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陈经伟：2025年中国新闻学研究述评

作者：张志安（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刊学术顾问）；陈经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1期

导 读：

基于对2025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中代表性成果的梳理，文章聚焦新闻生态的基础设施转向与流程再造、新闻传播的主体关系重构与智能吸纳、新闻系统的生产范式变革与价值否思、新新闻生态的价值坐标与行动理路、作为实践起点的系统性变革五个主题，尝试分析2025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学术图景。

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进程将平台逻辑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中，使得政治形态、经济模式与文化表征呈现一系列变动。作为社会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业的观念、实践、关系网络、整体生态也随之变化，而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技术进一步加速了技术对新闻系统的改造。总体上，2025年的中国新闻学研究，处在从数字化、平台化向数智化过渡的技术节点上，注重探索新闻业的内部转型与外部联结，同时又在新新闻生态的实践中尝试进行知识体系的补漏与发展。

本文梳理2025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尝试拆分出新闻生态的基础设施转向与流程再造、新闻传播的主体关系重构与智能吸纳、新闻组织的生产范式变革与价值否思、新新闻生态的价值坐标与行动理路、作为实践起点的系统性变革五个主题，试图廓清2025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学术图景。

一、边界交转：平台社会与智能基座

作为一个隐喻性概念而非规范性、识别性概念，新闻生态承继了媒介生态学与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理论谱系，镜照出数字新闻、数字新闻业与数字新闻学三个层级研究领域的边界轮廓。[1]这三个层级对应着变革语境下中国新闻学体系的本体范畴、主体网络、整体结构的逻辑递进与动态演化。当平台社会遭遇智能传播的技术变革，新闻业将如何发展？数字新闻业方兴未艾，智能化浪潮又汹涌袭来，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呈现在新闻学研究边界的交织与转换之间。

（一）新闻生态的基础设施转向与流程再造。基础设施映射着人类活动物质性与社会性间的复杂关联，进而基础设施的视角意味着将那些日常媒介实践的生成路径显化与问题化，从而呈现技术物与“人—物”交织的间性关系。

在新闻学的研究视域中，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元概念，经常被隐喻性地应用于描述支撑新闻生产、流通与消费等不同环节得以实现的功能性架构中。从概念工具的类型划分来看，既有描述重建新闻权威和公众信任的“事实核查基础设施”，也包括将新闻业与平台关系抽象化的“基础设施捕获”“基础设施配置”等体现基础设施式研究思维的各类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与过往“新闻中心”取向下只将专业新闻机构、职业新闻人及新闻常规等作为其支撑要素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有助于建构不同于职业范式的新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2]

平台媒体通过多元技术整合，正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深刻影响着新闻生产、信息流通与公共场域。而在以“加速”为核心表征的传播环境中，专业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受到时间结构的约束，持续快速地生产新闻内容，同时也策略性地利用时间资源，以此发挥自身能动性。[3]

“生产时效”便成为一个理解新闻生产流程的关键概念，从而将人与信息、人与人、人与时间三对关系的横纵张力凸显出来：横向看，新闻生产的时效性受新闻制作的类型需求、新闻机构的生产视野、新闻发布的预期媒介三种因素的影响；纵向看，新闻生产的时间价值在身体、社会、经济层面又存在规范和经验间的矛盾。[4]

因此，新技术被新闻业认识、接纳、嵌入并非简单的线性逻辑，而是在经历正当化的建构过程后，作为驱动业态演进的推力发挥作用。在此语境下，“算法”无疑是新闻生产流程变革中的核心要素。而在算法与新闻生产相加相融的过程中，主流媒体和商业传播平台分别用不同的话语策略建构了符合自身利益和媒体定位的“算法效率观”，两者在共识和差异中共同形塑着新闻内容生态。[5]

平台的基础设施化隐含着人工智能吸纳的技术架构，将以平台为中心的生产、流通、消费进一步裹挟在效率与效益的发展轨道中。[6]在平台基础设施化与智能技术吸纳的双重趋势下，专业媒体已不再像大众传播时代那样主导可见性生产，而是通过平台算法系统的调度，将曾经分散在各主体手中的可见性权力重新吸纳、整合，并赋予这些主体新的可见性地位。然而，平台对这些机制上的可供性、效力及其运作方式拥有最终决定权，使得可见性的分配最终服从平台的技术逻辑与商业利益。[7]

这导致新闻业越来越依赖数字分发平台来获得更多的市场注意力和可见性资源，使得平台作为“分发者”的角色愈发得到强化。“分发”不仅用于描述信息在不同地点之间的流动，还指向知识的流通实践，暗合了媒体权力控制的转移，即从中心向边缘乃至更广阔的空间散布。在此意义上，“分发”作为从原本指代和表征正式的或体制性的传播实践、工作惯例，转向关注以技术为中心的分发机制和运作系统，成为新新闻生态系统的一种基本认识论。[8]

