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总

作者：齐军

刘总是大众日报人对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刘广东先生的尊称，我猜想这里面含着传统媒体人“报人当以业务立身”的价值观，一声刘总表达大家对这位多才多艺的老报人无限的敬重和认可。刘总本人自谦、稳重，喜欢别人称他“刘编辑”“老刘”。待我入职大报时，刘总已届耳顺之年，他宽阔的圆脸庞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笑意始终挂在脸上。刘总阅历丰富，又有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勤思好学之风，谈起做人做事，言语随和，语调缓适，没有官话大话，也不说空话套话，像家长与子女谈心一般春风化雨，听者受益匪浅。大报一领导曾感叹：“与这样的智慧长者交流，是一种享受。”对于吾等家乡后生，他鼓励多批评少，我从中学到一些做人做事的方法，自感终生受益。

2025年8月，刘总去世后，我痛定思痛，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把与刘总交往中有意义的事记下来，以此缅怀这位智慧敦厚的老人。写篇文章还值得如此兴师动众？鉴于身体原因，下半年以来，我把写作的任务一压再压，但这篇文章必须写。刘总去世不久，曾几度入梦，我拿起笔又放下，意难平。临近岁末，不能再拖了，我想写作不仅为了记忆，更为给自己一个交待。正如作家麦家写《人间信》，首次直面父子关系这个他心灵深处的最薄弱处，他说：有些东西，年龄大了，沉淀久了，才敢碰，不为和解，只求心安。

记得大概是1998年报社年度工作会上，刘总宣布了在部分市地建设分社的决定，由各市地记者站自愿报名，建设费用通过记者站广告费留用解决，期限三年。一石激起千层浪，那年的记者站会议开得格外热烈，大家会上会下都在讨论，也在盘算自己有没有能力当第一个吃螃蟹的。当时，17市记者站广告收入像所驻市的GDP一样分为三个世界，聊城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年广告收入30万元左右，而建设一所具有办公、印刷功能的分社，征地、买设备、盖楼等各项费用少说也得三百多万。站长宋庆祥下不了决心，在会后返程路上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支持。那是一个经济加速上行的黄金年代，我们算了一笔账：按三年建设期计算，每年需要七八十万元，把广告开发提到这个档次是“跳跳脚够的着”的。回到站上，我很快草拟了建设聊城分社的报告，站长修改把关后呈送报社，由此拉开筹建分社的大幕。那时，聊城站要建分社的消息在编辑部和聊城宣传系统引起不小的反应，大家表示支持的同时，主要替我们捏了一把汗，毕竟投入真金白银，还要个人在完成正常记者考核任务之外，再投入精力搞建设，有出力不落好之嫌。

“建分社选的那块地，你知道吗？”一个秋日的早上，刘总到聊城调研，我陪他在宾馆内散步时问。

我答：知道。他马上安排带他去看看。

我迟疑一下，因为站长不在，我一个站员陪着报社一把手看地块有越位之嫌，而且分社选址是一件大事情，汇报不好生出事端又如何交待。

“不等庆祥了，咱走吧。”刘总温和的话语传递出信任。

位于聊城经济开发区的这块地有14.56亩，毗邻开发区管委会，坐落在东昌、中华两条干线公路的交汇处，看上去方方正正。地上原建筑物已清除干净，只留半人高的芦苇迎风飘荡。

刘总在路边转了转，说：“可以。”

大众日报在市地建设分社，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人民日报社创办华东、华南分社的经验。刘总说，报社在市地没有“腿”，建起分社相当于有了自己的腿，与市地加强联系、把报社产业向下延伸就有了平台。除了报社的“大道理”，我也有建设分社的“小道理”。时任报社副社长宫本欣曾对驻站记者们说：“报社是家又不是家，记者站不是家又是家。”驻站记者是报社派出报社管理，从行政关系上报社是驻站记者的家，但驻站记者又常年驻外，生活在外地，报社管不上，像一只风筝在外飘着，找不到家的感觉。在获批筹建分社的6个记者站中，聊城占得一席，有站长的积极争取，更离不开刘总对家乡的关照。遇到这样的好机会，哪能不大干一场？

