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齐鲁丨范公忧乐系青州

1052年初夏，范仲淹从青州往安徽赴任，中途病逝于徐州官驿。巧合的是，64年前的八月，他在徐州官舍呱呱坠地。

一来一往之间，范仲淹以一腔热血在宋代的疆域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句号”，在忧乐相济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精神领土。

忧乐关天下，学这秀才先生

皇祐三年（1051年）三月，范仲淹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并充青、淄等州军安抚使。有宋一朝，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京东东路管辖今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地区，既可调动一路兵马守疆御寇，又得负责一路治安缉盗。由此可知，当时范仲淹所担责任之大。

到青州赴任时，范仲淹已是疾病缠身的垂暮老人。百姓都盼着好官的到来。范仲淹到青州，与民心归向一致。与他同一时期的临淄人王辟之，在所著《渑水燕谈录》中记载：“皇祐中，范文正公镇青，龙兴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环泉古木蒙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最为营丘佳处。”

范公泉，渐成青州一处景区。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载：“范公泉，在青州城西。范仲淹知青州，有惠政。溪侧忽漏醴泉，遂以范公泉名之。令医家汲此丸药，号‘青州白丸子’。”

青州城西，至今仍有三贤祠，内祀三位宋代青州知州——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祠堂前院有唐楸两株，树龄1300年有余，树高15米左右；宋槐三株，树龄近900年，树高20米左右。

树大院小，尚未进祠便远远望见树冠罩着祠堂小院。冬日的古树，虬枝弯曲，如苍龙腾跃。古树下，耸立着一块石碑，刻着爱国将领冯玉祥1934年5月拜谒此地时，触景生情，挥笔写下的一副联语：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

青州距范仲淹少年读书的长白山仅百余里，山川草木，皆是故人。对他而言，这不仅是朝廷任命，更是一场精神的归乡。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日，范仲淹出生在武宁军（今江苏徐州市）节度官邸。徐州交通便利，一百年后，著名诗人苏东坡在这里和他的弟弟苏辙相见，住在徐州官舍一百多天。苏辙曾经有诗，说这里树木成林，夜里被风吹得簌簌作响的竹叶声，常常搅扰清梦。

范仲淹的曾祖曾任吴越中吴节度判官，祖上三代都在吴越王钱氏手下做官。范仲淹的父亲范墉随吴越王归顺了宋朝，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是一个掌管文书信札等工作的小官。范墉早年丧妻，续娶了谢氏。范仲淹两岁那年，范墉不幸病逝，谢氏护送丈夫的灵柩回到家乡平江府安葬。

由于范墉为官清廉，家无积蓄，孤儿寡母生活无着，虽有乡亲邻里的接济，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年，在平江府做推官的朱文翰新丧妻室，经人介绍，谢氏带着4岁的儿子改嫁到朱家。从此，范仲淹改姓朱，名说（同“悦”）。朱文翰带着范仲淹母子先是在平江府任上，不久调去汴京。

朱文翰于景德初任淄州长史，范仲淹也来到淄州，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40多年后，当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追忆少年时生活，对好友彭乘、李丁说：“我过去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二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

即便在清苦中，范仲淹依然有终身之志。传说他曾入灵祠祷问：“我可为宰相乎？”神不应。又问：“若不能为相，愿为良医。”旁人不解，他则解释：“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这并非谦辞，而是儒家“仁以为己任”的真切体现——无论身居何位，皆以利民为本。

幼年时追寻圣人的儒学根基，总在草蛇灰线间浮动。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范仲淹巡边，经过甘肃庆阳的马岭镇。马岭有座孔子庙，是张蕴建的。张蕴是位武夫，曾经担任过泾原将，和西夏打过仗。咸平二年（999年），辽兵长驱南下，直至淄川。他当时任监押，主持此地军事。刺史和城中的官属以及大户都想弃城而逃，往鲁中山区躲避。他呼民登城，坚守不屈，保卫了这个地方的生命财产。

范仲淹和张蕴的儿子张揆岁数相若，极为熟识。张蕴守淄川的事，给他印象极深。三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个辽远的边塞，见到这座庙宇，张蕴的英雄业绩又在他面前闪耀；于是，他在《书环州马岭镇夫子庙碑阴》中写道：“及观马岭之迹，虽极塞穷垒，犹复立圣人之祠，以尚风教。乃知张公信道有素，固能训子义方，昌厥世而大其门，盖未可量也。”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范仲淹到青州，并非养老。他担任的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政，辖青、淄、潍、登等州，责任重大。而此时，他已病体支离，自陈“去冬以来，顿成羸老，精神减耗，形体尪弱，事多遗忘，力不支持”。可他仍强撑病躯，日夜理事，“逾励夙夜，虔分旰昃”，唯恐有愧百姓。