当前，新闻消费生态呈现嵌套性和弥散性的双重特性：在数字新闻消费的习惯方面，个体行动特征体现为新闻消费渠道的平台化、消费态度的矛盾化和消费结构的差异化；在数字新闻消费的模式方面，则形成了三种典型的群体信息过滤机制：新闻回避的直接分隔机制、新闻偶遇的被动接触机制和新闻组合的主动优化机制。[9]

首先，“新闻泛化”与“新闻弥散”作为两个互为表里的概念揭示着新闻生态的形态演变：泛化的新闻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提升新闻消费者整体的新闻素养与新闻意识，促使其对新闻主动接触，也使“新闻”作为一种“文化日记”与日常生活紧密绑定，成为介于感性身体记忆与理性历史书写之间的常态化记录方式。[10]而“新闻弥散”指的不是具体新闻内容或产品在媒介管道中传递的过程，而是对于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方式的总体性描述。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新闻的本质逐渐从内容产品向信息关系转变，过去那种主要面向文本品质的新闻价值体系也逐渐让位于连接性、关联性、情感性等以流通效能为目的的新标准。[11]

其次，在“泛化”与“弥散”的层叠现实下，“新闻偶遇”正成为平台化新闻生态的一种新兴消费形态，其有助于打破原有的信息边界，拓展个体的认知范围，促使个体进行更审慎的思考，推动对立群体之间共同事实基础的构建，为公共对话建立协商空间。[12]

最后，新闻消费的消极后果集中表现为青年用户的“新闻回避”，这表面上是个体层面的选择，实则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包括负面新闻引发的消极情绪、新闻焦虑与失控感等[13]，而社会规范通过重构公众对于新闻消费的认知框架，推动个体主动承担公共责任，也许能够为破解新闻回避困境提供可能路径。[14]

因此，未来平台型媒体将持续影响整体新闻生态的变化。平台型媒体构建的关键词是结构开放、功能整合和生态重组，其赋能媒体演进的基本范式从“媒体形态竞争”转向“生态位争夺”，从“信息传播”转向“认知建构”，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平台型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连接越来越多地呈现基础性、动态化、广泛渗透的特征，媒体演化逻辑也从“去组织化”过渡到“再组织化”，由此其有望以“组织—连接”的方式成为社会的操作系统和底层逻辑。[15]

（二）新闻传播的主体关系重构与智能吸纳。新闻生态的主体网络在技术环境变革的背景下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快速扩张。一方面，平台社会的崛起导致主流媒体的权力转移，推动“新闻世界”与“生活世界”区隔的贯通；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使其日益成为新闻传播主体网络中不可忽视的非人行动者，激发新闻生态的自我演化。

在此背景下，“人机传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随着机器从“交互行动者”进化为“交互主体”，技术逐渐作为传播者参与到人技共同意义的生产中，“人技/机共生”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之间的中间进路，既通过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彰显机器的能动性，也通过与激进的后人类主义划清界限，维护人类作为主体的尊严。[16]此种“共生”也间接引发了数字新闻生态的“数字囤积”现象，其形成于技术发展背景下的信息归档失序和源于功绩想象的信息错失恐惧，体现了人机共生状态下普遍性的信息处理失调。[17]

而人工智能直接参与记者的新闻生产活动，在改变其工作模式的同时也冲击了其职业边界的自我认同。从业者将人工智能视为“助手”，并否认人工智能对自身职业构成威胁，却在话语中表现出防御性姿态，既调用专业主义话语和宣传话语捍卫自身地位，又重新定义“记者”的职业角色、技能和业务范围。这种对技术的有限采纳和职业认知的调适，体现了新闻从业者在技术冲击下自我保护与革新的努力，揭示出技术接受在“工作”与“职业”层面的边界。[18]而技术哲学巨匠芒福德提出的 “技术与人的本性同步进化”观点则提醒我们：人机协同内容生产的边界具有流动性与进化性，新闻从业者应坚守人性价值，重塑富有弹性张力的流动边界。[19]

新闻生态的复杂主体网络也使得新闻信任中的人机维度受到关注。信任是新闻业与受众建立联系的前提条件，以往对新闻信任的理解经历了“可信度”与物质转向两个发展阶段，强调技术对新闻信任的塑造与挑战。但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远非信任发生的场所与透明中介，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信任主体参与新闻信任的建构过程。[20]伴随数智进程的深化，信任建构逻辑正经历根本性的媒介化转型。信任不再仅经过媒介传递，更在智能媒介的技术架构、平台机制与算法规则之下被系统性重塑。[21]

