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国际传播中心：从自说自话到双向对话

作者：罗莎

来源：《全媒体探索》2025年12月号

导读

当前，国际传播存在“自说自话”的单向输出困境，文化“出海”也面临从规模扩张到效能提升的转型压力。区域国别研究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它聚焦特定国家与区域，深入剖析其国情民意、文化特质，助力国际传播从单向灌输迈向双向对话，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全媒体探索”推出专题研讨，期待激发更多思考与实践，探寻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传播之道，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贡献智慧与力量。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持续深化，东盟已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国际传播的重点区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要求国际传播工作必须突破传统单向输出模式，实现向精准滴灌的转型。

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广西肩负着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的使命任务，其国际传播工作具有典型的区域代表性。

2024年9月成立的广西国际传播中心，以面向东盟传播为核心职责，通过构建“24K”国际传播体系、打造多语种传播矩阵、开展系列跨国人文交流活动等实践，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其发布的图文稿件达7632条、视频达1245条，爆款产品单条最高阅读量突破112万。深入剖析其成功经验可见，立足东盟各国国情的区域国别研究贯穿于传播全流程，为破解国际传播普遍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理论意义上，本文通过厘清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关联，构建研究赋能传播的分析框架，丰富国际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弥补当前对地方国际传播实践研究的不足。

实践意义上，以广西面向东盟的传播实践为样本，提炼区域国别研究赋能传播的可操作路径，可为国内其他地方国际传播机构，尤其是面向特定区域的传播主体提供实践借鉴，助力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整体效能，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

核心概念界定与内在逻辑关联

（一）核心概念界定

区域国别研究是以特定国家或区域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其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特质、社会习俗、对外关系等内容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其核心目标是精准把握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规律性，为国际合作、外交决策、文化交流等提供智力支持。

国际传播是指跨越国家边界的信息传播活动，包括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等主体通过各类渠道向国际受众传递信息、阐释理念、塑造形象的过程。其核心诉求是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与价值共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

当前学界关于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的关联研究已形成初步共识，普遍认可好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够为有效的国际传播打下知识基础，好的国际传播研究则有助于促进和深化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了解，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在传播模式转型研究中，学者们逐步意识到对话式传播对破解自说自话困境的重要性，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对话形式创新，较少深入探讨区域国别研究如何为对话式传播提供系统性支撑。

在面向东盟的传播研究中，学者们关注到广西的区位优势与跨国活动开展，却未从研究赋能对话的视角系统梳理对话式传播的实现路径。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研究缺口，聚焦广西国际传播中心的实践，剖析区域国别研究赋能对话式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二）内在逻辑关联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的核心契合点，在于为对话式传播提供认知基础与实践支撑，二者构成“认知—对话—反馈”的辩证统一关系。自说自话困境的本质是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认知错位，缺乏对对象国文化习俗、价值观念、话语体系的精准把握，导致传播内容难以引发共鸣。

而区域国别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对象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关切、传播规律，能够解决对话式传播中“与谁对话”“对话什么”“如何对话”的核心问题。

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为对话议题设定提供依据，确保对话内容贴合对象国受众的核心关切；另一方面，其对对象国话语习惯与文化禁忌的研究，为对话场景搭建与表达形式优化提供指导；

同时，研究形成的对对象国合作资源的认知，为搭建稳定的对话平台提供支撑。反之，对话式传播过程中收集的受众反馈，又能反哺区域国别研究，使其更贴近传播实践需求，形成研究赋能对话、对话完善研究的良性循环。

东盟十国在历史沿革、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决定了面向东盟的对话式传播必须以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为前提。

例如，越南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对青年责任、邻里互助等议题的认同感更强；泰国佛教文化盛行，注重对话中的平和氛围与情感共鸣；新加坡作为多元文化城市国家，更关注产业协同、技术创新等务实议题。

若缺乏针对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话极易陷入鸡同鸭讲的尴尬，难以实现有效沟通。广西国际传播中心的实践正是依托对东盟各国的细分研究，精准搭建适配不同国家的对话场景，实现了对话式传播的有效落地。

国际传播的自说自话困境与对话式传播的赋能契机

（一）广西国际传播面临的核心困境

作为面向东盟传播的前沿阵地，广西国际传播工作曾长期面临自说自话的核心困境，这也是地方国际传播机构的共性难题。

一是对话议题错位，传播主体设定的议题与东盟受众关切脱节，如过度强调国内发展成就，忽视东盟各国的实际需求，导致对话缺乏吸引力；二是表达形式隔阂，沿用国内传播的话语体系与表达习惯，未契合东盟各国的文化审美与话语逻辑，引发认知偏差；三是对话平台缺失，缺乏稳定的跨国对话渠道，难以实现传播主体与受众的直接互动，无法及时获取反馈；四是合作基础薄弱，对东盟各国媒体资源、社会组织情况了解不足，难以搭建有效的对话合作网络。

