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载警徽映师魂：一位警嫂的“同心”岁月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老荆还是一早就出了门。门轴那声熟悉的轻响过后，屋子重归寂静。我收拾屋子时，看见他昨晚郑重其事别在警服左襟上的那枚新奖章，落在了五斗橱上。大约是走得急，忘戴了。晨光斜斜地铺进来，落在奖章上，那金属的棱角便微微地发亮，晃着人眼。我伸手轻轻摸了摸，凉意顺着指尖爬上来，直抵心里。三十年，这样的奖章他拿回不少，每一枚我都替他收着。可每次看，眼前总还是浮起他说的那句话：“这功劳，一多半得记在你名下。”

这话，他常挂嘴边。就像上周，我告诉他评上了高级教师，电话那头他高兴得声调都扬了起来，末了，却又添上这认真的一句。其实我心里知道，我们之间，早就不分什么“你的”“我的”了。那功劳簿真要摊开，一笔一笔，早就分不清哪一道划痕是他的奔波，哪一道墨迹是我的守候。

我们的日子，是从一个个“报喜”的电话串起来的。那是我们恋爱时就有的约定——工作上有了亮堂的事，要头一个说给对方听。一九九五年，我认识他。他是个走街串巷的“片儿警”，我是个领着孩子念“a、o、e”的小学教员。两个行当，看着八竿子打不着，却因为这约定，把两条各自延伸的路，渐渐走成了并排，能听见彼此的脚步声。

我记得他破获那起大要案那次，电话里的声音激动得有些发颤，像绷紧的弦。巧的是，那天我也刚得知，班上最闷头用功的那个孩子，在省里的作文赛里拿了金奖。我在电话这头听着，笑着，窗外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忽然就觉得，我们好像各自在攀一座山，路不同，坡不同，竟能在差不多的时辰，抵达某个相似的高度，能隔着淡淡的云雾，望见对方的身影，用力地挥一挥手。

后来，婚姻把我们的路拧成了一条更粗壮的绳索。他的社区里有一名居民李军（化名），十多年前，车祸致残，成了常年卧床的植物人，由年迈的母亲照料，老荆在下社区走访时，得知此事，就主动承担起了帮扶的义务，每周上门帮老人给李军擦澡净身，每次去都不空手，带上生活用品，逢年过节，都给老人留下生活费，我只要有空，就会陪老荆一起去帮忙，十几年来，在老荆的帮助下，李军从未生过褥疮，老人逢人就说：俺虽然不幸，但遇上了荆警官这家子好人…我们这么一年年下来，像润物无声的雨，竟也帮扶了二十多户有难处的人家。老荆有时忙完回来，一边换鞋一边会说：“我这工作能往实里做，往细里做，一半是靠你这老师给我‘补课’，教我怎么跟人交心。”

真正的淬火，是2021年。婆婆下楼踩空，摔成了瘫痪。他那边忙得天天脚不沾地。那天深夜，他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背对着我，一言不发，只有烟头的红点，在黑暗里一明，一灭。我知道他难。一边是生养的娘，一边是肩上的警徽和那一身笔挺的警服。我走过去，没开大灯，只拧亮了沙发旁那盏暖黄的台灯，给他续了杯热茶。我说：“妈这儿有我。你该干嘛干嘛，别分心。”话很轻，不是逞强，是心里真这么觉得。他这份护着千家万户安稳的工作，总得有人护着他后背的冷暖和方寸的安宁，这大概，就是我的事了。后来三个月，我在学校、医院、家里三头跑，白天上完课就往医院赶，晚上回来还得检查儿子的功课，自己像个连轴转的陀螺，硬是没让他为此请过一天假。直到婆婆去世、出殡，他才算完整地在家待了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对着浴室镜子整理警服，领口，肩章，一丝不苟。我从镜子里看他，他也正从镜子里看我。那眼神很深，像卸下了千斤重担，又像筑起了更坚实的堡垒。那是一个男人，能把后背完全交给你的踏实。

今年，我们结婚整三十年了。我的教师生涯，也步入第三个十年。站在这个节点往回看，我的三尺讲台，他的方寸社区；我指尖的粉笔灰，他肩头的警服蓝。我们好像一直在各自的轨道上，被不同的铃声催着赶路，却始终被同一份朴素的信念牢牢牵引着：把人护好，把事做好，从未分开。

他守护着一方水土的晨昏与平安，我守护着这盏为他而亮的灯和灯下这国家的热气——而这家，正是他所有勇气和柔软，所有出发和归来的源头。

每天，饭菜会热在锅里，客厅那盏最柔和的灯，会为他留到深夜。就像那枚此刻静卧在晨光里的奖章，闪耀的、让人仰望的那部分属于他；而托起这份闪耀的、沉默的、不可或缺的底衬，属于我，也属于所有像我们一样，把日子过成默契，把相守酿成信念的家庭。

前方，我的讲台还在，他的岗位也在。那枚无形的、却比所有金属都更坚实的“军功章”，就让它继续别在岁月的胸口吧，温暖，笃定，陪着我们，往下个十年、二十年，稳稳地走。

（半岛全媒体记者 蒋凯 通讯员 刘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