除了非人行动者，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也正在以不同方式大量地进入到新闻传播内容中来，构成“普通人日常新闻”这一新类型。这源于传播主体在逐渐适应网络传播环境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灵活方式重新定义和捕捉对象差异性，主动将普通人“邀请”进新闻文本中，这导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大规模“新闻化”现状。[22]以“苏超”为例，普通人同时作为流量的消费者与“创流”者推动着新闻生态的结构性变革。“创流”即草根智慧介入流量生产，将流量逻辑下的数据殖民复归为人的汇聚的实践，展现出民众文化体力的重建与草根叙事中的生活主体性回归，一定程度上促成亲密公众关系的生成。[23]

此外，作为依托数字平台开展新闻实践的新型行动者，“新闻网红”借助人格化叙事、平台机制和公共信息关系，也在参与新闻的协商性建构，进而重塑新闻的认知框架、传播路径与社会动员机制。这种以行动主义为核心的实践逻辑，拓展了新闻的功能边界，展现出新闻在数字生态中介入现实、影响社会的文化潜能。[24]

媒体在平台化与智能化的技术条件下，通过“量化受众”能够更加准确把握受众需求与用户画像，提高新闻影响力。[25]然而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不仅是一种新闻生产自发的技术吸纳，而且是国家、媒体、科技公司、算法技术、用户等多元行动者依照自身行为逻辑进行互动的产物，进而催生了一系列伦理争议。[26]

因此，秉持数据主义思维理解新闻用户虽具有一系列便利，但会造成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简化用户身份、刻板化用户行为，以及误解用户价值立场等多重偏差。应回溯用户作为新闻体验者、行动参与者、新闻生态关键节点的主体地位。[27]

（三）新闻组织的生产范式变革与价值否思。新闻生态正处在平台社会与智能革命的关键过渡期。尚未在数字平台的技术架构中站稳脚跟的中国新闻业转而又遭遇人工智能的冲击，便产生了“踌躇中前进”的局面：智能热潮催促着新闻业内部的技术吸纳进程，后者又必须在复杂实践中审慎保持“价值冷思”，中国新闻业便在此种现实中边否思边变革。

谁在生产新闻？数字时代，中国的数字新闻生产者包括社会媒体、商业媒体和个人媒体三种基本类型，社会媒体又可细分为专业媒体、政务机构媒体和其他社会媒体。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多元生产者使得数字新闻系统的最大问题变为子系统间的核心目标差异过大，这就使新闻系统的独特功能从大众传播时期的“以新闻谋一事”变为“以新闻谋多事”，即通过新闻手段实现多种差异性乃至互斥性目标。[28]

此种矛盾指向在平台、市场、行业等多重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与制约下，新闻编辑部的生产实践面临着时间、空间、消息源、呈现形式等常规式变化。如果无法平衡好媒体逻辑与平台逻辑，不仅可能会加重用户在信息获取与事实认知方面的负担，也会影响专业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的维持，甚至在“伪新闻”“标题党新闻”“新黄色新闻”横行的内容生态中导致用户否认新闻业的价值及新闻消费的意义，对新闻产生抵触、回避等行为。[29]从撰写“报道”到提供“产品”似乎是生产变革的必由之路。当下，新闻产品这一概念频繁与媒体融合、用户导向等业务新范式的表述相联结，使其已从传统意义上新闻实践活动的结果，逐步延展为用以描述数字新闻生产之动力基源、制作流程、分发模式、效果评价等环节的特有话语体系，并作为数字新闻学的标识性概念和策略性话语，维系新闻业的职业权威。[30]

生产观念的转换深化了新闻业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效率”技术的追求，同时也带来诸多否思。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关键技术类行动者的崛起，使新闻业的自动化程度发生质的飞跃，呈现从流程自动化向判断自动化演变的趋势，也制造了一系列传统新闻伦理难以解释和应对的道德困境。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让新闻价值判断成为计算的结果，促进了新闻模态的感官转向，形成了对话性的新闻分发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实践原有的德性原则因人类行动者对自身专业裁决权的不断让渡而被持续消解。[31]

同时，AI生成新闻评论的词汇使用趋于规范与理性，句法结构单一、表达集中，语义结构内部同质性高，印证了其依赖概率统计、追求“合理”语言生成的机制特征。“AI味”及其引发的幻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生成式内容与新闻评论体裁的不兼容，需建立起一种边界意识，重新审视智能新闻生产的边界问题，并由此重新锚定新闻业在当下信息环境中的地位与意义。[32]

