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文化 | 煎饼香

周末，母亲一边烙着油饼，一边说：“你大姐今年摊了鲜地瓜煎饼，快尝尝。”确实，我已经好多年没吃过这种煎饼了。我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卷起煎饼边缘，送入口中——牙齿咬下的瞬间，一股熟悉的粗粝感裹挟着微甜，猛地从齿间炸开。这力道瞬间击穿二十余年的光阴，将我的味觉记忆精准拽回儿时冬日的清晨。

我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鲁东南。那时的冬天，本就是属于煎饼的季节。地里的农活收尾，北风一刮，母亲、大娘、婶子们便像接收到无声指令一般，齐齐筹备这场隆重的“摊煎饼”仪式：院子里的大缸被刷洗得锃亮；鲜地瓜褪去泥土与外皮，露出雪白的果肉，与洗净的金黄玉米、小麦一同浸泡整夜——直到谷物与地瓜重新找回几分柔软。

没有暖气的冬日，我与母亲同睡在大炕上。后半夜，炕头凉透，被冻醒的我喊几声“妈”，却无人回应，这才想起她已赶去磨煎饼糊了。次日，在一遍遍公鸡的啼鸣声中醒来，透过窗户望去，棚子里早已升起呼呼的炊烟。

出门一瞧，麦秸或豆秆在鏊子下噼啪燃烧，腾起带着草香的、暖烘烘的烟火气。那口近三尺直径的生铁大鏊子，被烧得黝黑锃亮，热气蒸腾。母亲头顶方巾，坐在凳上，腰背微倾，手腕悬空，力道从臂膀传至指尖，面糊团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在滚烫的鏊面上轻盈地奔跑、旋转、铺展。她的动作从左到右、由内而外，一圈又一圈，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却稳得如同本能的呼吸。面糊遇热凝固，颜色从乳白转为浅黄，边缘微微翘起，一张圆如满月、薄似蝉翼的煎饼便就此成型。大娘或婶子则守在一旁，一小把一小把地往灶里添麦秸，生怕火太急，烤糊了煎饼。她们就这样默契配合，一摞又一摞的煎饼被摊出来，足够全家吃一整年。

那时的空气里，弥漫着粮食最本源、最炽热的焦香——那是阳光、泥土与火焰共同酿造的气息。刚从鏊子上揭下的煎饼，还带着烫手的温度，软韧中藏着脆劲儿，母亲总会撕下最金黄酥脆的一角递给我。我迫不及待地裹上刚煮好的鸡蛋、咸菜丝，或是往前一晚煎过鱼的锅里蹭点油香，再从檐下揪一根冻硬的葱——这便是童年里无上的美味。两个鼓囊囊的煎饼下肚，肚皮滚圆，连寒风都不再那么刺骨，上学路上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若是恰逢放假，我便坐在鏊子旁，听母亲和大娘、婶子们絮絮叨叨地聊天，即便听不懂她们聊些什么，心底也满是温暖与安心。

大姐摊的煎饼，味道分毫不差。可我的牙齿，却先于记忆察觉到一丝微妙的不同：它不再是童年里理所当然的“伙伴”，反倒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儿时的牙齿能在粗粝的纤维间有力地切割、研磨，练就了与这片土地相匹配的“硬功夫”；如今的我，咀嚼节奏不自觉地放慢，稍不小心，粗粝的纤维便会刺激到敏感的神经。

闺女凑过来，好奇地咬了一口。只一下，她便皱着眉吐了出来，说：“妈妈，这像在吃纸，还划嗓子。”她转身拿起她的奶油面包，咬下一口，感受着那蓬松的甜蜜。我没有责备她，轻轻擦去她嘴角的面包屑，把剩下的半张煎饼折好，轻声说道：“你知道吗？妈妈小时候，也有像奶油面包一样让我觉得甜滋滋的东西，那就是这煎饼呀。”我指着煎饼上细密的纹路，又指了指她手里的面包，接着说：“你看这煎饼上的每一道痕迹，都是大姨守在鏊子旁，一圈一圈转出来的。火大了会糊，火小了熟不了，得盯着、转着，还得用心掂量着。就像你吃的奶油面包，烘焙师要揉面、发酵、控制烤箱温度，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它们看起来不一样，可里面都藏着人用心做出来的味道呀。”她将信将疑地又咬了一小口煎饼，不再急着吐掉，而是慢慢咀嚼了许久，然后说道：“这里面有大姨甜甜的心意。”

时光流转，食物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迭代，然而，在表象之下，那些藏在食物背后的爱与坚守，从来都不会退场。所谓传承，或许从来都不是强迫味蕾去复刻过往，而是让那些沉淀在食物里的坚韧、劳作与温情，化作心底的底色。它们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如同这煎饼的那一抹微甜，悄然漫上来，成为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段，提醒着我们从何处来，又该带着怎样的温度，走向更远的未来。

（作者 阚明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