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布洛芬”的物质性与媒介化疗愈

作者：刘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俞涵（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1期

导 读：

本文借“电子布洛芬”这一隐喻，探讨媒介内容如何通过格式化过程模拟药物机制，使社会情绪得以溶解、封装并被个体摄取，从而实现情绪的扩散与疗愈。

一、引言

2023年，日本动画片《Chiikawa》因其可爱的角色形象与温情治愈的叙事风格，在全球迅速走红，被中国观众昵称为“电子布洛芬”（即一种通过媒介内容缓解焦虑、提供短暂心理慰藉的文化产品）。从短视频平台的“情绪按摩”到流行音乐的“疗愈循环”，再到冥想类App与AI聊天机器人的兴起，数字媒介正在重塑情绪的表达、消费与传播方式，打造一个“情绪消费”高度媒介化的时代。当各行各业的“提升逻辑”催生了对情感慰藉的强烈需求，情绪不再局限于个体的内在体验，而是通过媒介技术的物质化实践，被外化、封装、传播和再生产，成为一种现象化的媒介存在。

尽管已有研究广泛关注媒介内容的情感表达及受众的心理反应，然而对于情绪作为一种无形心理体验，如何通过物质载体实现外化、封装及再现的过程，尚缺乏系统且深入的理论分析。具体而言，情绪作为一种无形的心理体验，如何从个体的内在体验被外化、封装，并转化为一种现象化的媒介存在？又如何在数字传播环境中被提取、存储、分发，并最终形成“电子布洛芬”式的媒介镇痛机制？基于此，本研究从媒介物质性的视角出发，试图揭示深度媒介化社会中情绪传播的物质性运作机制，旨在为数字时代的情绪传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为媒介物质性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二、物质性封装：情绪的外化与“情绪胶囊”生成

长期以来，“万物皆媒”生动映照着当下媒介物质性研究纷繁复杂的学术图景。在“格物致知”的惯性思维中，我们习惯于从日常经验中发现“物”，并赋予其媒介属性。中国古代典籍如《老子》中的“三生万物”及《物理小识》中“盈天地间皆物也”的论述，呈现了以“物”为中心的哲学思考，构成了物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1]媒介考古学则将物质作为实体展开分析，考察历史中的视觉媒介和听觉媒介，研究对象聚焦于西洋镜、留声机、老式电视机和过气的电脑等媒介演化中的“物质纪念碑”[2]。

然而，在现代媒介理论中，物质性的内涵远超媒介的物理实体，亦涵盖其在感知、记忆及经验塑造中的深层次功能。[3]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物”的三重阐释，分别指向有形之物（可触及、可见的实体）、无形之物（世间发生的事件及事务）及现象之物（作为“现象”的存在，在绝对知识中被认识）。但所谓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并非将“人”与“物”视为对立的两极，弃“人”从“物”或是以“实”克“虚”，而在于超越人与物、虚与实的二元对立，实现认识论上的突破与深化。[4]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媒介唯物主义理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解，他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信息传输的中介工具，更是塑造人类认知的技术框架。[5]换言之，基特勒所倡导的媒介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实存的唯物主义，媒介并不等同于实存的媒介物，媒介的物质性也不单指其物质载体[6]，而在于其通过技术手段对信息的存储、处理与再现，从而改变人类的感知与经验。媒介不仅仅是信息传输的通道，它本身也塑造了人类的认知方式，这一过程深刻重塑了人类的感知与经验。[7]

情绪作为个体在面对外界刺激时所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其本质是一种无形且流动的内在体验，而非具象化的物质实体，通常伴随着身体反应与认知评价。[8]心理学研究将情绪视为人类适应环境与调节社会互动的重要机制。情绪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与话语实践之中——话语既是情绪的表现形式，也是行为方式；社会结构既是话语的条件，又是其结果。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生活步调的加速导致人们一头扎入繁忙事务之中无暇喘息，主体价值迷失、生存焦虑与社交焦虑成为当代年轻群体面临的三大问题。[9]社会加速与高度竞争的结构性压力，不仅加剧了个体的情绪负担，也改变了情绪的流通方式，使其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媒介的调节与承载。