有别于普遍加速的生产场域，作为一种实践中的“慢新闻”，非虚构写作营造了一个有别于主流新闻业的“另类”减速时区，其另类时间性并非某种整体性安排的结果，而是在故事新闻的基本范式下，各组织异质性时间文化的一种有序联合与努力。尽管这些机构和组织在加速新闻生态中仍面临自我结构化的危险，但“在实践中复杂生成的慢”亦具有实现现代新闻业减速理性的潜力。[33]

总体来看，中国主流媒体从早期对技术的防御性适应转向人机协同主张，呈现“有限性开放”与“体制性嵌入”的新闻业技术观念特征，并倡导在技术适配的过程中确立以专业实践规律为核心面向的自主性技术观念逻辑。[34]这一过程深刻影响着新闻学知识体系的自我更新与专业实践。

二、危机亦生机：新新闻生态下的专业实践进路

中国新闻业发轫于时代变革与社会运转的内生性需求，又以自身为结构性子系统联结外部、聚合整体，也正因此具有迫切追赶技术环境变迁的原动力与源基因。随着变化加速，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生产并不能总是回应实践的步伐。如“数字新闻”作为数字化浪潮的概念产物，仍只是一个被有限接纳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网络的基础设施化使“数字化新闻”成为最基本的新闻形式，导致该概念区别于“新闻”一词的独特性正在丧失，而没有大规模扩展至新闻行业和日常生活领域。[35]这种“×新闻”的概念生产显然在内涵厘清、理论建构和对话等方面存在不足，且在中国语境下缺少主体性自觉，进而造成概念生产孤岛化的必然，新闻学研究传统则强化了这一倾向。[36]

上述现实折射出两点总体判断：新闻学的知识体系缺乏新的、强有力的理论支点，缺乏足够坚实、能够与数字时代社会实践紧密连接的基础性理论；新闻学界对何为元理论、如何发展基础理论等问题的认识深度和阐发程度都还不够，无法有效促使大众理解和认同新闻学的理论成果。[37]因此，应在充分厘清学科价值与发展路径的前提下，发展标识性概念与本土化的学科体系。

（一）新新闻生态的价值坐标与行动理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将“新闻能力”视为执政能力的基础能力，使新闻系统升格为支撑和联结其他执政能力的重要中枢，赋予其社会治理的使命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执政能力的新闻能力，是政治权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外化和新闻活动方式在政治活动中运用的辩证统一，既表现为管理和治理新闻的能力，也表现为以新闻方式推进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和政党形象建构的能力，呈现政治性、精神性、专业性等特征。[38]进而对中国新闻学来说，“人民至上”代表“为谁结合”的新闻政治立场问题；“回应时代之需”指向“为什么结合”的新闻功能性命题，“不断采用最新技术手段与方法”解决的则是“怎样结合”的新闻操作性议题。[39]

新闻学长期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这种停滞源于迟迟不见更新和变换的问题域。传统新闻学的总问题在于“新闻活动如何进行”。在这一总问题中，人处于缺失和遗漏的状态，而这正是新的总问题提出的依据。新闻学新的总问题应该是“如何在生存论意义上理解和阐释新闻活动”。交往范式正是针对新的总问题而提炼和建构起来的新闻学研究范式。交往范式主张新闻是一种交往实践活动，同人的生存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以交往为基础视域开展新闻学研究将使新闻学的哲学根基从认识论转向生存论，进而为新闻学开辟出广阔、丰富的问题域。[40]

以“新闻交往”为价值观照，映射出系列研究的价值光谱。首先是新闻的“情感转向”。新闻中的情感要素从理论和实践的边缘走向中心，建立起正面形象，进而获得了合法地位。情感转向的原因表现为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范式颠覆，本质上是新闻专业主义对情感的工具性征用与时代化表述。[41]这种转向在实践中却表现为市场化新闻组织对情感性因素使用的“不确定”，使其在专业传统和表达情感之间不停游移。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新闻组织采取了“试探性”的方式使用情感性因素，面对“不确定”环境，新闻组织将使用情感视为一个不断尝试的学习过程。[42]

“情感转向”与对“过程真实”的反思形成互文。数字时代的新闻知识作为一种在平台算法、用户互动、技术介入与情绪反馈中持续流动、协商与生成的过程性存在，新闻真实性原则亦需转向“过程中的真实”而被理解。过程哲学视域下的数字新闻认识论构建了一种“流动—关系—生成”的新逻辑线程[43]，这源于主流媒体及权力机构虽仍掌握真相定义权，但真相的涌现现象使多元行动者拥有了真相评判权，两类聚合方式的协同是数字时代“新闻求真”的理想路径。[44]

将新闻媒体重新置于“地方”与“附近”中，回溯其结构性社会位置的影响和作用，有助于拓展对当前新闻生态的整全视野。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新闻媒体生态的活力源于对地方的回归，以及与当地社会联系的重新建立和加强，面对“夹心层”的挑战，地方新闻媒体应转变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节点和交往网络，为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提供新的可能性。[45]

