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没有路可走 | 回望2025⑥

直到现在，偶尔走神，眼前还会浮现9月3日长安街的模样——那不是寻常的安静，是种裹着期待的肃静，宏大又真切。

我们扛着沉甸甸的设备，像不安分的标点，在这片肃静里来回穿梭找角度、调参数。要看阅兵当然兴奋，但更强烈的感觉是急：仪式能看回放，可我们要的那个镜头，错过就真没了。那时候才觉出来，肩上除了设备，还有看不见的压力。

说真的，大小场面也跑过不少，从尼山论坛到全国两会，也算见过些“世面”。可当 “九三阅兵” 的任务落到头上时，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在北京前方报道的那几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八个字，算是被我们体会得透透的。

可战战兢兢，不等于缩手缩脚。从知道能去北京那天起，有个念头就疯长出来：得带“他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不是抽象的概念，是578个名字。是年初泡在史料堆里写纪录片《一张报纸的抗战记忆》时，反复遇见的李竹如、郁永言、丁柱……那些把血洒在山东热土上的前辈。这个念头一起，就在心里生了根。

但怎么带？我们折腾了很久。想过AI复原照片，想过带缩印的烈士碑。直到在报史馆，灯光昏黄，那份边角都磨毛了的“烈士名单清样”出现在眼前，就是它了。那一刻忽然觉得，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而是一群人的重量，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578位前辈，在80年后的天安门前，与今天的山河同框。

到了北京，全流程演练当天我们被分在天安门同侧的媒体区。8月23号，北京下着大雨，明明是三伏天，却冷得人哆嗦。我们裹着雨衣，一边发抖，一边反复走位，琢磨正式那天该怎么拍。

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在阅兵前一天，通知来了：换位置。这意味着之前所有的设计，全白费。心里猛地一沉，但转瞬就逼着自己冷静下来：打印的清样带不进去？那就提前拍进手机里；设想的镜头拍不了？那就到现场再找灵感。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就是不信没有路可走。

现在想想，真正的好素材，往往藏在计划之外。记者会上，小林阳吉先生举起《大众报》那一刻，全场掌声雷动。我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珍贵的新闻点，随即决定要在发布会结束后“围堵”小林阳吉做个采访。发布会结束，媒体一拥而上，我们也顾不上什么素质、形象，使劲往前挤，大声喊了一句“我们是山东的媒体”。

令人感动的是，小林先生听到后，径直走向我们，接过了话筒。抢到了采访，后面就是抢时间。我们顾不上吃饭，立刻整理视频逻辑、组织出镜语言剪片子，三个人都想着快出片、成稿。那种跟历史直接对话的感觉，又紧张又真切，到现在都忘不了。

那几天，时间被拉成了长长的、紧绷的弦。我们成了追赶时间的人，饼干就着咖啡当饭，剪片子剪到眼皮打架，一天能在北京城划出好几个对角线。身体累得像散了架，可心里的那股劲儿始终憋着，一点儿不敢松。

终于到了9月3日清晨。我们最终的站位离长安街很远，视野里满是攒动的人头和挥舞的旗帜。钢铁洪流驶来时，大地跟着震动。我把手机举高，屏幕上是那份被我们拍下来的烈士名单。那一刻脑子里没有任何高大上的词句，只觉得手臂酸得厉害，却死死攥着手机不敢动—— 生怕一哆嗦，画面就糊了。

就在这片震耳欲聋的轰鸣里，我盯着屏幕上那些安静的名字，忽然无比确定：他们看见了。真的不是比喻，就是打心底里觉得，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辈，此刻就站在我们身边，看着这盛世山河，看着这国泰民安。等到方阵过去，我放下发酸的手，和搭档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但心里都明白：我们想办的那件事，办成了。

多年以后，我们或许会忘记奔波的疲惫，但一定会记得长安街清晨五点半，天际线被点亮的瞬间；记得那份泛黄的烈士名单清样，在手机微光中与钢铁洪流历史性同框的瞬间。能去现场亲眼见证历史，并用我们的镜头和笔成为这一切的记录者，我们何其有幸。

（大众新闻记者 马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