这些困境的核心症结在于对东盟各国的认知不足，而区域国别研究恰好为破解困境、构建对话式传播模式提供了契机。

（二）区域国别研究的赋能契机

区域国别研究通过系统梳理东盟各国的国情民意、文化特质与合作资源，为对话式传播的构建提供全方位支撑，成为破解自说自话困境的关键抓手。

其一，基于对东盟各国受众关切的研究，可精准设定对话议题，实现议题适配；其二，依托对东盟文化习俗与话语习惯的研究，可优化对话表达形式，消除文化隔阂；其三，通过对东盟媒体资源与社会组织的研究，可搭建多元化对话平台，畅通互动渠道；其四，借助对东盟合作政策与交流传统的研究，可构建稳定的对话合作机制，强化合作根基。

广西国际传播中心正是立足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从面对面对话、内容共创对话、互访交流对话三个维度构建对话式传播体系，有效突破了自说自话的传播困境。

区域国别研究赋能对话式传播的实践路径

（一）立足国别需求研究，搭建面对面对话场景

面对面对话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传播主体与受众的直接互动，消除认知隔阂，而精准的对话场景搭建与议题设定，必须以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为前提。广西国际传播中心依托对东盟各国发展需求、社会关切、文化习俗的系统研究，针对性搭建面对面对话平台，确保对话能够精准对接受众需求，引发情感共鸣。

在共性议题对话方面，中心基于对东盟各国共同发展需求的研究，聚焦中国—东盟合作的核心领域搭建对话平台。例如，中心依托对各国国情的细分研究，搭建适配特定国家的对话场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25年中越建交75周年暨中越人文交流年期间，中心承办的“对话新时代”中越青年媒体人交流会，活动精准把握中越“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与青年群体的核心关切，在越南河内主会场与中国南宁分会场同步举办，吸引中越两国媒体、高校、企业青年代表500余人参与。

基于对中越青年媒体人的职责使命与关注热点的研究，活动设定“青年媒体人的使命——担当两国友谊的记录者和传承者”“媒体驱动产业融合——助力经济协同发展新路径”“面向未来——媒体融合与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三大核心议题，确保对话内容贴合青年群体需求。

对话过程中，中越青年代表围绕议题坦诚交流，形成诸多共识，活动获530多家中外媒体报道，总阅读量近3.58亿，有效强化了中越青年的情感联结与合作共识。此外，中心还将对话活动拓展至印尼，成功举办“我们与世界对话”中印尼青年媒体人交流活动，依托精准的国别研究实现了对话效果的最大化。

（二）依托本土语境研究，推进内容共创对话

内容共创是对话式传播在传播产品层面的核心体现，其核心在于突破单向创作、单向输出的模式，实现传播主体与对象国媒体、创作者的共同参与，而这一过程必须以对本土语境的精准把握为基础。

广西国际传播中心通过对东盟各国媒体运作模式、受众审美习惯、话语体系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当地媒体开展深度内容共创，实现了传播内容与本土语境的精准适配，有效提升了内容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在合作机制构建上，中心基于对东盟各国媒体合作需求与运作特点的研究，创新共创模式，从简单供稿向深度协同转型。

例如，针对越南媒体对政策沟通、经贸往来议题的关注，中心与越南外交部媒体《世界与越南报》联合设立双语编辑团队，双方共同策划选题、采集素材、撰写稿件，围绕中越边境合作、产业协同等议题共创双语新闻产品，确保内容既符合中国传播需求，又适配越南受众的认知习惯。

与越南广宁省传媒中心构建人才交流、技术赋能与内容共创的立体合作机制，定期开展专题培训，共享传播技术与经验，联合制作反映中越友好交往的纪实内容。

在具体内容创作上，中心依托对各国文化符号与审美偏好的研究，打造适配本土的共创作品。例如，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创新策划跨国联合访谈《跨屏共筑同心圆》，在北京邀请代表委员与越南、柬埔寨记者及马来西亚友人跨屏对话，派记者赴柬埔寨实地报道当地民众对全国两会及桂柬合作的期待，有效增强了全国两会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针对东盟青年对短视频、数智创作的偏好，中心联合广西海丝文化交流基金会发起“走读广西·感知中国——Hello Guangxi”中国东盟青年拍客数智创作计划，通过资金扶持与内容共创的形式，鼓励东盟青年以自身视角讲述中国—东盟合作故事，形成了大量贴近本土语境的传播素材。

2025年6月，中心与《柬中时报》联合策划的《中柬“鱼米走廊”广西现代水稻产业合作项目在柬开工》报道，正是基于对柬埔寨农业发展需求与媒体传播特点的研究，精准对接当地关切，引发柬埔寨新闻社、国家电视台等当地主流媒体转载，还获得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官方微信公众号转发，形成跨地域传播效应。

在文化符号运用上，中心深入挖掘中国与东盟的共通文化符号，通过内容共创实现情感共鸣。例如，在“世界市长对话·南宁”活动的共创内容中，以“柑橘”这一东盟各国普遍种植的作物为文化符号，隐喻中国与东盟的共生共荣关系，推出《为中国—东盟同“柑”共苦“柑”杯》等短视频，在东盟各国媒体平台同步传播，有效引发情感共鸣；联合越南媒体推出的AI概念片《“越”过山海，云瞰美景！》，以中越共有的山水景观为创作元素，通过AIGC技术绘就两国山水相连、共赴未来的美好图景，海外平台总浏览量超20万。