在实践中，数字影像技术的广泛应用突破传统新闻生产的专业壁垒，将大众的视觉记录转化为重要的新闻素材，提升了日常生活的可见性，以日常性和情感传播为核心特征的“附近”叙事催生了短视频形态的暖新闻，在网络生态中形成了对极化表达、极化情绪的对冲。因此，技术赋能与情感联结的双重作用创新了新闻舆论引领的方式，从而开辟植根“附近”的新闻人民性重要理路。[46]后者本质上是行动主义视觉化和数字新闻行动化两种媒介实践趋势的融合。

在技术、新闻、美学的融合下，新闻叙事与美学原则深度融合，美学价值和新闻价值得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新闻叙事中，新闻的表现形式从单一的文本叙事转变为多模态、多感官的叙事方式，对视觉强化、情感驱动、沉浸感的追求提升了新闻叙事感染力。[47]进而推动新闻叙事的视觉美学转向：“视觉行动主义”作为多元新闻行动者基于视觉新闻生产行动构建的动态关系网络，意在动员情感公众介入公共议程以推动社会变革。[48]

而在新闻创新层面，通过对现实新闻实践活动的“策略性远离”，新闻实验室创造了反思、优化新闻实践的一类“阈限空间”，新闻创新的行动者基于新闻生产的问题导向、不规则边界和自反性机制的核心指征开展新闻创新行动。新闻实验室不仅体现了新闻业组织形态的创新，更折射出新闻从业者以实验为元观念的专业驱动，其价值旨归不仅在于推动新闻业所面临现实问题的解决，更在于重构新闻创新的认知结构与观念逻辑。[49]

（二）作为实践起点的系统性变革。从变革历史来看，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媒体融合，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摸索后，始终未能真正摆脱身份、制度和新媒体产品市场格局等方面的压力。AI时代，进入系统性变革阶段的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旧困未了、新愁又起，面临着新的系统性困境。[50]

若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工智能浪潮上看，新闻业的真危机已显而易见。数字技术革命催生了新闻生产力的跨时代变革，其与传统新闻生产关系的适配性危机成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动因。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出发，主流媒体转型的深层问题体现为新闻生产资料占有与分配不均衡，新闻产品的供需脱节与用户缺席，以及劳动关系受制于机械化生产流程与僵化评价机制，新闻生产创新乏力。[51]在此过程中，传媒业自21世纪以来的产值跃升和结构优化并非仅得益于技术驱动，关键在于在“国家回归”的政治引领下构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体系。[5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配需要进一步着眼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命题的拆解细化。首先，“主流媒体”的本质标准为意识形态代表性、体制机制权威性与社会影响有效性的有机统一。为此，系统性变革的目标在于保障与巩固其“主流”地位的“名实相符”。变革既关乎技术与制度的重塑，更关涉传播过程中“人”的精神意志与价值信仰。[53]其次，“系统性变革”要求以传媒业发展趋势、主流媒体体制机制环境、资源禀赋、核心能力等因素为起点，构建以变革目标、新稀缺资源获取、可行路径与配套措施的系统性实施框架。[54]

当前，主流媒体仍处于“平台依赖”的四重状态中：内容分发渠道的平台化集中、新闻生产受平台商业逻辑影响、传播效果受平台规则制约以及媒体品牌形象的虚化。[55]而作为多重因素驱动的业态变革，主流媒体必须在价值导向上遵循党性原则与传播规律统一、人民立场与用户导向融合、公共性与商业性平衡、制度优势与技术创新协同，进而在实施路径上深耕组织变革轻量化、生产传播实效化、平台建设连接化、技术应用场景化、商业模式垂直化等共性方向[56]，以寻求突破“平台依赖”的机遇。

随着智能化成为主流媒体变革的前置条件，互联网平台的角色逐渐从单纯的功能性工具转变为深度嵌入新闻生产、传播、组织和治理的结构性力量。[57]进而，平台成为主流媒体展开自身关系场域，推进系统性变革的主战场，其中又以“算法—流量”这一对平台架构最为关键。

算法不仅左右着多重可见性，更是商业逻辑深度植入的技术工具。在此语境下，“算法制度性”的构建也许能为主流媒体与平台关系的调适提供指导路径，其指的是政治逻辑通过代码规则嵌入传播系统的底层架构，从而化解主流媒体在算法时代面临的价值失衡、传播失效、评价失焦三重危机，实现制度权威对算法权力的结构化支配与价值引领。[58]