媒介不仅是情绪的承载体，更通过技术手段将情绪“物化”，形成可存储、可操控、可消费的情感单元。基特勒指出，媒介的物质性体现在其信息的存储、处理与再现能力，使得原本流动、瞬时的情绪体验得以技术化存续与再生产。[10]情绪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被外化与封装，转化为稳定且可操控的“物”，以短视频、表情包、玩偶等特定符号形态呈现。这种由符号封装驱动的物质过程类似于药物的微胶囊化（microencapsulation），即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将活性成分封装于载体中，控制其释放速度及作用靶点。受众对某些媒介文本的反馈显示，该封装机制在心理层面有着显著的镇痛效应。

人们在角色身上倾注情感，表达对真实世界的呐喊，在现实挣扎与“镇痛”期待之间，已然可以窥见当代青年现代生存的镜像。[11]情绪胶囊的生成并非偶然，而是媒介物质性逻辑与社会结构性条件共同塑造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的加速进程与信息环境的高密度运作下，情绪的瞬时性与不稳定性加剧了个体的心理负荷，而媒介技术的物质性特征则为情绪的存储、封装与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正如留声机将声音物质化、电影使视觉经验编排化，数字媒介通过编码、压缩、格式化等技术手段，使情绪得以从个体的生理体验转化为可传播、可操控的符号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情绪不仅成为传播的对象，更通过媒介的物质机制获得了新的存在方式，并深刻嵌入社会运作之中。

然而，情绪胶囊的媒介化过程远不止于封装。媒介不仅塑造了情绪的存储方式，也决定了其释放模式及社会流动形态。封装后的情绪在媒介系统中被进一步吸收转化，遵循特定的逻辑与节奏予以释放，构建出具有调控功能的情感循环体系，从而开启以情绪吸收与释放为核心的动态疗愈过程。

三、“电子药理”与扩散：数字化吸收与具身性释放

（一）数字化吸收：算法推荐驱动情感触达

情绪胶囊的社会功能实现，依赖于情绪的高效吸收与适时释放。基于基德勒的媒介唯物主义，意大利新物质主义学者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进一步提出了“思考穿透身体，而非逃离身体”（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and not in a flight away from it）的再理解，强调身体不仅是被动接受媒介信息的容器，而是媒介物质实践的活跃场域。[12]由此可见，情绪胶囊的吸收效能本质上取决于个体情绪吸收过程的复杂动态。类似于布洛芬的镇痛效果受制于生物利用度，情绪的吸收同样受制于个体心理状态、情境需求与社交媒体推荐机制的共同作用。个体对情绪胶囊的吸收并非无条件发生，而是建立在情绪接受阈值之上，只有媒介内容契合个体的心理需求，情绪传递才能实现有效吸收。例如，处于焦虑状态的用户更容易被“电子布洛芬”式的治愈内容吸引，而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则扮演着类似药物载体的角色，通过精准匹配个体心理需求，实现高效推送，显著提升情绪胶囊的吸收效率。

作为数字时代的核心技术之一，算法推荐技术为情绪胶囊的精准触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对“Z世代”而言，数字技术与智能设备早已成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与信息织就的网络环境不仅构成其认知世界的基本框架，也塑造着其身份认同与情感表达方式。在智能媒介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算法推荐强势介入智能传播的全流程，借助数据挖掘与用户画像分析，实现了情绪内容的个性化适配与高效传递。以短视频平台为例，通过精准的算法推荐，治愈系内容如《Chiikawa》能够直达核心受众，实现用户与“电子布洛芬”之间的即时联结。《Chiikawa》B站账号在入驻三个月内便吸引粉丝逾60万，抖音平台相关话题讨论量亦突破40亿次，这种算法驱动的精准触达，不仅提升了情绪胶囊的传播效率，也为深度媒介化时代的情感疗愈提供了技术支撑。

因此，情绪胶囊并非单向度的情绪传递工具，而是在媒介的物质机制作用下，通过特定的“溶解—吸收”路径嵌入个体情感系统的复合产物。正如布洛芬需在胃肠中溶解，经生物膜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最终作用于特定疼痛部位，情绪胶囊同样依赖于媒介的格式化处理，将零散、复杂的社会情绪转化为可被感知、摄取与内化的情感内容。例如，动画内容往往通过节奏化剪辑、情绪化叙事与契合的音乐设计，增强其情绪表达的“摄取性”。这一媒介格式化过程，有效加速情绪信息的释放与传递，使社会情绪能够顺畅进入个体心理系统，在传播环境中实现深度嵌入与感知转化。