（三）基于合作资源研究，深化互访交流对话

互访交流是对话式传播的延伸与深化，通过“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互动，能够搭建更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更深入的情感联结。广西国际传播中心通过对东盟各国合作资源、政策环境、人脉网络的区域国别研究，精准对接合作对象，系统开展互访交流活动，构建了常态化的对话合作机制。

在“走出去”方面，中心基于对东盟各国媒体资源、合作需求的研究，精准开展跨国互访与行进式采访。例如，在“对话新时代”中越青年媒体人交流会期间，中心联合五洲传播中心与越南主流媒体共同启动“同志加兄弟  携手向未来”中越媒体互访活动，依托对中越合作重点区域的研究，组织两国媒体代表深入中国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区，以及越南河内、胡志明市等地开展互访交流，通过行进式采访记录中越友好合作的最新成果，形成了大量鲜活的传播内容。

中心还依托在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五国设立的国际传播联络站，定期组织记者团队赴当地采访，深入了解当地发展现状与受众需求，为后续对话式传播的开展提供第一手资料。

在“请进来”方面，中心基于对东盟各国主流媒体、青年群体、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资源的研究，邀请其来华交流，搭建深度对话平台。例如，组织“共享新机遇  携手向未来”——2025境外媒体看广西采访活动，邀请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等东盟各国主流媒体总编辑及记者，深入广西探访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果，深入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与文化魅力；邀请东盟各国媒体专家、高校学者来华参加中国—东盟区域国别联合研究沙龙，围绕传播规律、合作模式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为对话式传播的优化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中心还与东盟六国驻南宁总领馆、中资企业、侨团商会建立直接沟通渠道，依托对这些机构资源优势的研究，搭建了多层次的互访交流网络，为对话式传播的持续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通过“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互访，中心不仅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受众需求信息，更搭建了稳定的合作桥梁。例如，通过与越南广宁省传媒中心的互访交流，双方建立了定期合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内容共创与人才培训；通过邀请东盟青年来华交流，培育了一批了解中国、认同中国的青年使者，为后续对话式传播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依托受众反馈研究，优化对话效果评估

对话式传播的持续优化离不开科学的效果评估，而评估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受众反馈的精准研究为基础。广西国际传播中心通过对东盟受众互动习惯、认知特点的区域国别研究，突破传统内宣思维的局限，构建了适配对话式传播的效果评估体系，确保评估结果能够精准反映对话效果，为后续传播优化提供依据。

在评估指标设定方面，中心基于对东盟受众互动习惯的研究，将评估指标从单一的发稿量、点击率，拓展为“数量+质量”“过程+结果”“短期+长期”的多元指标体系。既关注稿件发布量、平台浏览量等基础指标，也重视海外受众的点赞、评论、转发等互动指标，还关注传播内容对受众态度、认知的长期影响。

例如，在评估“在桂东盟留学生走进广西人大”活动效果时，不仅统计全网230万的总阅读量，还重点分析东盟青年群体的互动评论情况，通过评论内容研判活动对东盟青年理解中国民主实践的实际影响。

在评估方法运用方面，中心依托区域国别研究的调研方法，开展针对性的受众调研。通过与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等智库合作，定期开展中国—东盟区域国别联合研究沙龙，围绕东盟受众的信息偏好、传播渠道选择、涉华态度等开展专项研究；

在重大传播活动后，通过线上问卷、焦点小组访谈等形式，收集东盟受众的反馈意见，为后续传播策略优化提供依据。例如，在中国—东盟青年春日联欢会举办后，中心通过对参与青年的访谈，了解其对活动形式、内容的评价与建议，为后续青年交流活动的策划提供参考。

结语

在国际传播环境日益复杂、跨文化沟通需求日益迫切的背景下，突破自说自话困境、构建对话式传播模式已成为提升传播效能的核心方向。

本文通过对广西国际传播中心实践的研究发现，区域国别研究是赋能对话式传播的关键支撑，其通过为面对面对话提供场景与议题支撑、为内容共创对话提供本土语境适配、为互访交流对话提供合作资源对接，能够有效消除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鸿沟与文化壁垒。

广西国际传播中心依托区域国别研究构建的多元对话体系，为地方国际传播机构突破单向输出困境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未来，伴随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持续深化，对话式传播有望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流模式。这就要求进一步强化区域国别研究与对话式传播的深度融合，不断优化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机制，提升对话的精准度与持续性，让传播更有效。

不过，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如当下主要聚焦广西面向东盟的传播实践，未涉及其他区域的对比研究。后续可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通过多区域案例对比，深入探讨区域国别研究赋能对话式传播的差异化路径，为不同定位的国际传播机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

（作者为广西国际传播中心副主任岗位召集人）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5年12月号，原标题为《从自说自话到双向对话：区域国别研究赋能国际传播的核心路径》，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