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立法保护汶阳田？它曾引领农耕文明数千年！

2025年12月4日召开的泰安市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通报,《泰安市汶阳田保护条例》于2025年10月28日,经泰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11月20日经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将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汶阳田到底是怎么回事?泰安市为何要专门立法保护?

大汶河滋养的膏腴之地

泰山巍巍,汶水汤汤。在泰山西麓,一片被古汶水(今大汶河)深情哺育的冲积平原,静卧千年。它,便是被誉为中华农耕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汶阳田。它并非疆域广阔的州郡,也非叱咤风云的都城,而是一片静卧于泰山之阳、汶水之滨的肥沃平原。然而,正是这片看似寻常的田畴,却像一块文明的磁石,在数千年的时光里,持续吸引着先民聚集、技术革新、制度演变与文化交融。从大汶口文化的远古星火,到春秋战国的列国争锋；从精耕细作的农业典范,到塑造社会形态的赋税革命；从周礼儒风的深厚滋养,到齐鲁智慧的激烈碰撞与最终合流,汶阳田的故事,堪称一部微缩的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它超越了单纯“粮仓”的概念,成为我们理解华夏民族何以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文明何以绵延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泰安境内的母亲河大汶河,古称汶水,发源于泰沂山脉,汇聚众流,蜿蜒西行,最终注入东平湖并连通黄河,全长二百零八公里。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山东境内罕见的“倒流河”。千百年来,其干流与漕浊河、康汇河等支流共同冲刷沉淀,造就了这片广袤肥沃的平原。今日的汶水流域,属暖温带季风气候,然而回溯史前,景象大不相同。考古发现的大象遗骸、孢粉与硅酸体分析均指向一个更温暖湿润的过去。《周礼·考工记》有载:“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说明先秦时期,汶水南北气候差异显著,以南更似亚热带,雨林茂密,象群出没,生态优渥。

正是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距今六千至四千五百年的大汶口文化蓬勃发展。先民们在此完成了从游猎到农耕的伟大转折,从母系社会迈入父系社会,建立起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始农业模型。他们种植大麦、小麦、黍、稷、稻、粱等作物,可能已实现一年两熟。直至春秋,《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记载:“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可见“麦”与“禾”仍是汶阳田的主要命脉,其丰歉直接关系邦国存续,歉收时鲁国不得不向齐国借粮度荒。

“汶阳田”有广狭二义。广义泛指汶水两岸平原；狭义则特指大汶口以下、汶河中游北岸的这片精华地带,以今肥城市汶阳镇为核心,自古便是令人垂涎的宝地。《左传》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载“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即指此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汶水》确认:“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流迳汶阳之田,齐所侵也。自汶之北,平畅极目。”今日踏访,这里依然地势平旷,土属潮褐,土层深厚,地下水源丰沛甘甜,堪称农耕天堂。

齐鲁必争的“文明膏腴”

如此宝地,注定无法平静。春秋时期,鲁僖公将汶阳田赐予权臣季友,绝非简单的赏赐,而是以核心资源换取政治支持的博弈。这拉开了此后数百年齐鲁两国反复争夺汶阳田的序幕。

《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记载,在公元前685年至前284年的四百年间,齐鲁间爆发战争三十三次,其中齐伐鲁二十三次,鲁伐齐十次。“自古文明膏腴地,齐鲁必争汶阳田”的谚语,道尽了其中的刀光剑影与战略价值。这片田畴的归属,牵动着两国国运。春秋中后期,汶阳田在拉锯中最终被齐国实际控制,即《水经注》所言“齐所侵也”。失去汶阳田的鲁国,国力日衰,终在公元前249年为楚所灭。

至战国末年,强齐成为秦国统一最后的障碍。秦采取“断齐右臂”之策,率先攻占泰山以南地区,设立东郡,将包括汶阳田在内的富庶区域纳入囊中,极大削弱了齐国的战争潜力。公元前221年,秦终灭齐,完成统一。一片田畴的得失,竟与天下大势如此紧密相连,其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深耕细作两千年

支撑汶阳田重要地位的,不仅是其天赋沃土,更是其数千年领先的农耕技术。

早在春秋战国,伴随铁器与牛耕的推广,汶阳田便率先淘汰了原始的撂荒制,实行土地连种,讲究“深耕熟耨”(《庄子·则阳》),并采用先进的“垄作法”:高旱处作物种在沟里以保墒,低湿处作物种在垄上以避涝。更出现了复种制的雏形,《管子·治国》称“四种而五获”,《荀子·富国》言“一岁而再获之”。这种高效产出,或许正是商王迁都汶泗流域、鲁国择都曲阜、秦代置汶阳县的深层经济动因。

汉代,武帝推行先进的“代田法”与“区田法”。作为名冠天下的膏腴之地,汶阳田自然成为试验与推广的前沿。“代田法”通过沟垄逐年轮换,实现抗旱、防倒、保地力,此法后来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在北方旱作农业中仍见其遗韵。“区田法”类似于精耕细作的高产试验田,强调深耕、密植、足肥、勤管,可视为古代农业“科技攻关”的典范。

