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诗意何处寻？听作家苏虹谈新作《逆风的行囊》

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上海作家苏虹的最新散文集《逆风的行囊》。书中收录作者十多年来散见于《新民晚报》《文汇报》《新华日报》《新阅读》等报刊的六十余篇散文佳作，以“魂梦故里”“山河刻度”“欧游掠影”“砚边感怀”“生活趣章”五辑为脉络，编织出一幅融汇童年记忆、故土情怀、神州漫游、欧洲行走与文化思考的文学长卷。

记者：书中涉及古今中外山河名胜的游历、文化经典的阅读，涉及不同文明的交融，您认为不同文明的共通之处是什么？这对当下中外文化互鉴、化解文明冲突有何启示？

苏虹：不同文明的共通之处，在于对人性尊严、美与善的追求。无论是马迭尔宾馆所承载的近代中西交汇，还是阿尔罕布拉宫体现的伊斯兰、基督教与犹太文明交融，都表明伟大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存在，而在对话与吸收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这启示我们，文化互鉴应超越表层猎奇，深入精神内核，以谦卑之心倾听他者，从中照见自身局限。只有这样，才能在差异中寻共识，化解对立，共建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图景。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融合力，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天下大同”，这为当今文明对话提供了重要智慧，更为化解文明冲突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源，这一点，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

记者：在《萤火虫》一文中，您提及曾“凑钱买《古文观止译注》”，并视为自己青春时代最珍贵的藏书。如今数字化阅读普及、碎片化阅读成常态，您认为深度阅读在当下是否仍不可替代？如何引导年轻人跳出“信息茧房”，重拾深度阅读？

苏虹：深度阅读之所以不可替代，在于它培养的是思维的纵深与精神的定力。它让人在字里行间沉浸思索，与作者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思维锤炼是碎片化阅读难以实现的。即便信息获取日益便捷，但真正的理解与体悟仍然需要静心精读。同时，我认为阅读其实也是一种修炼，修的是专注力，炼的是思辨力，深度阅读恰恰是抵御浮躁时代的锚点。

引导年轻人重拾深度阅读，需从兴趣切入，结合经典与现实议题，让文本“活”起来；学校、家庭与社会也应共同营造慢阅读的氛围，鼓励他们走出“信息茧房”，在厚重文字中拓展精神边界，在经典中涵养心性，于沉潜中见天地。这其中，家庭的阅读氛围尤为关键，父母的言传身教胜过千言万语。

记者：陈歆耕在序言中说您的苏式散文关注身边“琐事”，却“修辞立其诚”，写出了真性情。梁衡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季羡林主张“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好的散文”，您的作品偏向后者，在当下强调“宏大主题”创作的语境中，“小题大做”的散文有何独特价值？

苏虹：“大事、大情、大理”与“身边琐事”本非对立，而是观察世界的两种视角。宏大叙事记录时代的洪流，而琐事则映照个体生命的微光。事实上，我很喜欢阅读“写大事、大情、大理”的散文作品，比如夏坚勇先生的《湮灭的辉煌》，我就曾反复阅读。

我的散文大多是在火车、飞机上写成的，行旅中的片刻观察与内心沉淀，让我更倾向于捕捉那些易被忽略的细微瞬间。当代人困于节奏，更需从细微之处找回对生活的感知力。同时，用最少的笔墨表达最深的意蕴，这既是写作的节制，也是情感的凝练。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平凡事物中蕴藏着普遍的生命律动。写好身边琐事，实则是以个体经验触碰时代脉搏，在细微处建构与读者的共情通道。当社会追逐宏大叙事时，“小题大做”恰恰是一种清醒的抵抗，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意不在远方，而在日常的呼吸之间。

记者：从时评、小说、话剧到散文，您跨界多种文体，未来是否会尝试适应当下传播趋势的新形式（如短篇散文合集、音频文学脚本），让文学触达更多读者？对当下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结合您从“行政人”到“文学人”的转型经历，您有哪些针对性建议？  

苏虹：写作不应被形式所困，无论是短篇合集还是音频脚本，只要是真诚表达的载体，都值得尝试。其实，除小说、话剧、散文外，我还经常撰写时事评论。写作中我体会到，各种文体其实是相通的。

我从“行政人”到“文学人”的转型，是人生阅历的自然沉淀。我从当初的一位文学爱好者，到现在成为一名作家，我用了整整40年的积累与等待。当然，真正重要的不是身份标签，而是始终保持对世界的敏感与思考。年轻人不必急于定义自己为“作家”或“写作者”，只需忠于内心感受，把每一篇文字当作思想的操练即可。要多读、多思、多写，让文字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多阅读经典作品，汲取语言的精华；多思考社会与人性的复杂，避免流于表面抒情；多写作在实践中完成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和飞跃。鲁迅先生提倡“不悔少作”，我深以为然。年轻时的文字或许稚嫩，却是思想成长的真实印记。写作是一场漫长的自我修炼，唯有真诚面对内心，才能让笔下流淌出有温度的文字。愿青年写作者在喧嚣中守住宁静，在平凡里看见永恒。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