟子们自然想到汇聚孔子遗说，将有关材料总为一集，以作为对孔子最好的纪念。

在结集孔子遗说的过程中，作为孔子孙子的子思也许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不仅具有孔子裔孙的特殊身份，而且确实曾经收集孔子遗说。为了传承孔子思想，他“以孔子表达孔子”，从众多的孔子言论等材料中，选择“正实而切事”的材料，选编成为《论语》，其余则汇纂为《孔子家语》。不言而喻，《论语》是孔子思想的精粹，也代表了《论语》编者对孔子学说的理解。《论语》全书共分为20篇492章，内容丰富，认真学习《论语》，会发现它不是无序的随意排列，而是有序的精心比次。走进《论语》的思想深处，就会感知到它是一部具有内在逻辑的思想巨著。

《论语》博大的思想体系

春秋末年，社会急剧动荡，在孔子看来，这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乱世，作为“王官之学”的礼乐典章有失传之势。孔子了解世道人心，关心现实政治，于是广问博学，系统学习古代文籍和典章制度，总结夏、商、西周以来的思想文化，创立了博大精深的儒家之学，《论语》所呈现的也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孔子之前，“儒”可能是以相礼为职业的人，孔子则希望士人“志于道”，期望弟子为“君子儒”，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濡染内心。他向往周文化与周公之治，他向往的大同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为了心中的道，他到处游说奔走，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希望老年人安享晚年，朋友间相互信诚，年轻人怀抱理想。他期待明王圣主的王道之治，士大夫明德修己，积极向上，礼乐教化大行，世道公平公正，社会和谐安宁。

（二）德政礼治的政治思想

孔子尊崇周礼，他看到，礼是三代尤其是西周以来中国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广义的礼也包括乐在内，此即所谓礼乐。礼有制度、仪式不同的层面，但根本的在于礼的意义。在孔子看来，礼就是理，达天道，顺人情。要改变“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就要使人知礼明礼，从而遵道而行，循理而动。每个人都有复合的社会身份，孔子主张“正名”，希望人们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正身修己。齐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都要加强自身修养。他一贯主张人们各安其位，各正其名，各尽其力，希望培养大批社会精英，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为政者正，以明德引领风尚，使社会和谐安定。

（三）扎根孝悌的伦理思想

周公制礼作乐，建立起了从礼制到礼仪的礼乐行为规范，然而礼乐绝不仅是玉帛之类的礼器、钟鼓之类的乐器而已，它是一种政治主张，也是具体的伦理要求，人们只有克己修身，礼才能得到有效遵循。孔子讲过：“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古文“仁”字从身从心，意为“反求诸其身”“反省自身”。人是社会的人，要立志成人，摆脱平庸，成就宏大格局，成君子、成大人、成圣贤。人首先要孝悌，这是做人的根本。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由孝悌推衍出“爱”与“敬”的具体原则。个人修养的目的在于济世安民，由亲亲而尊尊，由修己以安人，由修己以安百姓，不仅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恭弟悌，而且家庭伦理可以推衍为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使得君仁臣忠、长惠幼顺。忠恕是他的一贯之道，是实现仁德的方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他“仁爱”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种道德规范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其他很多的道德范畴都是“仁”的体现，都是从“仁”的原则下派生的。

（四）中正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来自尧、舜、禹相传的“允执其中”，新出的清华简证明“中”的思维方式的确渊源有自。人与人先天性情不同，所以优势、劣势不同，处事风格、方式不同。人各有天命，就应对标天命，以天道各正性命，履行相应的使命。于是，在何者为正、何为适中的问题上，孔子阐发了“中庸”思想。中，谓中和、中正；庸，谓常、用。中庸，即“中之用”“用中”，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事。不论社会生活还是政治管理，都要以是否合“礼”作为衡量“中”的标准。孔子主张“时中”“与时偕极”，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此即“无可无不可”。可行不可行，应以是否合“义”而定，将古代的“中”赋予了“时”“权”的意蕴。

《论语》的巨大影响

孔子去世后，孔子和代表他思想的《论语》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孔子思想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孔子本人不断被褒封加谥。鲁哀公在诔文中尊称孔子为“尼父”，汉代以后则被尊谥为“褒成宣尼公”“文圣尼父”“邹国公”“先师尼父”“文宣王”“至圣文宣师”以及“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等。在众多中国人心中，他就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在追谥孔子的同时，历代还优渥孔子后裔，使之以读书修身为务，尽力做弘扬孔子学说的表率，奉祀孔子。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封孔子嫡裔孔宗愿为“衍圣公”，这一封号历金、元、明、清、民国几代，子孙代代世袭，前后持续了800多年。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下令以孔子故居“岁时祭祀”。唐太宗李世民则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孔子庙，开全国范围内设立孔庙之先河。自汉高祖刘邦亲至曲阜祭祀孔子后，不少帝王亲自或遣官致祭孔子。

自战国以后，儒学被称为“显学”。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与中国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孔子与《论语》的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指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理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在书院读经书、学经义；在文庙祭圣哲、明伦理；在祠堂申家训、正家风，孔子与《论语》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宋代以后，《论语》地位更高，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

历代礼敬孔子，是尊重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重要价值观念，于是《论语》也就成为人人必读之书。历来研习《论语》者也代不乏人，关于《论语》的集解、集注、正义、疏证等著作数不胜数，逐渐成为一套庞大的体系。比较著名的有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谢宝楠《论语正义》等，还有唐代的《开成石经》本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编著的《论语集注》。近代则有程树德《论语集释》四十卷，是又一部《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孔子与《论语》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施行有效治理，这时期就有《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证据。通过不断的官方交流、学者往来，《论语》对朝鲜半岛的儒学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通过贸易与外交使节、留学僧侣、学者的交流等方式，《论语》传入日本，许多日本学者对《论语》进行研究和解读，将其中的思想融入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对日本的道德观念、教育体系和社会伦理都有重要影响。在其他东亚国家，如越南等，《论语》与孔子思想也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和思想，促进了东亚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加，《论语》逐渐被西方学者所了解和研究。从16世纪起，欧洲出现“中国热”，《论语》等中国传统典籍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先是初步学习、翻译，译文种类丰富，接着编写含《论语》内容的中文教科书，后来传教士汉学带动专业汉学发端，《论语》成为汉学或中文专业研究、教学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论语》已被翻译成30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如仁、中庸、乐知天命、出世有为等，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和思考，为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提供了重要窗口，也对西方的哲学、伦理学等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启发，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思想碰撞和交流。《论语》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结，见证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

孔子学说之所以能超越时空，在于集中吸纳了他以前数千年的中华智慧。孔子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所以才思接千载，具有天下思维和人类意识。孔子儒学研究人本身，思考人性与人的价值，因而主张“天下为公”，希望人们扎根于孝悌以培养爱敬，积极主动修为自己的公共意识与公德意识。孔子主张从做人的根本出发，由家而国，从个人到天下，正是在不断地升华与超越中。孔子和《论语》所承载的智慧和思想，不仅在过去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去学习和研究，为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交流互鉴发挥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