我们四处公关，以6万多一亩的较低价格拿下了心仪的地块，说服聊城邮政局与报社强强联合入股印务公司。按照“先治坡后治窝”的原则，率先建设印务公司。我们北上沈阳订购印刷设备，启动印刷车间的基建工作，招聘员工，一切忙而不乱。为保证顺利开机，刘总委派时任大众报业集团总经理王培文坐阵指挥。1999年国庆节，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调试正式开机印刷，一份份彩色《齐鲁晚报》从印刷线上走下来，第二天清晨由邮政车直发聊城八县市，上午刚开班就摆上了街头报摊。至此，大众日报在聊城拥有了自己的印刷厂，结束了依靠地方媒体印刷、时效难以保证的历史。之后，《生活日报》《大众日报》也在这里开印。

在筹建印务公司期间，最难忘的是到沈阳人民印刷厂验收设备。夏日的沈阳铁西区，太阳明晃晃的，热得人坐立不安，杨厂长带我们参观了几个制造企业，全部是机器停转、人去厂空，空荡荡的车间里结满蜘蛛网。那是铁西这个重工业基地最困难的时期。因付款比例问题，与杨厂长几番斗法后，他终于答应发货。我和印务公司白经理一刻也不想在沈阳待了，卧铺票没买到，就买了两张硬座票，乘绿皮车从两千公里之外往家赶。车内拥挤嘈杂，又闷又热，入夜更是难熬，我俩租了一台小电视打发时间，坐了十五六个小时的硬座，整个人近乎僵硬。那一年，我二十七岁，正是闯的年纪！

三千多平的欧式建筑办公楼是分社建设的重头戏。开工的鞭炮声响起不久，报社安排站长参加西部大开发采访，建设管理的担子落在了我一人肩上。“抵顶”是那个时期报社的流行词，为支持各分社建设，大报广告处允许广告抵顶建筑材料。我东进乳山，把抵顶的玻璃砖门运进来；南下泗水，挑选抵顶的大理石板；与当地电动门厂软磨硬泡，“让厂家同意抵顶了一部电动门……有人笑言：分社是用报纸“糊”起来的。这里面有亲历者的辛酸，有功成一喜的惬意，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情，更有大众日报这块金字招牌的强大支撑！刘总曾问我“为啥不怵头”，我十分肯定地回答：“因为我有一把尚方宝剑——大众日报。”我从分社建设中体会到：事业成功靠天时地利更靠人和，绝不是一两个人的独角戏，是众人同心协力的结果。

2001年9月，一个丰收的日子来了，大众日报社聊城分社正式挂牌。时任大报总编辑室主任梁国典笑着对我说：“看着这小楼，是不是挺有成就感。”我含笑点头。对于报人来说，写稿子拿奖是主业，但稍嫌虚空，一座有形建筑带来的快乐有时胜过一沓证书。历史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幸哉！那几年，我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在磨砺中不断长大，虽有繁忙时荒了写稿的遗憾（我的岳父一直以我是大众日报记者为荣，一连几天在报上看不到我的稿子时，很是失落），但也赢得了报社领导同事的认可。2004年报社人事月，处级干部竞争上岗，我如愿竞得交通站长。有人说我演讲嗓门大、放得开，称为“黑马”，可时任大众日报总编辑傅绍万说：“我们选你，不是因为你讲得好，而是因为你干得好，你在聊城扎扎实实干了好多事。”