（二）具身性释放与扩散：情感体验外化促成社群共振

媒介的具身性意味着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的拉扯和转换，可见性源自媒介所制造的沉浸幻觉，而不可见性则来自其技术结构的被遮蔽状态。[13]新物质主义之后，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进一步突破了主客体二元论，主张“物”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或传播工具，更是能与人类共同建构社会关系的行动者。[14]这一理论促使国内学界重新审视技术物与人的互动关系，强调意义的生成是一种协同实践。[15]从跨境代购中商品“在场感”的感知，到虚拟现实中感官刺激所带来的体验重构[16][17]，媒介具身性已成为理解社会实践的重要路径，技术物与身体的关系也逐渐脱离“工具性”的狭隘框架，转向动态、共构的互动机制。

在这一脉络中，情绪胶囊的释放机制体现出鲜明的具身性逻辑。社交网络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使个体得以通过观看、评论、分享等操作主动摄取情绪内容，并在群体间引发情感共振。这一过程如同药物在体内的靶向释放，特定情绪在媒介系统中被储存、激活，并在互动中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情绪体验不仅止于感受的传递，还进一步被外化为具体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实践，《Chiikawa》粉丝群体中的“妈粉”现象便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体现。因角色形象可爱，部分粉丝自称“妈妈”，在符号层面借用传统母职意象，完成了虚拟母职的认同建构。这种认同既是情绪的自我表达，也是通过情感共鸣实现的社群连接，使情绪胶囊不仅流动于媒介之中，也沉淀于个体身份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建构中。

为进一步揭示情绪胶囊的运作机制，研究者以“Chiikawa”为关键词，采集了微博平台自2024年2月8日至5月8日期间的全量博文。经数据清洗后，共获得86259条有效文本，并进行词频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宝宝”占比最多，“妈妈”“可爱”等词紧随其后，呈现出高度亲昵化的语言特征，构建了一种“伪亲子式”的互动语境。粉丝借由数字媒介，将对角色的情感投注转化为近似母子关系的亲密体验，实现了情绪的具象化与外化。

在这些文本实践中，粉丝往往通过自我定位为“母亲”角色，将情感投射转译为类母职的社会身份。这种情感构建不仅体现在称谓与鼓励等语用层面，更借助数字媒介实现了情绪的外化、编码与流通。粉丝体验到的“抚育情感”在媒介语境中转化为可识别、可共享、可扩散的社群情绪，使“Chiikawa”不仅作为文化内容传播，也成为触发集体情感共鸣的“情绪触媒”，体现了粉丝对情感认同与社会归属的数字表达。

在这一过程中，情绪不再是单纯的主观体验，而是通过媒介物质性逻辑转化为可交换、可流通的社会资源。社交网络中的情绪流通不仅生产出新的意义与文化，也促成了集体归属感与社交资源的重组，借助非强制性的符号权力，情绪得以微妙而隐蔽地渗透进社会结构，影响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与行为。与传统母职基于血缘家庭的抚育职责不同，“妈粉”的情感投入是在媒介社群中完成的集体养育实践，更关注角色成长与成就，并在角色成功时表达情感认同与象征性骄傲。[18]在这种脱离血缘姻亲关系的社会情感实践中，传统“母亲”的所指在媒介化社会与粉丝的数字媒介实践中被重塑，将其从血缘结构中抽离，并嵌入粉丝文化的情绪编码之中。

因此，“情绪胶囊化”不仅体现为内容的符号延伸，更是情感流动机制中的一种媒介物质性显影。个体在异步时空中“服用”着同样的“电子布洛芬”，借助共同的媒介体验维系虚拟共同体的边界，在社交网络的编码与流通机制中，粉丝通过占有特定符号并参与情绪的交换，实现了社会身份的认同建构。具体而言，媒介物质性在此表现为三个维度：其一，作为传播机制，平台算法构建了情绪内容的流通渠道，使其精准触达特定社群；其二，作为情绪调节剂，“电子布洛芬”通过格式化的情绪模板重塑了社会情感结构；其三，作为社会关系的纽带，情绪的编码、传播与再消费形成数字时代的情感共同体。经由这一物质性转化，情绪释放已超越个体调节范畴，成为社会网络中可被再生产、交换与利用的结构性资源。

四、媒介化疗愈：情绪胶囊的代谢与再循环

（一）副作用：递归性失效下的情绪依赖

药物代谢是指活性成分在体内逐渐降解、失活并最终被排出体外的过程。情绪胶囊的代谢机制与之类似：当个体在媒介环境中摄取情绪信息时，其情绪状态往往经历兴奋、维持、衰减的周期性演变，最终回归至相对稳定的基准线。因此，媒介化情绪效应并非持久恒定，而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信息本身的效应也随之消退。

