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丨曾繁仁：以美启真

不教一日闲过，85岁的曾繁仁教授，每天都离不开三件事：撰文、写书、编教材。不久前出版的《以美启真：曾繁仁的山大记忆》打捞珍贵往事，深受读者喜爱；由他主编的《生态美学概论》即将出版，为学术宝库再添珠玉；他正撰写“康德的当代价值”相关文章，力求带来新视角……

曾繁仁是山东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是学子心目中的“好导师”，获评山大“教学终身成就奖”。他的学术研究从没有“停歇”二字，作为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者，70多岁时又提出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理论，引领学术之先，研耕不辍，学脉常新。曾繁仁温文尔雅、谦逊平和，聆听他叙说治学人生，仿佛在其壮阔的学海遨游，又如走进渊博朴素的精神花园。

记忆深处的中文系名师

“我一生在两所著名的学校接受教育。上海位育中学让我逐步领悟做人治学的道理；山东大学为我提供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学习机会，使我走上专业发展之路。”学校与老师，是曾繁仁人生中最重要的源泉和根基，让他学会了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与学者。

1959年，曾繁仁被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成为山大由青岛搬迁至济南后的首批学生。大学生活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建教学楼、修卧虎山水库、赶赴齐河抗灾救荒，吃不饱、穿不暖、腿脚浮肿，留在曾繁仁记忆深处的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繁重劳动，是异常艰难的苦日子。

与艰苦并存的，是幸福的听课时光。20世纪50年代，中文系的“冯陆高萧关”和“二殷”、历史系的“八马同槽”，让山大成为全国文史研究重镇。当时的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关德栋、殷孟伦、殷焕先等名师，都给曾繁仁上过课。在文史见长的山大，曾繁仁真正学到了做学问的态度和精神。他感受最深的，一是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二是每位老师都追求授课和学术上的独创性。曾繁仁描绘当时的情景，犹如走进鲜活的上课现场：陆侃如先生几岁就能背诵《文心雕龙》，他讲这门课从不带讲稿，艰涩的内容讲得行云流水，绝无一句废话；冯沅君先生讲《滑稽列传》，备课非常详实，知识渊博，非常爱学生；高亨先生讲《左传》《诗经》，抑扬顿挫，坚持主见、绝不盲从；萧涤非先生用江西口音朗读杜甫“三吏三别”，声情并茂……曾繁仁对中文系先生们的深厚情感，非常详细地记录在由他口述、张洪刚撰文的《以美启真：曾繁仁的山大记忆》一书中。

中文系人才济济，每一位老师都是学生的榜样。在治学态度上，曾繁仁深受高亨的影响。有一次他提问《诗经》“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的意思，高先生在下课后又不厌其烦地多讲了一个小时。“这些内容一直忘不了，因为讲得太好了。后来几十年，我又多次看高先生的《诗经选注》，比上课讲得更详细，与别人的研究不一样，果然是名师手笔。”曾繁仁说，高先生多次强调科研就是提出新说，重复前人与古人之说没有意义。高亨身体力行地教给曾繁仁“做学术要追求真谛，创立新义，力求出言有据，避免游谈无根”的道理。

“老师们的学术风度，后人望尘莫及。”曾繁仁在学术生涯中，一直践行中文系老师们的治学理念，努力做到求实和求新：做学问尽量做到穷尽文献、言必有据；不盲从古人与前人，力创新说。“我记得老师们的一切关爱和呵护。开放的、师生对话的学术氛围，引导我走上学术之路，至今仍感受益匪浅，激情难抑。”曾繁仁说。

上课有“瘾”

1964年，曾繁仁留校任教，1978年开设西方美学专题课，进而开启学术研究历程。几十年间，他不断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课程，在讲台上奉献热情与学识。