范仲淹到任之初，正逢河北水灾，流民大批涌入青州，每日达七八千人。前任知州富弼曾开仓赈济，允许百姓入山采食，腾出空屋安置，救活十万余人。范仲淹到后，未另创新法，只下令“仍照旧施行”。他知道，在乱世之中，延续善政，便是最大的仁心。稍后，他又上奏朝廷，请求将官仓存粮除留一年军需外，其余悉数用于赈灾——此举非仅应急，更有着“民为邦本”的追寻。

更棘手的是赋税之弊。青州百姓每年须跋涉四百余里，将粮食运至博州（今聊城）缴纳，谓之“支移”。路途艰险，往返动辄十数日，人畜俱疲，常误农时。百姓苦不堪言，却无力抗争。

范仲淹没有等待朝议，亦未拘泥成法。他先探明博州粮价平稳，又征得当地知州同意，随即推行新策：令青州农户将应缴粮折为钱款，由官府派人携资赴博州，以高于市价收购粮食代缴。五日内完成征缴，余钱数千缗，按户退还。此举看似微小，实则撼动积弊。它不仅减轻民负，更彰显一种治理哲学：为政不在繁文缛节，而在体察民情、因时制宜。这正是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智慧。

病中，范仲淹仍不忘举贤任能。他向皇帝进谏：“今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其间良吏百无一二，使天下赋税不均，狱讼不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无所告诉，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

范仲淹以自己的经历和接触基层的所见所闻，再三劝谏皇帝一定要选好州守、县令，这与他在庆历新政中的主张是一致的。在他佐政之时，积极物色清正廉能之士，举荐担当重任。这次莅任青州，虽身退无欲，他仍时时挂怀宋朝的基业，上表举荐彭乘，又举荐张讽、李厚充任青州职官。

庆历新政的失败，范仲淹的仕途开始走下坡路。这时，从他的身体和现实条件上说，确实已无能为力了。然而，他倡导改革、励精图治的思想和决心却始终如一。从他在青州留下的诗篇当中，可见一斑。他在《石子涧二首》中写道：“凿开奇胜翠微间，午骑笙歌暮来还。彦国才如谢安石，他时即此是东山。”

石子涧，旧址在今青州城西南，原是一处瀑布。《水经注》这样描述这里的景观：“三面积石，高深一匹有余，长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贔之音，惊川聒耳，漰渀之势，状同洪井。”

范仲淹到石子涧后，见亭思人，触景生情。他在诗中将富弼比为东晋的谢安石，激励他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以非凡的才能，重整朝纲。这是他宦海失势、屡遭谪贬后发自内心的表述，更是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仰天长啸。

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在青州，范仲淹登访了城西北不远处的尧王山，拜谒了尧庙，写下《尧庙》：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禹终平洚水，舜亦致薰风。

帝尧以天下民众之利为重，有以天下为公的伟大胸怀，深得万民的拥戴。在尧山上，范仲淹借古喻今，热切地希望能够出现像尧舜禹那样的圣明帝王，致力改革，除弊兴利，造福于民。

范仲淹还取长白山青金石制砚，研墨书写《伯夷颂》。《伯夷颂》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名篇。韩愈在此文中，强调特立独行之士，以为这种人信仰坚定，自知甚明，不顾人们的是非，力行而不惑。范仲淹相信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楷写这篇颂，实际上也是自我的表白。好友文彦博收到此帖，题诗赞曰：“范墨韩文传不朽，首阳风节转孤高。”——他们都知道，这不只是书法，而是一份精神自白。

回溯范仲淹一生，他从未真正“退隐”，勤政爱民贯穿他一生。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在地方上，他先后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庆历新政受挫后，他被贬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范仲淹不仅从不托人求官，更为可贵的是他勇于到艰苦、恶劣的地方任职。

无论到哪里做官，他始终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在泰州，修“捍海堤”；在苏州，治理水患；在饶州，兴学办教育；在杭州，以工代赈救灾民；在青州，他也许没意识到这里是自己最后一班岗，依然鞠躬尽瘁，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忧乐再次相逢……

皇祐四年（1052年）初夏，他自青州启程赴颍州，行至徐州，病势骤重，再不能行。他生于徐州，又在此长眠。临终前，他上《遗表》六百字，通篇无一字为私，唯恳请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精审号令，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篇《遗表》充分地展示了范仲淹临终前的平静心态。

这也是范仲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声叮咛。

在宋朝的例制中，大臣遗表可为家中后世子孙事向皇帝提出请求，恳请皇帝恩泽，这就是所谓“遗表恩”。然而范仲淹在《遗表》中，未有一字一言涉及家事。人们称其“不干私泽”，实因其始终以道义自持。他一生清廉，家无余财，子女布衣蔬食。他所求者，非富贵，非声名，唯“但愿天下乐，熙熙千古春”之良愿。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