而正能量、大流量、高质量作为一组“不可能三角”，常常迫使媒体在其中进行抉择。事实是，在平台化传播生态中，流量难以成为中性、客观的衡量指标，而是由商业平台基于其算法机制、用户数据与界面设计所建构的评价装置。[59]在此语境下，“策展型流量治理”作为媒体主导的流量治理形式，为理解主流媒体在流量社会中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中通过符号生产、专题聚合、议题设置、场景动员与价值建构等递进性实践，从“信息发布者”跃升为“治理型策展人”，推动可见性再生产、传播节奏调节与社会共识生成的流量转化。[60]进而形成了“分布式把关”的流量与新闻生产关系的情境化阐释：媒体在政治导向、情感动员、阵地抢占的细分目标下，弹性化地将流量作为新闻价值判断的参考，从而对不同价值要素进行锚定、改造和凸显，建立其把关秩序。[61]

面向数智社会，人工智能将逐渐从“技术物”演化为“社会存在”，朝着工程社会学意义上的技术“域定”发展。若说社交媒体平台编码的是人类交往中的人际关系，在系统性变革语境中，AIGC编码的则是交往的主体。[62]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以其数据整合、实时分析与算法优化等能力重塑媒体组织的响应逻辑与协作方式，成为提升组织架构弹性的支撑力量。具身智能的引入，预示着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领域由“后台算力”到“前台行动”的发展方向。[63]

由此，需要基于数智技术的可供性和“数智生产力”的构建，推动主流媒体运作理念从“数智工具驱动”演进为“数智思维驱动”，实现生产力的升维，进而通过数智技术在物理层的感官交互、能力层的优势互补、话语层的权力分配，为主流媒体搭建起“人机共生”的新型生产关系，推进体制机制创新[64]，从而推动主流媒体从“信息传播中介”转向“认知基础设施”的角色转型。[65]

需要指出的是，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多侧重于技术升级、平台运营和整体结构优化，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能动性与发展需求关注不足。新闻从业者在系统性变革进程中面临着困境，如职业理想失落、内容使命偏移、技术支持缺位等。“回到人本”，重构“人”与组织、制度、内容、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助于实现系统效能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协调统一。[66]

三、结语

2025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积极拥抱平台社会的数智转型，在否思中推进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主要聚焦在本体范畴、价值体系与专业变革这三个逻辑层面。

首先，在经历数字平台对传播权力网络的转移过程后，“平台社会”已作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生发的源点进入本体范畴，且在数智化进程中动态地调适与回应实践问题，即基于平台基础设施的新闻生产、流通、消费的考察，发掘新新闻生态中“人主体”行动者与“数智主体”非人行动者的复杂网络，进而推动新闻组织在技术吸纳过程中的整体观念转型与实践路径。这些议题回应着当前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在何种程度上“真实存在”，又如何在旧关系的割舍与新关系的联结中更新自身的本质。

而在价值体系上，主动将自身纳入更广泛的“能力”“交往”“情感”等普遍性范畴中，并落实到“地方”“附近”的内生性位置，一定程度上呼应着当前系统性变革的实践起点，即在处理“生产力—生产关系”“算法—流量”“高质量—正能量—大流量”等关系时，也要把握技术的社会化与人的技术化的动态平衡。

2025年作为AI“应用元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多元发展、多极分化，智能体从概念到落地，对中国新闻学来说，应有以下三方面考量：一是理论建构层面，应更有意识地重访学科根基中被数智技术重构的经典概念与观念，并从本土经验出发推进中层理论的发展，如讨论社交媒体语境下个体层面的议程设置效果[67]，及用户设置自身新闻议程的策略性实践[68]；二是方法自觉层面，应强调“经验/技术—方法—理论”的研究进路，关注技术中介下的具体经验生成过程，如发展新闻民族志方法，“超越”传统定义下的新闻业，对持续快速变化的数字新闻生态系统提供有力的解释与反思[69]；三是价值体系层面，应强化新闻产品、组织、变革等新闻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关联，推进中国新闻业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协同运作，如县级融媒体作为关键节点，从悬浮状态转化为地方内生的嵌入过程。[70]

现代新闻业肇始于现代性的生成中，新闻的观念、形态、价值也随时代而流变。在技术演化空前剧烈、时代变局无比壮阔的今天，新闻之“新”应指向新闻生态的“向新”基因，而“闻”代表着一种主体交往的知识论底色，既是中国新闻业“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怀视野，也是新闻活动“指尖经纬织新秋”的任务使命。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研究”（批准号：24ZDA071）成果】

参考文献：

[1]洪长晖.迈向数字新闻学：一种生态论的视角[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2):128-138.

[2]姬德强，余威健.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一个理论视角的兴起与进路[J].青年记者，2025(03):5-14.

[3]张洋.超越即时：国际新闻深度报道的时间性[J].新闻记者，2025(08):56-69.

