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化经典丨颜炳罡：孟子与《孟子》 ——传承道统 守正开新

孟子，名轲，字子舆，一说字子车、子居，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多数学者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被认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

孟子像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后家道衰落，迁到邹国。孟子幼年丧父，在母亲的养育下长大成人，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故事，还留下“子不学，断机杼”等孟母教子传说。

《史记》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是子思的学生的学生。孟子一生追求，“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学习孔子、慕愿孔子成为孟子终身的志业、理想与抱负。孟子晚年与弟子著书立说，授徒讲学，作《孟子》七篇，后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重要经典。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唐宋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许多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伦理启示，至今仍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

周游列国

孟子学成以后，先是聚徒讲学，后以士的身份率领一群弟子游说诸侯，人数之众，当时一度达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的盛况。他仿孔子，奔走于各国之间，四处推行自己的“仁政”主张与王道理想，曾到过齐国、梁国、宋国、薛国、滕国、鲁国等，活动范围大致相当今天的山东、河南等黄河中下游区域。

《孟子圣迹图》之臧仓阻驾、滕文问道、游见梁惠。

在孟子一生的游学与政治活动中，齐国是他待的最长、也是他最期待实行仁政主张的国家。齐国作为东方第一大国，地近邹鲁，文化上也有亲缘关系。孔子曾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说法，齐国就成了孔子以后儒门信徒的心向往之试验田。齐威王二十八年（前329年）孟子带领一众弟子第一次来到齐国。齐威王很重视他，孟子雄心勃勃，他大力向齐威王宣讲仁政主张与王道理想。而当时的齐威王正起用孙膑、田忌争霸天下，孟子的理想过高，不急当时之务，对孟子的主张齐威王只是虚与委蛇。当时的齐国是中国学术的中心，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孟子参与了学宫的讲学、辩论活动。孟子与淳于髡有关“男女授受不亲”的辩论就发生于此。这些辩论不仅展示了孟子的思辨能力，也体现了他在儒家礼制方面的见解。齐威王三十一年（前326年），孟子听说宋国国君将要实行“王政”，便由齐国来到宋国。孟子第一次到稷下学宫，虽然政治抱负没有施展，但深入了解了齐文化，收集到大量学术信息，开阔了视野，丰富和完整了思想系统，为儒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继位，招贤纳士，稷下学宫大盛。孟子第二次来到齐国，受到了齐宣王的热情接待。齐宣王为孟子及其弟子们安排了宽敞舒适的住所，拜孟子为卿大夫，孟子受到了特别礼遇。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中，孟子力辟诸子，捍卫孔子之道。

公元前317年，因母亲去世，孟子回到邹国，为母亲守丧三年。三年过后，他第三次来到齐国。孟子在齐期间，燕国政局不稳，齐国乘机发动战争试图吞并燕国，结果狼狈撤兵。孟子彻底认识到“好货”“好色”“好勇”的齐宣王虽然与他可以坦诚相见，但并不会实行他的仁政主张与王道理想，于是他带着失望与愀怆离开了齐国。

晚年，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见到孟子，劈头即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面对梁惠王发难，当头棒喝：“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由此孟子开启了义利之辨。梁国作为中原大国，势力强盛时，足以与秦国相抗衡，这是孟子不远千里前来梁国的重要缘由。孟子向梁惠王反复陈说一统天下的道理，“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民生问题是王道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王道建立的基础性工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上》），即无敌于天下，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业。但可惜的是，梁惠王并没有采纳孟子的主张。梁惠王死后，孟子见到梁襄王，但对梁襄王印象非常不好，说他“望之不似人君”（《梁惠王上》）。

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君对孟子的主张都不感兴趣，像滕文公就是个例外。孟子向他讲授“井田制”的土地方案，以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滕文公在滕国进行“仁政”实验，还吸引了农家学派的思想大师许行带领弟子从楚国来到滕国，推行农家的政治理想。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在对农家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还畅谈他的社会分工理论，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强调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强调社会分工的合理性。

孟子有强烈的批评意识，所到之处，一直保持士的尊严与傲骨。面对各国国君、达官显贵，他要求学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正是孟子心迹的自我表白。

