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认知，这本书给出更适合中国体质的“文明量尺”

在文明探源的学术疆域里，“何谓文明”始终是横亘在研究者面前的关键课题。西方学界以城市、文字、金属器的“三要素”作为文明判定的主流标准，在此基础上，各类文明演进理论层出不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的新作《文明论》，以重建中华文明自身理论体系为目标，勾勒出一幅根植于东方历史土壤的文明图景。这部著作厘清了中华文明“以文德成人”的核心追求，揭示了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深层逻辑，提出的“三要三本”文明理论，为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跨学科范式。

面对世界变局，重新认识自身的文明传统，在传承中创新，在交流中互鉴，中华文明的智慧，可以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这种探索颇具现实意义。

文明标准的迷思

英语中“Civilis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Civis”，衍生出“公民”“城市”等含义，这也决定了西方文明观的指向，即氏族制度解体后以城市为核心的国家形态。关于文明标准的讨论，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奠基性著作，该书提出人类文明演进遵循“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线性路径，将文字的发明使用视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核心标志，同时将氏族制度瓦解、私有制出现、国家产生列为文明社会形成的关键节点。这一理论首次构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框架，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人类学支撑，其对文明起源要素的界定，至今仍具有基础参考价值。

但受19世纪研究条件的局限，摩尔根的“单线进化论”难以解释不同地区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用这套线性标准来衡量文明的起源，存在先天的适配性缺陷。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从宏观地理视角重构了文明演进逻辑。他否定了“种族优劣论”，提出文明发展的差异，并非源于人类自身能力，而是由地理环境决定。这本书跳出了传统“英雄史观”和“种族史观”的桎梏，为理解文明差异提供了框架，但也因弱化人类主观能动性、忽视文化与制度的反向塑造作用而备受争议。将这一理论置于中华文明的语境中审视，我们会发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文德优先”的价值取向，无法单纯地用地理因素来解释。

文明“三要素”标准其实与中华文明存在的错位远不止于此。中国的早期文字，起源年代远早于国家形成，若将文字视为国家诞生的标志，显然违背历史事实。西方城邦国家制度下的城市概念，与夏商及西周王朝的内服王庭制度大相径庭，《穀梁传》记载“城为保民为之也”，说明中国早期城市的核心功能是军事防御，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政治与宗教中心。

至于金属器这类技术因素，本身具有动态变化的属性。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相较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是进步；青铜工具的出现，让石器沦为落后工具；铁器的普及，又让铜器相形见绌。用这种动态指标作为文明的固化标准，本身就存在逻辑漏洞。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明所强调的技术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是区别文明与野蛮的关键条件。中国先民早已意识到，技术高下是相对的，若将技术水平作为文明的永恒准则，必然会得出“后人比前人更文明”的片面结论。

从天文到人文

与西方文明观强调国家形态与技术进步不同，中国传统文明观的核心追求是“成人之道”，即通过文德塑造完善的人格，建立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这种文明观并非凭空产生，《文明论》认为，其源头可追溯至八千年前的天文观与文德实践。

“文明”一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但其内涵与西方认知截然不同。《尚书•舜典》中记载“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此处的“文明”明确指向帝舜的个人品德修养，是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赞誉。这一记载揭示了中国传统文明观的要义：文明并非描述一种国家结构，也与技术能力无关，而是以文德塑造人，构建礼仪社会。这种以人为核心的文明观，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与价值取向。

那么，中国人为何会独辟蹊径呢？作为天文考古学的开拓者，冯时认为，中华文明的诸多思想，比如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制度、典章名物制度、哲学观和科学观，其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思想体系的形成，无不源于天文。这一观点与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存在一定呼应。布罗代尔将文明史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三个层次，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长时段”因素，是文明发展的深层结构，决定着文明的基本走向；而政治事件、英雄人物等“短时段”因素，只是文明进程中的表层波动。不过，作为年鉴学派的代表作，这本书对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关注不足，且未能充分重视文化与精神层面在文明发展中的价值。