[4]戴睿敏.新闻生产时间的比较：时效差异与时间价值[J].国际新闻界，2025,47(7):68-89.

[5]张超，王勇华.作为话语的效率：新闻业“算法效率观”的元话语研究[J].青年记者，2025(09):38-45.

[6]陈昌凤，王金鹏.人工智能成为新闻基础设施：技术动因、权力转移与信任重塑[J].新闻界，2025(04):4-13+52.

[7]黄阳坤，师文，陈昌凤.平台算法如何形塑新闻机构的可见性?——针对智能推荐算法的审计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32(9):61-76+127.

[8]黄文森.分发作为架构：流通在数字新闻学知识体系中的认识论角色[J].编辑之友，2025(07):31-39.

[9]王斌，钟腾达.数字新闻消费的生态变革：个体行动、群体过滤与社会连接[J].新闻与写作，2025(05):5-16.

[10]杨保军，叶倩茹.“新闻泛化”现象的系统性考察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25(01):72-83.

[11]常江.媒介基础设施化、新闻弥散与倦怠社会的纾解[J].南京社会科学，2025(01):104-113.

[12]杨洸，游舒超.连接异见还是撕裂共识：新闻偶遇视角下舆论生态的再审视[J].青年记者，2025(06):12-17.

[13]陈阳，陶艺，任卓伦.为何年轻用户不爱看新闻？负面情感对新闻回避的影响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5(05):17-28.

[14]吴晔，黎樟浩，马连婧.从回避到参与：社会规范重构新闻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5(05):29-40.

[15]喻国明，滕文强.平台型媒体：未来传播生态的元媒介[J].现代出版，2025(03):10-18+73.

[16]易前良.机器何以成为传播者：人机传播研究范式及其理论拓展[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4):1-9+27.

[17]杨惠涵.拆解数字囤积：数字新闻生态的系统风险与秩序重构[J].新闻与写作，2025(03):38-49.

[18]强月新，杨雨凌.“是助手而不是同事”：新闻从业者如何理解与使用人工智能[J].当代传播，2025(03):70-74+86.

[19]闫桥，陈昌凤.人机协同内容生产中的边界问题：何以建构、消融与重塑[J].青年记者，2025(07):12-18.

[20]白红义，万旭琪.迈向系统信任的数字新闻业：一个机器自主性的视角[J].新闻界，2025(06):4-16.

[21]孙鸿菲，乔雅雯，漆亚林.数智时代媒介化信任的生成逻辑、潜在风险与治理进路[J].青年记者，2025(12):27-32.

[22]王辰瑶，沈君蔓.连接日常：“普通人”新闻如何激活新闻生态[J].传媒观察，2025(09):72-80.

[23]朱丽丽，张帆.民众“创流”：数字文化资本视角下的亲密公众建构——基于“苏超”媒介事件的讨论[J].传媒观察，2025(09):81-90.

[24]王晓培.作为行动者的新闻网红：数字新闻的介入性文化与行动主义逻辑[J].新闻界，2025(09):15-25.

[25]翟红蕾，李茂国，刘金波.量化受众：数据新闻受众画像建构实证研究[J].全球传媒学刊，2025,12(1):145-170.

[26]陈昌凤，张梦.从关系取向出发：基于多元主体的算法新闻伦理争议生成逻辑[J].新闻与写作，2025(09):5-18.

[27]田浩.理解用户：受众转向视域下的数字新闻学理论创新[J].编辑之友，2025(07):15-22.

[28]张兵杰.数字时代谁在做新闻?——对数字新闻生产者的类型学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2):135-149.

[29]王斌，孙晓.新闻编辑部的平台生产实践：以新闻常规变革为视角的考察[J].青年记者，2025(07):44-49.

[30]杨奇光.从报道到产品：数字时代新闻学基础概念的变迁[J].编辑之友，2025(07):23-30.

[31]常江，王鸿坤.想象有道德的AI新闻业：机器伦理启示与价值对齐路径[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8(1):79-87.

[32]杨奇光，张宇.生成式人工智能新闻生产的边界——基于AI新闻评论文本语态与幻觉风险的考察[J].新闻记者，2025(09):21-36.

[33]刘洁，邢峰彬，刘蒙之.“更慢的新闻业？”——非虚构写作组织中的网络化时间工作考察[J].新闻大学，2025(09):1-15+116.

[34]杨奇光.否思“AI狂热”:数智时代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构成维度与自主性逻辑[J].新闻界，2025(08):4-12+96.

[35]张兵杰.理解“数字新闻”:一种概念史的视角[J].全球传媒学刊，2025,12(1):171-188.

[36]杨鹏成，朱姿伊.概念孤岛何以形成？——“X新闻”概念的类型分野与生产路径研究[J].新闻界，2025(09):87-96.

