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妙笔，胜抵十万军——路英勇新作《急先锋》再现红色报人伟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报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近日，由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路英勇创作的纪实文学《急先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路英勇巧妙融合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以“纪实文学”的独特形式，以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革命先驱李大钊、“红色报人”邵飘萍为叙事核心，通过他们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与革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如何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急先锋”，无疑为建党百年后的今天，提供了一面映照初心、砥砺前行的明镜。日前，路英勇就该书创作接受了半岛全媒体记者的专访。

向《新青年》创刊110周年献礼

记者：《急先锋》创作缘由或契机是怎样的？

路英勇：其实，我早就有写作《急先锋》这本书的打算，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到了去年下半年，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因为我要写的这本书在2025年出版才更有意义。110年前，也就是1915年的9月，《新青年》杂志诞生，刊发的文章、讨论的问题像春雷一样惊醒了当时的青年。它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冲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我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新青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无与伦比，我希望用《急先锋》向《新青年》创刊110周年献礼。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一年，今年6月交稿。编辑抓紧时间对书稿进行了细致、认真的编校，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这本书，终于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记者：五四时期进步报人很多，为何选择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三人作为叙事核心？在您看来，这三人最核心的共性是什么？

路英勇：是的，诚如你所说，五四时期的进步报人有很多。我们都知道，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礼教的禁锢被打破，思想启蒙的浪潮蓬勃兴起，大量知识分子意识到报刊是启迪民智、宣扬革新主张的重要工具，纷纷投身创办报刊；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诉求，需要借助报刊进行舆论动员、报道运动进展，凝聚民众共识，也进一步推动了进步报人群体的壮大。现在，人们习惯于把五四时期称之为“觉醒的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进步报人和他们创办的报刊，对于这个“觉醒时代”的到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这些进步报人中，有一些是早期共产党人，像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陈独秀早年就有办报办刊的经历，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带到了北京。“一校一刊”的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发展。1918年12月，他又创办《每周评论》，推动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从主编《新青年》到《每周评论》，从发起新文化运动到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他一路昂首向前，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国，先是担任《晨钟报》的编辑主任，后又成为《宪法公言》《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1918年，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不久即成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同人。他在《新青年》上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者之一。1920年10月，他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年底，任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他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

邵飘萍先是在杭州、上海等地当记者，1916年7月到北京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两年后创办《京报》。《京报》揭露北洋军阀黑暗统治，被称为当时最具锋芒的报纸。五四运动中，邵飘萍怒斥北洋政府外交无能，完全站在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1920年以后，邵飘萍以《京报》为阵地，抨击反动势力，宣传先进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呼吁社会变革，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革命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以上对三人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而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他们是思想的急先锋，更是革命的急先锋。我把他们三人作为这本书的叙事核心，并且把这本书命名为《急先锋》，其用意正在于此。

尊重史实基础上，兼顾文学表达

记者：书中提到陈独秀以“精准的选题策划”推动文学革命，李大钊侧重“妙手著文章”的办报实践，邵飘萍践行“新闻救国”之路，您在梳理这三条不同路径时，是如何平衡史实的严谨性与纪实文学的可读性的？

路英勇：陈独秀策划的“文学革命”、李大钊的“妙手著文章”、邵飘萍的“新闻救国”，都是这本书着力渲染的“重头戏”。

写作这本书，我遵循的原则是尊重史实，运用的材料都是有据可查的，但同时，我也会兼顾文学表达的合理性，增强文本的故事性、可读性。譬如，书中陈独秀策划“文学革命”这部分内容时，就突出表现了他独具魅力的人格特征：一方面是诚恳接受胡适批评和建议的谦逊，一方面是“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决绝。在我看来，这正是陈独秀作为杂志主编的一种职业素质。

李大钊、邵飘萍都特别欣赏明代诗人杨继盛的狱中题壁述志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办《晨钟报》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古钟”图案，印在每天报纸“晨钟之声”的前面。在古钟中心的空白处，印有一句名言，日日更换。如第一号的古钟名言是“少年人望前，老年人往后”，第五号则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第六号上，李大钊用上的就是“铁肩担道义”，在李大钊心目中，这是对有正义感、使命感的报人的一个最好注解。后来，他到北京大学做图书馆主任，亲手写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条幅挂在办公室里。将“辣手”改为“妙手”，更突出了一种学理研究的意味。李大钊办刊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妙手著文章”，他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而邵飘萍在《京报》创立的时候，手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部，直接摘取了杨继盛原联中的用语。他认为记者秉持正义、针砭时弊，写的文章就必须有“辣味”，“铁肩辣手”自然成为他实现“新闻救国”理想的精神信念和使命担当。冯玉祥以“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评价邵飘萍所写文章的强大力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邵飘萍站在反帝爱国的最前沿，笔下的文章就像无数锐利的刀枪，向着国内外敌人痛击。面对反动军阀的威逼利诱，他泰然自若，毫不妥协，用生命践行了“新闻救国”的使命担当。

记者：您在书中解析了“办刊办报实践”与“生命升华”的深层关联，能否具体谈谈，报刊事业是如何推动这三位先驱完成个人理想与革命信仰的融合的？

路英勇：实际上，他们三人自办报办刊之始，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陈独秀要用《新青年》“唤醒青年”，实现民主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李大钊创办《晨钟报》，是要与青年携手，共同创造“青春中华”。邵飘萍当记者、办《京报》，是为了“为国立言，为民请命”。但是，真正使他们通过“办刊办报实践”完成“生命升华”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面对国际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1918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关注巴黎和会，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号召国人“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支持学生，李大钊则加入到游行队伍之中。邵飘萍除了在《京报》上大量刊文揭露北洋政府外交无能以致丧权辱国以外，5月3日晚，他还应邀来到北京大学演讲，号召同学们挺身而出，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让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看到了学生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也看到了国家的希望。自此以后，他们就不再单纯是杂志、报纸的主编了，他们的生命在反帝爱国的浪潮中得到了升华，由思想的先锋蜕变为革命的先驱。

融编辑出版实践与学术研究为一体

记者：作为兼具学者与出版人双重身份的创作者，您认为这两种身份，分别为《急先锋》的写作带来了哪些独特的视角与优势？

路英勇：早年，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对五四时期的著名报刊、出版社以及它们的创办者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出版的内容。那个时候的学术思考对我后来的职业发展有很大帮助，长期的编辑出版实践能够使我更加深切地理解、敬佩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在办刊办报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谓“感同身受”“高山仰止”，故而能够通过一些具体的选题策划、组织稿件的实例，通过对编辑与编辑、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关系的梳理，更为深入、恰切地表现他们的文化理想、爱国精神和革命特质。可以说，这本书是我将编辑出版实践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记者：对于当下年轻的读者和媒体从业者，您希望他们从这本书中读懂什么？

路英勇：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和他们创办的报刊，把他们所处的时代造就为一个觉醒的时代。他们那坚定刚毅的身躯，在风雨如晦的历史背景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他们的报刊生涯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熠熠生辉的伟大起点。

我们追寻他们创办报刊的足迹，就是为了铭记他们的壮举、传承他们的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力谱写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让先辈们开创的伟业在新时代蓬勃发展。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