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中国美术史》：以活泼诗心，读千年丹青

面对一幅流传千年的古画，我们或许会为其笔墨气韵倾倒，却难以触及其内在的精神世界；或许会因其历经沧桑而感动，却难以解读岁月更迭赋予的深意。我们期待找到一把钥匙，进入中国传统美学的殿堂，聆听那些沉默画卷背后的文明叙事。

著名美术史家李霖灿就是这样的引路者。融创作者、研究者、教育者于一身的独特经历，让他的视角在保持专业精深的同时，还能贴近大众，他在半个世纪前就积累了1800张PPT，不断向学生介绍美术考古方面发现的新材料，毕生心血与20年教学实践皆倾注此一本《中国美术史》。

翻开这本书，仿佛置身一场穿越时空的讲堂，千年艺术长卷，就此在眼前徐徐展开。

从“观雪”到“读画”

“前半生玉龙观雪，后半生故宫读画”是李霖灿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1913年生于河南辉县的李霖灿，早年就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受教林风眠、潘天寿等大家，是吴冠中的学长。抗战爆发后，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西迁，李霖灿随之前往，并徒步穿越湘黔地区。

在昆明，李霖灿的人生轨迹因为几位关键人物发生转变。甲骨学大师董作宾赏识他的绘画才能，作家沈从文则让他接触到纳西族象形文字经典，这些“活生生的图画文字”深深吸引了他。于是，一位原本可能成为画家的年轻人，毅然走向西南边陲。1939年至1943年间，李霖灿多次深入云南丽江、中甸等地，与当地一个学东巴经的青年和才结为挚友，共同整理研究东巴文化，完成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等重要著作。这段田野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学术生涯，也塑造了他理解文明的整体视角与人文情怀。仅两三年的工夫，李霖灿便成了一位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被誉为“东巴文化之父”“么些先生”。

1949年，李霖灿转而专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直至1984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数十年间，他终日与古画名迹相对，同时在台湾大学等校任教，教授“中国美术史”等课程二十余年，著有《中国美术史》《中国名画研究》《中国画史研究论集》等，也为台湾著名杂志《雄狮美术》等刊物撰写专栏。《中国美术史》一书原为其在台大授课时的讲义，后经《雄狮美术》发行人李贤文促成，先以连载面世，后又在1987年集结成册。

1995年，李霖灿在为自己文章结集作序时写道：“我以一介书生之资，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成人之和，看雪玉龙之外，还读画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内，孜孜不倦，上有点滴之成就。可以奉教于今世之知音，以求教正，自知幸甚……咱们生逢今世，多历战乱，终能有所贡献，不曾虚此一生，滋可喜也。”

纵观其一生，李霖灿始终是一位“美的引路人”。前半生的玉龙雪山之行，是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珍视与记录；后半生的故宫岁月，则是对美学传统的梳理与传播。这条从田野到书斋、从边缘到核心的独特路径，让他的《中国美术史》超越了单纯的风格流变分析，成为一部融合其真实经历与文化深情的“美学导览”。

理解李霖灿，便能理解为何他的讲述总能跨越时空，直抵人心。

春风化雨 气象万千

《中国美术史》以类别为纲，分为二十九个专题，循着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由汉画像石的雄浑遐想，至晋人顾恺之的飘逸风采，从敦煌壁画的佛国盛景，到山水画的黄金时代，花鸟画、墨竹画、仕女画、肖像画、道释画、历史故事画……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以及骨子里的诗意基因，都在李霖灿活泼的谈艺论道中鲜活展现。

他不喜空谈理论与主义，而是就画论画，以坚实的画迹为基础，将绘画、书法、陶瓷、玉器、雕塑等熔于一炉，于纵横比较间，显中国美术之全貌。

他善于运用掌故与轶事，让一个个有情、有景、有人的历史场景从故纸堆中鲜活展现。以山东嘉祥武梁祠的《荆轲刺秦王图》为例，李霖灿不仅分析构图与技法，更通过讲述将读者拉入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感受那份“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与陶潜“千载有余情”的惋惜：“图穷匕见的紧急仓皇、荆轲的怒发冲冠、秦王的绕柱而逃、樊於期的首级在匣、秦舞阳的觳觫不胜……我们在千百年之后，仿佛身在秦廷躬逢其险，在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中参加了一角，身临其境的感觉凛然撼人！”

他兼有深厚的文史学养，在讲解时不限于作品本身，还涉及作品相关社会背景、人物、故事各个方面，并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碰撞出新观点、新火花。他并非古板的老学究，而是带着一种贯通艺术、文化与人生的活泼诗心谈艺论道，如春风化雨，又气象万千。

论花鸟画，他从殷商甲骨文中的图形谈起，追溯至五代西蜀画家黄筌“六鹤殿”的传奇，指出中国人“万物皆吾与也”的宇宙观及“观万物生意”的哲学态度。中国人观鸟的爱好，古已有之，最早可推至殷商。花鸟画从“写实”“写意”到“写趣”，从挂轴到册页到水墨的发展脉络，充分传达了“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的天地境界，其背后潜藏的实为中国人观照万物、安顿心灵的内心需求。

谈山水画，他则将其黄金时代的诞生，归于农耕文明对土地的深情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林文学”的滋养，让我们理解为何中国人对“山水画”情有独钟。他还提到，中国人论画史，喜欢将画家姓名串编为歌诀，颇有提纲挈领、以简御繁的良好效果。如五代山水画家，便有“荆关董巨”之说：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四人皆为由五代入北宋的大家，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度。

李霖灿总能将深奥的学术转化为生动易懂的美学启蒙，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陈葆真评价他：“李先生阅历宽广，历览海内外名迹并勤于为文介绍。他的文笔清新，偏好以小品文方式叙述作品特色和来龙去脉，而不作严肃的学术论辩。正因为如此，他能有效地引导初学者入门。他轻松愉快地将艺术欣赏融合在日常生活当中，形成了艺术生活化的典范。”

李霖灿本人作为研究者的传奇经历，也为这部著作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与权威。最为人乐道的，莫过于他解决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溪山行旅图》的作者之谜。长期以来，该画相传是北宋范宽的作品，在李霖灿之前，没有人在画上发现画家本人的签名。1958年，李霖灿在《溪山行旅图》右下处骡队后方的树丛发现了“范宽”二字，证明明代董其昌在画上所题“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并非虚言，他自己也作为900多年来“范宽”款的最初发现者而被载入史册。

丹青背后的文化心魂

李霖灿的人生与学术，始终与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国宝守护”紧密相连。

抗战爆发时，毛公鼎、司母戊鼎等国宝经水路铁路辗转万里，在轰炸与艰险中落脚四川李庄。这不是简单的物资转移，而是一场“文化抗战”。即便在李庄简陋艰苦的环境中，博物院同仁仍坚持举办展览、开展研究，以学术的坚守传递文化的火种，振奋民族精神。

这份跨越个人命运的历史使命感，深深浸润在他的笔下。李霖灿的叙述中，承载着一代学人以生命守护文明薪火的担当与情怀，在《中国美术史》一书结尾，他发出“中国绘画‘文艺复兴’的口号正在于现下当今”的呼唤，字里行间浸透着对中华美脉永续的深切期许。无论时代如何跌宕起伏，中华民族美的创造精神从未断绝，并总会在新的土壤中重新焕发生机。

相关阅读：

《中国艺术沉思录》，李霖灿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25年版

《中国美术史讲座》，李霖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绘画》，[美]巫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中国美学要义》，朱良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