在社交媒体语境中，这一代谢机制表现得尤为显著。短视频、表情包等情绪载体在初始传播阶段，通常具备极强的情绪动员力，能迅速激发群体共鸣，短时间内使社会情绪“升温”。这种爆发性的情绪传播依赖于媒介的即时性与广泛性，使特定情绪在短时间内迅速覆盖大规模受众。[19]然而，正如药物浓度在体内会随时间推移而递减，情绪强度也会因信息饱和、内容老化及注意力迁移等因素而逐渐钝化。尽管平台的热搜机制与推荐算法可在短期内延缓情绪衰退，使“情绪胶囊”的效力得以暂时维持，但这种支撑是有限的。一旦外部刺激减少或新热点出现，旧有情绪便迅速衰退，最终被新信息取代。

值得关注的是，情绪代谢并不意味着情绪完全消失，而是可能留下“代谢残留”，即某种情绪惯性。这种残留使个体在未来的情境中更容易对类似的信息产生共鸣，逐渐形成一种心理适应机制。医学中将药物耐受性定义为个体在长期使用某种药物后，对其的敏感性逐渐降低的现象，随着个体反复接触相似的情绪刺激，其对情绪胶囊的反应也会逐渐减弱，形成一种“情绪耐受性”，当原有的情绪胶囊在调节效能上趋于衰减，便会导致情绪调节机制的递归性失效。

然而，对情绪调节的需求并不会随之削弱，反而会因耐受性的增强而变得更为强烈。原有胶囊失效后，个体被迫寻找新的替代物，以补偿其情绪调节的缺口，这就是“情绪依赖”。这种依赖不仅表现为对特定情绪内容的持续偏好，还通过社交互动与二次创作等形式，推动情绪胶囊的再循环。个体在吸收情绪内容后，往往通过分享、模仿或改编的方式将其重新释放，开启新的传播链条。这一过程可视为情绪的“再代谢”，即情绪胶囊在传播中不断被重新编码与再生产，构成动态循环的情绪机制。

（二）再循环：“衍生符码”延续疗愈效果

情绪胶囊的代谢并非简单的线性递减，而是经由符号化与再传播而形成再循环机制，得以延续其疗愈效果。所谓“衍生符码”，即指在原始情绪内容基础上的二次创作、符号化表达或互动模式。这些符码在媒介生态中不断被重新编码、传播与消费，使情绪得以循环流动，并产生持续的社会效应。以粉丝社群为例，表情包不仅是情感表达的工具，更是群体成员之间建立身份认同的文化纽带。[20]粉丝通过制作和分享表情包，在视觉层面强化了集体情绪的共享，也在传播路径上进一步扩展了情绪胶囊的影响力，使之成为一种可流通的“社交货币”[21]，激发起群体内部的情感共鸣。借助这种符号化机制，情绪得以从瞬时体验转化为可存储、可提取、可再利用的传播资源。

如果说表情包是情绪的可视化表达，那么“社交暗语”则体现了语义层面的深度编码。这些以遁辞隐义、谲譬指事为特征的交流隐语既是社群成员的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文化密码，标识出圈内人与圈外人的边界。[22]青年群体通过创造和使用特定词汇，构建出一种“拟态关系”，从而在新语境中获得身份认同、归属感与社交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用“新部落”一词描述因共同的兴趣、相似品位与情绪而聚合的微群体。在他看来，这些情感性部落不像我们所熟悉的组织形式那样僵化，而更多是指一种特定的氛围或精神状态。[23]在社交媒体中，这类微群体依赖符号系统维系其情感联结。[24]通过表情包、暗语及其他二创内容的再编码，使情绪传播超越初始媒介刺激，在互动中获得重生。这种循环并非即时完成，而是借助“延迟释放”的机制，拓展其影响力。群体内部的二次传播与情绪叠加，使得情绪胶囊的效力超越了个体的瞬时体验，从短暂体验转化为可持续情感资源。通过拼贴、再创与改编等媒介实践，情绪的影响不断放大，形成一种缓释机制——在不同时间点持续引发群体共鸣，从而维持“电子布洛芬”的镇痛效果，使其在社群中形成持久的情感影响。