从聊城走进省城，从地方进入行业，我开启了工作生活新阶段。那时，刘总早已卸下报社重担任职省记协，工于字画。万事开头难，担任站长的第一年，由于我对山东交通系统不熟悉，承担的广告任务又重，天天心事重重、愁眉紧锁，而且一个人生活，东一顿西一顿，像个没娘的孩子，惶惶不可终日。在广告开发难见起色的前几个月，我甚至有了完不成任务就辞职的念头。刘总及夫人刘姨见我有压力，没有说过一句“压力有多大，动力就有多大”之类的人生经验，削一个苹果递到我手上，或沏一杯绿茶放到我面前，给了我家人般的温暖。刘总曾问我报社为站上配了一辆什么车，我回答：一辆很旧的普通桑塔纳。“有旧车就不愁没新车。”他的话充满辩证法，我一时不解其意，后来渐渐明白：有了旧车就有了换新车的动力，就想干得更好。年过半百，回首来路，发现所谓的人生大目标是由无数个诸如换车、换房、换工作之类的小目标累积而成的，那些小目标就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的案头摆放着一幅字，睹物思人，刘总在2004年送我字的情形又浮现眼前。一天，我到省记协看望他，闲聊片刻，他拿出折叠工整的一幅字给我：“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字幅四尺对开，录南宋诗人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诗句，大字行书，钤印“会辅堂”和名章两枚，题跋：齐军同志惠存。看得出，这是刘总精心选材，为我量身定做的，以“征尘”“酒痕”写我的奔波与愁绪，用一个智慧长者的方式对我安慰鼓励。刘总的书画早已蜚声山东新闻界，大报人以拥有他一幅字画为傲。我欣喜不已，竟忘了说声谢谢，但这份情始终珍藏心底。

那段蹉跎与峥嵘岁月里，刘总的一杯茶、一句话、一幅字，一直让我温暖着，也让我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艺术——对孩子要有同理心，别摆老子谱。

时间来到了2020年冬，刘总搬了新居，我去看他。他步履蹒跚，语调低缓，看上去老了许多。我问身体咋样，他淡淡地说：“已是风烛残年。”那年我已过五十，又遭一场大病，能体会到一个垂老多病之人对健康求之不得的落寞和悲伤。我转移话题，聊起他近期创作，他说：“画不动了，许久没拿笔了。”又说：“现在写父母、姐妹的回忆录，他们对我都很好。”刘总出生在聊城东阿，东汉曹植为王的鱼山脚下。他领我到书房兼画室“会辅堂”，书报堆满了书架书桌。“搬完家还没来得及收拾”，他说着随手拿起一本《会辅堂诗稿》，签了名送给我。集子收录了他退休后所做古体诗、隶篆行书和山水、花鸟画中的精品佳作，设计简约，印刷精美。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于书画是外行，看着养眼觉着美，看着碍眼就认为丑。从蒋维崧先生等山东名家对刘总书画的评价，以及他执掌山东新闻书画院时画院在山东的声望来看，他的书画造诣极深，称为书法家、画家应不为过。这让我联想起他“专心治事”的二三事。刘总任总编时，编辑把一篇拟上版的评论给他看，他认为开头太平不给力，建议引用古代先哲的一句话提气。编辑想了又想回话“没有合适的”，他随口吟出一句，对方查看原文果然有这句话，而且字字不差。分管印务工作时，有一夜狂风暴雨，他担心印刷车间漏雨影响印报，竟不顾众人劝阻亲自爬到楼顶检查。他“干一行钻一行，钻一行成一行”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这次见面之后再没有见到刘总，一则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变得懒了，二则也有遵照刘总之意的因素。“以后别跑了，打个电话问道问道，我就很高兴。”他送我出门时叮嘱。我也怕叨扰刘总，之后年节打电话问候，他总能第一句喊出名字：“是齐军吗？”

人之生老病死像春夏秋冬一样自然变化。偶尔将刘总与那个忌讳的字联系在一起时，我心作疼，既怕这一刻真的来临，又担心无缘送老人最后一程。果然，那个黑色的八月，老人走了，而我知道时已是报社举行告别仪式的第二天。这让我情何以堪？

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日子，2026年元旦如期而至，午后的阳光透过西窗斜照进来，安静祥和。我拿起笔，终于将这篇断断续续写了几天的“任务稿”完成，闭目养神间，刘总那慈祥谦和的脸庞若隐若现。记得1994年，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不幸去世后，夫人王庆芝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繁森，你真的走了吗？》。这是朝夕相处的亲人对故人正常的心理反应。那时我还年轻，对这种心性领悟不到。人过中年，我的岳父、大伯先后去世，若干年过去了我觉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活着，永远活着。此刻，我也轻轻的问自己：刘总，你真的走了吗？

                      2026年元旦于至性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