水利是农业命脉。汉武帝时,“泰山下引汶水”溉田万余顷(《史记·河渠书》)。这项浩大工程,极可能惠及汶阳田核心区,为高产稳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朝廷推广耦犁、耧车等新式农具,令郡国遣员赴长安学习,汶阳田的生产效率因此再度飞跃。

综观古代,汶阳田在轮作复种、间作套种、深耕细耙、中耕除草、田间管理、水利兴修、工具革新等方面,始终走在华夏农业的前列,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私田裂变与赋税革命

先进的生产力,必然催生生产关系的变革。汶阳田也是中国早期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深刻演变的见证地与先行区。

西周至春秋前期,普行土地国有的“井田制”。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井田制逐渐瓦解。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推行的“初税亩”,被视为划时代的事件。它承认私田合法性,按亩征税,实则是土地私有化在法律上的确认。这一重大改革,很可能在像汶阳田这样农业发达、私垦活跃的地区酝酿或率先得到贯彻。

紧接着,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作丘甲”,改革军赋,让野鄙之民也开始承担军备,社会身份有所松动。至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用田赋”,最终实现了按田亩征收军赋,赋税制度与土地占有彻底挂钩。这一系列从“初税亩”到“用田赋”的变革,构成了完整的“履亩而税”体系。

毗邻的齐国也相继实行了类似改革。无论汶阳田归属于鲁还是齐,这片土地上都激荡着时代最前沿的经济制度变革浪潮。这些变革,从法律和经济基础上瓦解了西周宗法分封的根基,为后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奠定了最早,也是最坚实的一块基石。可以说,汶阳田的阡陌之间,悄然孕育着未来帝国的新秩序。

礼乐生根与君子之风

文明的深度,不仅见于物质与技术,更在于制度与风尚。汶阳田所在的鲁地,是周礼保存最完好的区域,儒家文化的源头。

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已过渡到父系氏族阶段,为宗法制度萌芽提供了土壤。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家国同构”,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同源同构。《周易·家人卦》说:“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君主被视为全国的“君父”,官吏则是地方的“父母官”。这种结构,通过儒家思想的强化,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既在漫长岁月中维系了超稳定结构,也培育了强烈的“家国一体”观念与爱国主义精神。

深受周礼与儒家熏染,鲁地形成“礼仪之邦”的厚重民风。司马迁评价鲁人“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俭啬,畏罪远邪”(《史记·货殖列传》)。《庄子·胠箧》中“鲁酒薄而邯郸围”的典故,虽意在嘲讽,却也侧面印证了鲁国恪守礼制甚至略显固执的形象。上行下效,汶阳田民风淳朴重礼,勤俭持家。

这片土地尤其被誉为“君子之邑”。孔子适齐路过肥邑(今肥城境),曾赞叹:“肥有君子焉。”他所称赞的,是曾任鲁太史的左丘明。元代李谦在《肇建庙学记》中称此地“密迩邹鲁,有孔孟遗风……性质直怀义”。清代学者唐鉴行经汶泗,目睹“行让路,耕让畔”的古风,感慨“圣贤过化之地,其礼犹存也”。自古至今,谦恭礼让、崇德尚义、急公好义的君子之风在此传承不息。至今,一些乡村仍保留着古《仪礼》中“乡饮酒礼”的遗风,虽酒薄而情厚,核心在于“敬老尊贤”,凝聚乡谊。

仁智交会的文化熔炉

汶阳田地处齐鲁交界,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文化交会融合的熔炉。

春秋战国时期,鲁学与齐学双峰并峙。鲁学根植农耕,崇仁尚德,重礼守常,是“仁者型”文化；齐学依托工商,务实通变,尚功求利,是“智者型”文化。二者起初难免冲突。孔子曾因鲁国内乱适齐,其“君君、臣臣”和“政在节财”的主张虽得齐景公欣赏,却遭晏婴反对而未得重用,深层原因正是文化理念的差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孔子以礼相争,助鲁国收回汶阳田,是一次鲁文化的外交胜利。孟子在齐,也与稷下学宫的学者多有思想交锋。

然而,长达数百年的比邻而居、互通婚姻、使者往来、商贸活动,乃至战争冲突,使得两种文化在碰撞中不断交流渗透。地处交通要冲的汶阳田,成为这种交流融合的前沿舞台。鲁学的道德理想与齐学的务实智慧在此相互补益,逐渐熔铸成“仁智合一”的齐鲁文化形态。这一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内涵,使其既具道德高度,又不乏经世智慧。历史上从这片土地走出的众多仁人志士、文臣武将,无不承载着这种融合文化的深刻印记。

从大汶口文化的星火,到春秋战国的风云；从领先时代的农耕技术,到深刻塑造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与礼乐文明；从齐鲁文化的激烈碰撞,到最终的水乳交融——汶阳田,这片黄河下游的古老沃野,宛如一部摊开在大地上的厚重史书。它不仅意味着丰饶的物产,更代表着中华农耕文明在技术、制度、文化等多个维度上的早期探索与辉煌成就。其“引领”之功,深嵌于文明发展的脉络之中。当我们再次凝视这片广阔平静的田畴,耳畔仿佛依然回响着千年来的犁铧之声、礼乐之鸣与思想激荡,提醒着我们脚下土地所承载的无比深厚的中华文明记忆。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

□孙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