1977年恢复高考后，教学步入正轨，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决定开设西方美学专题课。教研室主任狄其骢鼓励曾繁仁讲这门课。“全国开这门课的学校不多，又属于哲学范畴，比较繁难。”他原本打算到复旦大学跟随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学习，一边听课，一边备课，但因故未能成行，只能开始艰难地自主备课。当时可供参考的西方美学史著作，都带有明显的历史与时代局限性，曾繁仁必须革新思路，写出改革开放背景下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西方美学课讲稿。他通宵达旦地研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将其消化后变成自己的语言，再梳理成系统化的课堂内容。刚开始上这门课时，曾繁仁常常熬夜写讲稿、背讲稿，只在天快亮时短暂休息一下，便匆忙赶去上课。高强度的工作导致他年纪轻轻就患上胃穿孔。

“我永远记得与77级同学在文史楼共同学习和探讨的岁月。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美学，我们一起跑过多少理论的高山！”曾繁仁最重要的西方美学课，所有成果都经过学生的接受与批评。1983年，该讲稿以《西方美学简论》出版，得到学界关注。曾繁仁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出发，选择“人化自然”的实践论美学立场，承认美学观与艺术观对政治观、哲学观具有相对独立性。1992年，他在《西方美学简论》的基础上，增加克罗齐、荣格等人的理论，出版《西方美学论纲》。在给博士生授课中，他又将西方美学转向“审美范畴”研究，出版《西方美学范畴研究》，提出和谐、神性、自由、生命、经验、间性、解构与分析八个基本范畴，创新性地从“美学范畴”的独特、宏阔视角审视西方美学史，开学术之先河。

“西方美学教学是我的终身事业，让我始终坚守在业务第一线。”曾繁仁坦言自己上课上出了“瘾”，与学生们思维碰撞、深入交流时，能真正体会到职业的幸福感。他承袭中文系认真备课的传统，下足功夫研究讲课，力求每一遍讲稿都有新材料和新观点，内容更是经过反复打磨推敲。上课前，连板书里拿不准的字，他都会逐一查词典确认，也会提前讲给青年教师听……话锋一转，他提起了自己最在意的事：课堂上还是偶尔会有小动静，有的学生打瞌睡，有的学生剪指甲，“啪啪”的声响，听得他心惊肉跳。“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听课，是我讲得不够通俗易懂吗？”即便执教数十年，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依旧会焦急和惋惜，继而陷入深深的自我反思。

“我当常务副校长时，还继续上课。有时开会找不到我，潘承洞校长便提醒我，问我责任重要还是上课重要。经过商量后，我改变了课时安排。”曾繁仁停了本科生课程，但一直坚守研究生教学一线。他在中国海洋大学任职的两年里，每周赶回山大上课。担任山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期间，他白天在行政岗位忙碌，晚上为硕博士讲课。这种深耕一线教学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20年12月他为博士生上完最后一节课。在此之前，山大学子每周都能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拎着讲义，前往知新楼上课。

曾繁仁的博士生、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赵奎英表示，曾老师是位严师，给硕士生上西方美学课，会提前布置阅读书目，并要求学生撰写一篇有个人独特见解的作业，每篇作业老师都仔细批改；曾老师也是开明的老师，以鼓励的态度对待学生，推动着大家在学术领域上不断开拓创新。赵奎英记得一个难忘的生活细节：毕业答辩时，有的学生因紧张忘了表达谢意，曾繁仁教授会专门提醒，一定要真诚感谢百忙之中赶来参加答辩的老师。赵奎英说，曾老师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也关心学生各方面成长。

为学校做事

曾繁仁1986年任山大教务长，1988年任常务副校长，1992年调任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书记。1994年，他到省教委工作，担任分管高校事务的副主任，1995年重返山大任党委书记，1998年至2000年任山大校长。从事行政工作的20多年里，他尽最大努力为学校建设埋头做事。

在山东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程中，曾繁仁倾注了大量心血。20世纪90年代初，山大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落在北大、复旦等高校的后面，他被学校推荐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担起推进此项重要任务的职责。他发现山大中文系的条件足够，但评选专家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山大中文学科的特色与优势，最终赢得了专家们的信任和认可。1997年，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终于获批，曾繁仁感慨万千：“终于对得起冯陆高萧、‘二殷’等先生了。”

