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金庸的“未竟大学”

文|李怀宇

金庸的中学虽经波折，算是读完了。大学却是不完整的。

1943年，金庸参加高考，被西南联大等校录取。但金庸无钱支付各种开支，遂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就读。他的理由是想周游全世界，便有了做外交官的理想。

在学校，金庸的围棋兴趣不减。老师中钱穆以无锡方言授课，同学听不懂，金庸便在台下同步翻译。1944年夏，金庸大一读完，全校总成绩最高。但1944年秋，大二开课不久，金庸便告别了大学生涯。

金庸被校方勒令退学之事，我已当面问过金庸，2008年他对我的回答算是一种“晚年答案”。

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的表述是：“目睹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殴打不听命令的学生，向校向投诉，被勒令退学。”这个表述，应是根据1963年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的回忆：

1944年秋天，日军从湖南、广西一直进攻到贵州，重庆大为震动。那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二年级。学校当局经政府授意，要发起全体大学生参军。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先生，应当作为全国大学的模范，所以参军运动进行得最是热烈，有些学生赞成，也有些学生不赞成。我们读外交系的，大多数都报名参加国防部外事局，做美军和英军的翻译。但不久日本军队就撤退了，重庆复归平静，大学生参军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学校中对付“异己”的运动却紧张地进行了起来，与国民党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学生，开始清算不响应“校长号召”的学生。接连半个多月，学校中的气氛非常紧张，凡是平时对政府有不满言论的、对校长个人或党团说个讽刺话的，许多人被拉到介寿堂去，跪在“校长”的戎装油画大像前面，一面予以拳打足踢，一面要他对校长忏悔。

我自己幸而没有身受其辱，但目睹这种场面，心中气愤之极而无力反抗。经过三夜苦思，我得出了抉择：这样的政权是不值得拥护的，我不愿再听这位校长的训话，不愿再穿“校长鞋”(所谓“校长鞋”，是一种黑帆布面的胶底鞋，每逢校长来学校训话，每个学生就发一双这种胶鞋。同学们欢迎校长训话，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校长鞋”)。于是我不告而别，离开了学校，从此没有回去。不久，学校中贴出了开除我学籍的布告。

开除学籍也无所谓。我现在仍旧觉得，不值得忍受这种法西斯党棍的侮辱，来换取一个大学学位。那时我表兄蒋复璁先生(蒋百里先生的侄儿)是中央图书馆的馆长，于是我到图书馆去当小职员，说到读书的环境，做图书馆的小职员比做大学生还好得多。

金庸对这种“不平事”的看法，相信是一生不变。所以，后来在现实世界再见类似的事情，他的观感依然：“抗战胜利后，有一次我在上海搭火车，在火车站上看到一队国民党的士兵。那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盛暑天气，七八名士兵凑钱买了一个西瓜，在月台上分了吃。营长来了，认为他们不守纪律，穿着皮靴的腿立刻将西瓜踢得稀烂，大概他有意在许多候车的绅士淑女面前显显威风，喝令这七八名士兵跪在轨道上晒太阳，一直晒了大半个钟头，直到火车远远驶来，才令这几名吓得面无人色，晒得全身湿透的小兵起来。……猛兽杀害生物，只不过为了将之作为食料，人类却发明了使人下跪的屈辱，人折磨人，不是因为自己肚饿而要将他吃了，只是自己的‘尊严’饥饿了，要将别人侮辱一番，以满足自己的虚荣。”

贾岛《剑客》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金庸了然于胸，他化笔为剑，小说中的“不平事”绵绵不绝。

做外交官的理想，最终成空。不过，金庸笑看风云之后，对当年的梦想重新反思：“现在回想，这个外交官之梦虽然破灭，却未尝不是好事。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不少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驻外大使、总领事等高职，后来一个个的失却职务，失意闲居，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如果有可能将我作为小说家、报人、学者的经历和他们交换，我肯定一定会拒绝。”金庸的人生经历，倒可以为“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作一注脚。

金庸周游全世界的梦想，后来倒是自由地实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但金庸只在创业期间写了一些游记，如《旅游寄简——日本》《忧郁的突厥武士们》。金庸功成身退后周游列国，却已无兴趣付诸文字。作为读者，我总觉得有点可惜：以金庸才大如海，在小说封笔之后，或写游记，或忆师友，甚至写回忆录，皆大可观。

大学生涯的不完整性，不妨视作金庸心里的一个“阙”。金庸后来得到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最后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是一种心理补偿。

另一种意义上的心理补偿，则是终生学习。

金庸早年就养成博览群书的习惯。他读过大量的武侠小说，也读过许多外国小说，尤其喜欢大仲马，《三剑客》(又译《侠隐记》《三个火枪手》)一书对他一生影响极大，他写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金庸认为《三剑客》的风格不像西方小说而似乎是一部传统的中国小说。他说：“我写人物，是从中国的古典小说学习的。《三剑客》教了我怎么活用历史故事。”

大仲马有一名言：“历史是什么？是一个钉子，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而金庸小说中的“历史”，也不妨作“钉子”观。

以中国史学而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深深地影响了金庸。他说：“历史学家认为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写历史，世上最早的是中国司马迁的《史记》。”

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同学大都回家去了。金庸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炎热，他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一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他在《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自此而来。

《资治通鉴》和莎士比亚戏剧是金庸一生读书的至爱。金庸在暑假读名著：“我在学校时，有一年暑假的读书计划，中文是读《资治通鉴》，英文读四部莎士比亚悲剧。莎氏悲剧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虽然是外国文，读起来反比中文容易得多。《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一共有九十册，要读通它的标点，就要化相当力气，至于难字难句、典章制度，更是查不胜查。结果只读到六十余册，暑假就完了，学校开课，于是和世界上大多数读书计划的命运相同，我的计划也无法完成。”后来他在不同的场合说：“文学与历史著作中我最喜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读《资治通鉴》，总是兴味盎然，古文的简洁高雅，其文字之美，一直是我希望学到的。当然还差得很远。”“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

金庸从历史著作中看到是非善恶、理乱兴衰。自古以来所谓“以史为鉴”就是历史与现实、人生之间的一道桥梁。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完成之后的《进通鉴表》中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1946年11月，金庸进入杭州的《东南日报》当记者。他一度想进浙江大学读硕士学位，因经济问题不能放弃记者的职业而未读成，但一直铭记浙大校长竺可桢对他说的话：“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第二，做学问也是为了服务社会，你现在当记者也是一样的。”

竺可桢的这一番话，不仅励志，更富哲理。相信“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让金庸深为受用，而他晚年既求学问，又求学位，不免让人重温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2003年，金庸在杭州西子湖畔公开表示自己欠缺学问：“后悔应该多点时间来做学问，不应该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对人家有益对自己没益的事情。写小说娱乐人家，自己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做学问，自己得益的。我好奇心很重，我觉得学问不够，也是自己生活中、人生中一个缺陷。”(《金庸访谈资料集》第二册第83至85页)

无论如何，当年进入新闻界工作，让金庸开启了终生学习的模式。金庸说：“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92至93页)

从事新闻工作，是金庸“我的大学”、“我的研究生”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