孟子的主张被视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即大而无当，不切合国家实际需要。因为“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战国中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已进入白热化的状态，而孟子对残酷的战争场面进行强烈的斥责，甚至公开主张“善战者服上刑”（《离娄上》），所以孟子“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性善论

人性问题的讨论不始于孟子，在此之前人性讨论就已十分热闹，《论语·阳货》曾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说。孟子时代，各种人性的争论已经相当深入，如“生之谓性”、“性有善，有不善”以及“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等。孟子之后，“性恶”、“性三品”、“善恶互混”、“性善情邪”以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性日生日成”等，不一而足，但孟子的性善说成了人性论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孟子何以认定人性本善呢？首先，他认为，人人生来都有就有仁、义、礼、智“四端”，端就是端始、起点或种子。这“四端”不是后天教化获得的，而是像四肢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孟子举恻隐之心的仁端为例说，任何一个人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要掉入井里都会立即产生怵惕恻隐之心，孟子认为这个恻隐之心的产生，就是先天的，是与生俱来的。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人皆有，是人的共同本质，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之点。

人性本善，恶是怎样产生的呢？孟子认为恶是人的本性丧失的结果。孟子曾以临淄郊区的牛山为例，指出：牛山本来草木丰茂，但由于离临淄都市太近了，人们天天上山砍伐，牛山的草木还能丰美吗？砍伐刚结束，生出新苗，又被牛羊吃掉，于是牛山就光秃秃的了。看到牛山光秃秃的，有人以为牛山本来就不长草呢！这是山的本性吗？人本来是善良的，但有人每天放逐其良心就像斧头对于草木一样，天天砍伐，人善良的本性就被耗尽了。“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告子上》）恶来自人对自我的本性、良心的自我放弃和对自己道德能力信心的匮乏。

邹县孟庙子思子作中庸处碑。

孟子性善说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在价值源头上开启了人禽之辨的先河，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孟子意识到，人首先是动物性存在，但人一旦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而成为人类，就有了区别于动物作为类存在的根本属性。有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才能说是人，没有这个属性虽然有人的形貌但不一定是人。开人禽之辨之先河，即从本质上严格地说从价值上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是孟子对中国哲学的伟大贡献。自此以后，你可以不赞成孟子对人性的界定，但任何哲学家都不能不辨人禽。即使在人性问题上与孟子对着干、坚持性恶论的荀子，最终也得承认“义”或“礼义”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点。

孟子性善说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善恶是价值评判，不必然是事实评判，在中国人心目中善恶评判高于事实评判，甚至代替了事实评判。本性善良，凡事讲良心，遇不平事，问良心安在？良心就是我本善良的初心、本心，凡事追求心安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日行一善”“日日行善”成为不少中国人做人的准则。

“人皆可以为尧舜”修养论

人性本善是孟子思想的哲学基础，《孟子》一书，千言万语，反复叮咛，就是让人守住善良，守住初心，进而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呈现善良、扩大善良。守住并扩大善良的过程就是值得过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守住并扩大善良的方法叫修养，修养的极致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孟子认为，在本性面前人人平等，在修养面前，没有高低贵贱，圣贤人人可为，人人能为。修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养气，二是养心。

亚圣殿为孟庙主体建筑，重檐歇山式，绿色琉璃瓦覆顶。

先说养气。养气就是培养浩然正气。孟子认为“浩然正气”是至大、至刚、集义所生的“天地正气”，体现在人身上就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气概。修养就是要养成、养出这种大丈夫的精神和道德勇气。有了浩然正气，就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

再说养心。养心就是“养大体”，大体就是本心，本心即性，心性不二，养心就是“养性”。孟子认为有“大体”，就有“小体”，“耳目之欲”就是“小体”，心为“大体”。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就是说，修养心性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一个人外在欲望很少，其本心本性迷失也会很少；一个人如果一味追逐声色犬马、名利富贵，他的本心本性即使有保存的部分，也是很少的。当然，孟子将“大体”与“小体”对立起来，固然未必完全合理，然而，从孔子“无欲则刚”的角度看，寡欲说还是有价值的。