山大文艺学专业能否获评国家级重点学科，同样牵动着曾繁仁的心。2001年冬天，曾繁仁和同事谭好哲一同在北京参与评选，两人都异常紧张，担心落选会影响文艺学未来的发展。他自己甚至紧张到汇报时找不到发言稿，好在之前进行了充分准备，对汇报内容已烂熟于心，最终顺利过关。

“我不后悔做了20多年行政，这不仅使我有机会为国家和学校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也使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社会，拓宽视野，消除书生气，成为一个更有时代感与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曾繁仁在《美在生命顿悟时》一书中这样写道。

构建中国形态的新美学理论

2000年，曾繁仁卸任行政职务时，已是美学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人生60岁再出发，他把全部的热忱投入学术追求。当时北京、上海多所名校给出丰厚的条件，盛情邀请他去坐镇美学、文论等学科的研究，他一一婉拒，选择留在山大文学院。“山大是我付出劳动最多的地方，也是滋养我一生的地方。我熟悉山大的每一座建筑和每一寸土地，一生中绝大多数重大的事情都在这里发生，这里留下了我的汗水和辛劳。”曾繁仁动情地说，自己18岁从南方来到山东，早已变成山东人，毕业后留校工作，就已注定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于山大无限的事业，如今想来，这一切都是幸福的。

2001年，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挂牌成立，曾繁仁任主任。多年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形成了文艺美学、生态美学、审美教育、审美文化等研究方向，并突破学术增长点，在国内首先倡导生态美学研究。曾繁仁在生态美学领域深耕，成为该领域开拓者与领军者，提出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理论。

曾繁仁将主要生命岁月投入生态美学研究，还有一段缘由。1987年，他去开封开会，横跨黄河、穿越鲁西南到河南兰考、开封，一路目睹了企业造成的严重污染。浓烟滚滚、污水流入农田的景象，激发他思考人类的存在问题。他由海德格尔的“四方游戏说”联系到《道德经》的“域中有四大”之说，又进一步发展到“天人合一”说，于是让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与生态美学产生了关联。曾繁仁称，生态美学倡导人类应该以一种非人类中心的普遍共生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与自然环境处在中和协调、共同促进的关系中。“生态美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在美丽中国建设、应对生态危机与中国传统美学重放光彩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曾繁仁做学术，是为了努力创建具有中国形态与中国元素的生态美学，积极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在突出中华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他又提出了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仍活跃于中国现实生活和百姓情感中的“生生美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原生性的生态文化，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都是“生生”之学的体现，对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中国美学本身的探索。他对于生态美学的体系性、创新性论述，收录在《美学之思》《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生态美学导论》等专著中。

2017年，在昆山举办的“环境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公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繁仁正式提出“生生美学”，这一理论得到了汉学家杜赞奇等人的充分肯定。数年过去，“生生美学”已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被认为是当下美学研究中最具原创性与生长性的理论之一。相关硕博士论文、学术论文及学术著作等共同助推“生生美学”的研究拓展至更多实践文本，涵盖当代电影、舞蹈、美术以及更多大众流行文化等。

在其他学者眼中，曾繁仁非常注重学术上的开拓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德胜认为，曾繁仁先生站在理论创新的时代高度，在跨世纪的学术历程中努力寻求着中国学者对于原创性思想的发明。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谭好哲称，曾老师是有推进理论和学术进步抱负的学者，他总是从时代发展的现实境况和趋势中提炼学术问题、选择研究方向、彰显学术使命，是中国当代学人在“文章合为时而著”中不断创新的典范。

曾繁仁卸任行政职务后，社会关系回归至简单的师生与同事来往，不再参与更多社会交往，一心专注学术研究，只为尽快构建起独立且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曾繁仁说：“许多人觉得做学问不应离现实太近，要保持一定距离，但我认为学术还是应该呼应现实、服务现实，不一定是直接地服务于社会，但要对社会人文精神建设与文化建设有助力。”“生生美学”是中国传统形态的美学，他希望继续研究与发掘其深刻内涵与丰富意蕴，并将其推向国际舞台，使之与欧陆之生态美学、英美之环境美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