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学典藏”塌房说起

□ 张九龙

近来，古籍出版领域上演了一出黑色幽默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西厢记》，被读者挑出三百多处错误；中华书局的《世说新语》，也被爆出三十多处硬伤。这就像老字号饭庄端上桌的招牌菜里爬满苍蝇，令人错愕之余，只剩哭笑不得。

其中多数错误并不涉及学术争议，而是中学生都能一眼看穿的低级失误，仿佛穿着西装却露出裤衩，体面碎了一地。更奇怪者，错谬丛生的图书，有些竟多次加印、畅销日久，糊弄还肯买书读书的人。

若出自无名小社，倒也能以“水平有限”搪塞。可偏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这般“金字招牌”，前者以文史古籍出版立家，后者则是无数读者心中的选书标尺。如今，却连“风流隋何，浪子陆贾”都断作了“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将古人姓名生生肢解。

行业龙头都不可靠，读者还能咋办？某位退休老编辑那句“不是学问高低，是责任心问题”，恰似一把尖刀，剖开了行业光鲜皮囊下的腐肉。

校书本是苦差，古人早有“校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的慨叹。昔年戴震校《水经注》，逐字比对数十版本，焚膏继晷只为一字之确；顾颉刚主持“二十四史”点校，集结群贤反复打磨，耗数十年方成善本；钱锺书为《管锥编》勘误，付印前仍逐句推敲，不肯轻纵半分疏漏。那时的学者、编辑，视典籍为文脉所系，愿为一字稳，耐得半宵寒。

反观今日，古籍出版开启了速生模式，人心浮动。公版书无版权之扰，读者群体稳定，成了出版社的“香饽饽”。“拼速度、重利润”的逻辑驱动下，古籍出版从“十年磨一剑”的苦差事，变成了“拿过来就印”的流水线活计。“老书新做”沦为复制粘贴，技术识别替代人工校验，三审三校制度形同虚设。编辑们整天忙着策划营销、运营带货，反倒把审读加工的基本职能扔到了角落。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承载经典的图书，沦为“大家来找茬”的道具，荒唐得令人发笑，又令人心冷。

为了省事，盖楼不打地基，看似省了力，塌房只是时间问题，这是常识。浅阅读盛行的时代，有读者沉下心逐字勘误，本是出版业的幸事。好比一个人脸上沾着饭粒逛大街，自己浑然不觉，路人也懒得提醒，最后被较真的路人一把揪住：“你脸上有东西！”可偏有人质疑其动机，说不过是为了流量。此般论调，骨子里是对文化的轻慢，对谬误的纵容。

“国学典藏”不是普通商品，一字之差可能谬以千里，一处断句或许曲解古人心志。青少年捧着满是错字的“经典”，记下的是“伤徨”而非“彷徨”，这般流毒，岂能用“瑕疵”两字就可勾销？要是有一天，大家对书中的错字熟视无睹，对离谱的断句习以为常，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古籍出版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事业，出版者手里握的不是油墨纸张，而是千年文脉的接力棒，脑袋里不能只装着生意。当快钱迷了眼，当匠心没了影，崩塌的何止是出版社的信誉？

这场荒诞剧，该给整个行业敲响警钟了。我们究竟留给后人些什么？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还是纸页间堆满谬误的笑料？答案，便在那些握着校样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