[37]田自豪，王斌.超越“作为知识的新闻”：新闻认识论的逻辑困境与新闻学研究再出发[J].编辑之友，2025(03):81-88.

[38]宋健林，杨保军.新闻能力作为执政能力的实质、构成与特殊作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3):29-37.

[39]朱清河，尤成.“两个结合”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话语创新——以发生学为畛域[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75(3):18-25.

[40]李泓江.为何是交往？新闻学交往范式的哲学阐释[J].当代传播，2025(03):16-20.

[41]陆洪磊，杨鹏成.新潮还是回潮？新闻报道情感转向的普遍主义否思[J].当代传播，2025(05):62-66.

[42]陈鹏.情感性因素的“试探性”使用与专业常规调适——基于三家市场化报纸的历时性考察（2012—2022）[J].新闻大学，2025(09):16-31+117.

[43]常江，刘亮.真实的生成：过程哲学视域下的数字新闻认识论[J].青年记者，2025(09):66-72.

[44]梁轩，吴飞.何以求真：数字新闻认识论[J].新闻大学，2025(03):1-15+119.

[45]孙梦如，丁玥，吴飞.数字共通新闻学：地方新闻媒体的“在地共鸣”[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1):127-135.

[46]陈凯宁.植根“附近”:主流媒体短视频新闻践行人民性的重要理路——基于新闻室混合民族志的考查[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5,78(4):5-14.

[47]邹欣，刘斌.交融与规制：新闻叙事中的美学挑战与伦理审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5):22-31.

[48]常江，李想.创造视觉联结资本：数字新闻生态对视觉行动主义的重新部署[J].新闻界，2025(09):4-14.

[49]杨奇光，张宇.“实验室”里做新闻：数字新闻创新的实验逻辑、阈限空间及观念审思[J].当代传播，2025(05):49-55.

[50]朱鸿军，王涛.“旧困未了，新愁又起”：AI时代主流媒体如何走出新系统性困境[J].国际新闻界，2025,47(9):69-85.

[51]涂凌波，杨靖毅.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如何“破局”：基于新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J].新闻与写作，2025(04):5-14.

[52]崔保国，虞涵.从技术入场到国家回归：论新型生产关系与传媒系统性变革[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7):1-10.

[53]赵月枝，王欣钰.何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7(10):20-46.

[54]郭全中，佟雨欣，黄昊漪.构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系统性”实施框架[J].新闻与写作，2025(04):54-62.

[55]张志安，冉桢.主流媒体的平台依赖：表征、影响与调适路径[J].青年记者，2025(11):47-51.

[56]张志安，冉桢.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结构动因、实施路径与价值导向[J].现代出版，2025(09):1-11.

[57]陈昌凤，肖鹏.平台作为机制:智能化全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结构性力量[J].现代出版，2025(08):11-19.

[58]陈接峰.算法制度性：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政治逻辑与实践进路[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3(6):40-48.

[59]张铮，倪彬彬.重塑主流媒体流量观：主流价值驱动的新型流量评价体系探析[J].现代出版，2025(09):12-25.

[60]王斌，路文廷.策展型流量治理：热点事件中主流媒体的角色转型与共识建构[J].传媒观察，2025(09):64-71+2+0.

[61]张雪，王斌.分布式把关：流量时代新闻判断的要素分化与价值协商[J].新闻界，2025(03):27-39.

[62]陈龙.AIGC形塑媒体系统性变革:DeepSeek的工程社会学意义[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3):53-61.

[63]黄楚新，张熙悦.“人工智能+”赋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基本逻辑与实现路径[J].青年记者，2025(08):31-37.

[64]李永胜,何妮,蒙胜军.数智技术驱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指向——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视角[J/OL].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2025-12-22].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29.C.20250711.1633.004.

[65]王斌，路文廷.构建信息生态认知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观念升维[J].当代传播，2025(04):42-47.

[66]倪彬彬，张雨桐，张铮.回到“人”本：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境遇考察[J].全球传媒学刊，2025,12(4):19-38.

[67]郭蕾，张伊妍.重访议程设置理论：社交媒体时代个体层面的媒介效果研究[J].新闻大学，2025(06):50-65+120.

[68]万旋傲.策略性互动实践：用户如何感知社交媒体的新闻议程[J].新闻与写作，2025(05):41-50.

[69]王敏.超越新闻:新闻民族志的两波浪潮与未来走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6):44-56.

[70]方提，何盼芸.从悬浮到内生：县级融媒体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5):15-21.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张志安，陈经伟.新闻业的数智化转型：技术吸纳与价值调适——2025年中国新闻学研究述评[J].青年记者，2026(01):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