考古学研究表明，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农学是人类最早创立的四种古典科学，其中天文学是最早形成的。这是因为，原始农业的发展，必须以对时间的精准掌握为基础，中华先民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建立起早期的天文观测体系，形成了最初的时间认知，这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更构建了中华文明的原始知识体系。《礼记•郊特牲》中“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的记载，正是古人对天文与农业、人类生存关系的认知。

刻“日云山”大口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上面的刻画符号证明早在5000年前，山东莒地先民就通过观察太阳的位置，发现了季节更替的天文现象，并以此来确定春播夏种的时节。

在冯时看来，天文学对文明的塑造，从文德思想就可以看出。先民通过长期观测发现，天文现象具有恒定的规律性，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更替都遵循着固定法则，这种规律性让先民建立起对自然的信任，进而衍生出人际间的诚信观念。这种由天文观测到诚信观念的逻辑链条，构建了天文与文明的固有联系，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这一点，《周易》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可为证据。

在此基础上，《文明论》概括出了“三要三本”的文明理论：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为治世之本。在冯时看来，道德是区分人与禽兽的根本，知识是个体立足社会的基础，礼仪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保障，三者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强调的“私有制出现、国家产生”等文明标志不同，“三要三本”理论更注重文明的精神层面与社会伦理维度，不失为一种有益补充。

变局的一种解法

中华文明到底有多悠久？冯时认为，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年前甚至更早，相当于在夏王朝之前又追溯出一个“夏朝”。这是因为，尽管考古学研究可以使“前国家时代”的传说成为信史，但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只有采用传统文明理论的框架才可实现。换言之，要从道德体系、知识体系和礼仪制度等形而上的层面去溯源。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夏

如此一来，这幅图景变得清晰起来：从八千年的天文观与文德实践，到夏商西周的礼仪制度，再到后世的文化融合，中华文明始终在交流中发展，在融合中壮大。

文明是老话题，也是新话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命题。地球拥有四十六亿年的历史，人类的发展也已历经至少三百万年，而我们当下享受的工业文明，不过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就在这短短的两百多年里，人类几乎耗尽了地球四十多亿年的资源积累，工业文明的可持续性问题已然凸显。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冷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将从意识形态冲突转向文明冲突。他将全球划分为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八大文明圈，认为不同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这种差异会成为未来战争的导火索。“文明冲突论”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明差异的影响力，但也过度放大了文明间的对立，忽视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可能，甚至成为某些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理论工具。相较之下，中华文明主张“和而不同”的交流理念，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包容互鉴，更加温和、可持续。

当下，人们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已愈发深刻。在饮食方面，人们愈发青睐天然绿色食品；在生活方面，人们追求原生态的环境，对各类“科技狠活”配制的调味品、化工产品产生抵触；在发展方面，人们开始质疑工业文明的增长模式，担忧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的风险。这些选择背后，是人们对工业文明信心的逐渐丧失，也凸显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迫切探索。而中华文明强调以道德规范个体行为，以知识推动社会进步，以礼仪维系社会秩序，为人类应对当下的困境提供了别样的思路。

两百多年前，率先迈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让国人一度对自身文化产生怀疑与否定。人们对工业文明顶礼膜拜，似乎这才是引领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道路，而那些不曾发生过工业革命的文明，便理所当然地被认定是落后的文明。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华文明并非落后的糟粕，而是蕴含着深刻智慧的宝贵财富。正如冯时所言：“八千年文明史绵续不绝这一事实的存在，就已经说明了中华文明早已解决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种历史的经验当然值得汲取。”

《文明论》通过重建中华文明的自我叙事，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自身文明的独特性，虽是一家之言，但毕竟向前迈出了一步。这类研究的价值和目的，其实并不是让后人陶醉于先贤创造的辉煌成就之中。历史是面向未来的镜鉴，只有了解如何从过往中走来，才能认清去路。人类探索未知的活动，并不都是创造文明的活动，如果没有正确知识论与宇宙观的指导，没有正确文明观的指引，人类妄自尊大的醉心探索，就不仅不是在创造文明，而很可能是在摧毁文明。

相关阅读：

1.《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溯源中华文明》，王巍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

3.《马克思<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研究读本》，李义天、田毅松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2018年版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