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里，有生活最真实的底稿

作为新大众文艺浪潮的主力军之一，素人写作群体持续引人关注。

新近，人民日报推出系列微纪录片《生活的底稿》，以文化名人探访的方式，聚焦素人作者的生活和人生轨迹，以此呈现“生活·写作·人生”的多维互动关系。此前，自媒体“天使望故乡”创始人王帅和邱兵联合推出的“大河奔流岭南视频”，首期纪录片主题为“寻找素人写作者”；资讯平台小红书发起的文学节活动更是吸引了2万人的参与，收获作品超过4000万字。

从私人领域的浅吟低唱到公共场域的热点话题，素人写作者何以广受关注？素人写作为什么重要？

不以文学为目标的文学实践

素人写作热潮注定不是一次偶然的文化涟漪。作为近年兴起的大众文学创作现象，素人写作一般是指普通人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的非职业创作，强调创作者的非专业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如今，其群体代表几乎涵盖了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矿工、清洁工等所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职业与工种。

微纪录片《生活的底稿》关注的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在手机屏幕前记录往事的七旬老人王玉珍，还是在烧烤摊与服装摊间隙写诗的温雄珍，抑或在汽修厂噪音中构思网络小说的赵康，他们原本是文学世界的“局外人”，如今却用写作的方式重新审视生活并收获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甚至渐渐成为“不普通”的普通写作者。“外卖诗人”王计兵频频出席各类文化活动，送外卖已几近副业；王玉珍老人在小红书上也拥有近10万粉丝，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写作者”。

恰如《生活的底稿》主张并强调的“生活由你执笔，书写便是作者”，王玉珍们写作的目的并非文学的，只是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文学价值、沉淀了文学色彩，甚至凭借广泛的读者共鸣实现了超越一般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以王玉珍们为代表的素人写作现象，注定不是一场偶然的文学实验，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毋庸讳言，在这个“表演式生存”无处不在的流量时代，以过度修饰的精致生活和套路化的成功学叙事为代表的情绪渲染，已经引起大众普遍的审美疲劳甚至是情绪逆反。素人写作的兴起可谓恰逢其时，当人们厌倦了精心计算的人设、滤镜下的生活和被流量绑架的表达时，素人作者那种“为记录而书写”的纯粹性，便散发出巨大的道德与情感魅力。

同时，王玉珍、温雄珍等“榜样”的出现无疑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其故事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想写，你就写下去。”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拿起笔“以我手记录我心”，一个正向循环、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新生态也就顺势而生。

重识自我、重构生活的方式

素人写作现象是技术赋能、社会情绪变迁、文化转向与个体内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王玉珍的写作缘起很有代表性。外甥女帮她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本意是让她从平台上学习做饭。而看的内容多了，她觉得“自己也可以写”。第一篇公开发布的怀念母亲的文章，“一天600多阅读量和两个粉丝”的平台互动让她备受鼓舞。“真实分享、真诚互动”的平台氛围，不仅极大激发了她的写作欲望，而且宣告了其寡居生活的心理性终结。

平台赋能让素人写作拥有无限可能。小红书去中心化的流量分配机制，让王玉珍一键发布的内容有更多机会面对最广泛的受众，点燃更为旺盛的创作热情。友好的虚拟社区氛围，则让每一个尝试创作的“王玉珍”得到意想不到的认同与鼓励。已然成为共识的是，如果没有技术的革新和普及应用，就没有素人写作热潮。而素人写作不仅重塑了文艺的形态，更让他们有机会通过写作重识自我、重构生活。

正如我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对古稀老人王玉珍来说，写作是“老伴离世后的陪伴”；对历经生活磨难的温雄珍而言，“是诗歌拯救了我”，写作是她渡过艰难岁月的精神支柱；在汽车修理工赵康的世界里，写作则是让生活“觉得很充实”的爱好与理想。文学帮助他们疗愈困顿的自我、重建生活的秩序。

尤为重要的是，素人的文字搭建起意想不到的情感桥梁。王玉珍的作品让许多宣称“不相信爱情”的年轻读者落泪；温雄珍的诗集让抑郁症患者“获得了活下去的力量”。这种基于真实生命体验的共鸣，让素人写作的生命周期远远超越文本本身。作品发布后的点赞、评论、转发等实时互动，共同构成流动的共创过程。当成千上万的读者涌入同一篇笔记写下留言，当初的个人抒发便演变为一场可观测的群体情绪图景。这份由素人写作带来的真实信息、情感支持、生命连接，以及由此而生的真诚分享，对于大众情绪的抚慰无疑是至为宝贵的。

公共档案的大众底稿

《生命的底稿》特邀知名作家梁晓声、欧阳江河和演员杨洋作为探访者，走进素人写作者的生活场景，并与之对谈。作为专业与权威的代表，他们与素人写作者共同构成文艺创作的整体。

知名诗人欧阳江河和温雄珍的对话——“我的作品跟你的在起源上有很大的差别”，实际暗含了“谁来写、怎么写”的创作主体性问题。新大众文艺时代，写作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一种人人可参与的、记录自我与时代的大众文化实践。但作为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的代表，素人写作者的涌现并不是为了反对谁或者替代谁。

相对而言，经典化叙事通常将普通人“他者化”，作为被观察、被解读、被赋予意义的客体；素人书写则坚定地宣告“我即主体”，首要意义是为个体记录，其次才是为他者共鸣。前者突出理性思辨，后者强调权利均等——每个人都拥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与能力，每一个平凡个体的真诚讲述都值得被倾听。正如梁晓声对王玉珍说：“我写的是周家，您写的是王家；我写的是光字片，您写的是身边人。我们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世间。”二者并不对立，而是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社会的完整风貌。

创作主体的“去中心化”被视为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征，以王玉珍、温雄珍、赵康为代表的素人，以截然不同的视角和迥然有别的方式，为文艺的繁荣提供了无限可能和不竭动能。一如王玉珍老人把一生的经历写成文字，温雄珍把亲身经历的一切写成诗行，在素人的字里行间，生活不再是被审视和裁剪的“素材”，而就是内容本身。当无数这样的真实生活记录汇聚起来，这些回归记事本源的个体书写，足以成为映照一个时代风貌、情感与精神的公共档案。

文学由人创作并最终服务于人。时代的机遇让“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梦想映入现实，从屏幕方寸到城乡沃土的大众创作热情，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实践和真实映照。其价值注定不单单是文学的，更是时代的。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