“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道即人道。人道者，即是人之所以为人道，也是成人之道、成圣成贤之道。人终其一生，都应走在成圣成贤的道上，背离了这个道，人就失去善良、失去本性，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修养论就是让人不偏离人生正道，永远走在人生的大道上，不忘本心、初心，不失本性，永保善良，并不断扩大善良，使人成为一位具有浩然正气、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真君子。

仁政说

仁政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以高度的同情心进行治国理政活动。孟子仁政说将民众的事情放在首位，所谓“民事不可缓也”（《滕文公上》）。

亚圣庙石坊是孟庙第二道门坊，明嘉靖四十一年创建。

孟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一思想广为流传并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孟子看来，得到天子的信任可以为诸侯，得到诸侯的信任可以为大夫，而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为天子，“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政权得失的最终决定力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何得民心？顺从人民意愿，满足人民的欲求，就能得民心。

“王道”理想

孟子的王道就是统一天下之道，体现的实现层面就是“王政”。齐宣王曾问孟子“德何如则成为王矣”，孟子明确告诉齐宣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矣”。保民就要使百姓“养生丧死憾，王道之始也”。王道的前提是解决老百姓的物质生活问题，没有经济基础的王道主义是空中楼阁。实现王道的方法是善于推恩，推己及人。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善于推恩则足以保四海，王天下，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王道就是王者得道，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公孙丑下》），得天下百姓的拥护，就可以一统天下。

当然，孟子的“王道”是与“霸道”相对应的。他目睹战争的残酷，坚决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他极力贬斥“以力服人”的霸道，颂扬“以德行仁”的王道。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打着仁义的幌子，以武力称霸世界，到处挑起战争，动辄攻打他国就是“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以高尚的道德操守推行仁政，就是“王道”。孟子主张走“以德行仁”的国际路线，反对一切以武力征伐天下，称霸诸侯的霸道路线。

由“子”入“经”

经书是中国文化系统中最珍贵、最有价值的著作。历史上，《诗》《书》《礼》《乐》《易》《春秋》称“六经”，《乐经》亡佚，又称“五经”。中国的经典体系不断扩容，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一经、最后十三经。《孟子》原本是与《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一样，属于子书。

《孟子》一书是针对杨朱、墨子等学派的兴起，为捍卫孔子之道而创制的。正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点燃了孟子“闲先王之道，距杨墨，放淫辞”的捍卫正道文化激情，《孟子》的出现说到底是百家争鸣的产物。

《孟子》地位的升降与孟子本人紧密相联。唐宋以来，《孟子》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是提升的。唐代韩愈高标孟子，认为孟子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孟子死则道“不得其传焉”，这是孟子进入中华文明道统嫡传谱系之始，也为《孟子》由传入经做好了准备。依照蒋伯潜的说法，“朱子定四书之前，《孟子》已正式列入经部矣”（《十三经概论》），其根据就是五代时，蜀主孟昶命毋楷书《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十一经，首次将《孟子》拉入经典系统，这是《孟子》入经之始。

北宋时期，王安石非常推崇孟子，重视《孟子》，而司马光则贬低孟子，这是新旧两党之争在孟子身上的投射。到南宋，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经书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历元、明、清三代，随着朱子学地位的提升，《四书》成为官方钦定的教科书，《孟子》自然也是官方教科书。

《孟子》是一部不朽的经典。其之所以不朽，在于它存有大量超越时空，跨越族界、国界的永恒价值。《孟子》开启的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华夷之辨，大体小体之辨等，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东亚长期讨论的话题，影响至深至巨。它的性善说、仁政说、修养说、民本说等永远值得后人思考。《孟子》的思想为历代学者继承并发扬，赵岐、韩愈、王安石等学者无不对《孟子》颂扬有加，对其思想情有独钟。南宋陆九渊心学兴起尤其是明代阳明学兴起，将《孟子》学说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孟子》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远播海外。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明代，传教士将《孟子》介绍到欧洲，经历代汉学家的努力，被译为不同的文字，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地，《孟子》都有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