在此过程中，情绪不仅是个体心理体验，更呈现为媒介性存在。情绪胶囊的生成意味着情绪已转化为具象的文化符号，不再依附于传播内容，而在共享机制中获得“物质性”意义。情绪胶囊的传播并非个体行为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符号体系的扩展，促成社群内部的关系聚集。粉丝们在虚拟空间中通过这些符号建立起一种亲密的情感连接，并在互动中不断巩固“圈内人”的归属感。社交暗语与衍生符码的传播和使用，不仅强化了社群的凝聚力，也使情绪的传播效力跨越个体经验，延续为集体性的文化生产。在生成与聚集的双重作用下，数字时代的情绪传播展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情绪在短暂爆发后并不立即消散，而是依托符号系统的循环与重组，形成持续性的传播机制。这种情绪的物质性循环，使“电子布洛芬”的疗愈效力得以不断延续，强化了社群内部的归属感与文化认同，使情绪传播具备了跨越个体经验的集体性文化生产意义。

（三）永恒追逐：倦怠与镇痛的循环交替

情绪的周期性调节与再循环，意味着情绪胶囊的传播过程并不是线性递进的链式扩散，而是一种螺旋式递归的情绪运作机制。它通过不断的情绪输入、情感加工、心理消化与表达释放，在媒介场域构建起一个持续运转的情绪调节链条。社群成员借助互动、二次创作、主动分享等多元参与形式，将原始的情绪胶囊重新编码，并传播至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这种编码—解码—再编码的过程，不仅促使情绪效应在群体中不断被放大与强化，还在无形中加深了集体性情感的沉浸感与黏性，最终使得情绪的调节成为一个周而复始的持续性过程。

然而，在数字媒介构建的高速流动环境中，情绪本身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耗损与钝化的风险。快节奏的信息更新、日益同质的内容呈现，以及持续的情绪刺激，使得个体容易进入一种情感“过饱和”或“审美疲劳”的状态，倦怠遂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心理景观。当用户对某一特定情绪胶囊产生“情感耐受”，即原有情绪刺激逐渐失效、不再触发预期的心理回应——他们便会自然地转向新的情感符号或叙事形式，以寻求更新鲜、更有效的情绪慰藉与心理调节。这一“转向”并非偶然的审美趣味更替，“而是数字生态中情感需求机制与媒介演算法逻辑协同驱动的结构性结果”。

以《Chiikawa》为例，其表情包及治愈系内容在初始阶段能够迅速激发用户的情绪共鸣，通过“可爱”“无害”“脆弱”这一类视觉与叙事特征，建构起柔软化的情感包裹。但随着平台内容快速更新与受众审美阈值的不断抬升，其原有的情绪效力也将逐步递减。一旦失去“新鲜感”，受众便会迅速投向新的动画角色或流行文化意象，在更换“情绪载体”的过程中，实现情感共鸣的重启。这种从“旧共鸣”向“新依恋”的迁移，正是数字媒介环境下情绪消费的典型特征。每一次倦怠的积累，都会激发受众对新情绪胶囊的渴望；而每一次新情绪胶囊的出现，则又为下一轮情绪倦怠埋下伏笔。这一动态的替代与消解机制，不仅揭示了数字时代情感消费的本质，也映射出现代人在情感满足与媒介依赖之间的永恒追逐。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情绪作为媒介”的物质性传播机制的探讨，揭示了情绪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日益凸显的复杂属性及其嵌入式传播路径。在媒介物质性视角下，媒介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输通道，而是深刻塑造感知方式、情绪结构与认知秩序的物质性系统。情绪也由此不再被视为私密、个体化的内在体验，而是经由数字媒介的技术实践，被外化为可视、可储、可调度的传播单元，进入社会性流通的路径之中，重塑了情绪表达的媒介逻辑，也深刻影响了人们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之间的情感连接方式。

然而，情绪胶囊在提供即时性情绪慰藉与感官满足的同时，也伴随着某种结构性风险。其“镇痛”效应虽然在短期内具有舒缓作用，却可能诱发对情绪产品的持续依赖，甚至忽视深层次的情感需求。正如布洛芬的镇痛机制在于抑制环氧合酶以阻断疼痛信号的化学传递，而非根治病原；情绪胶囊亦非“万能药”，物质性封装与短暂的情绪麻醉只能换取一时的心理平衡，却无法真正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个体过度依赖这种情绪镇痛，服食精神药品，极有可能陷入“再刺激—钝化—再刺激”的恶性循环，落入“反效果”的困境。通过媒介物质性封装而成的情绪胶囊或许能为人们提供片刻的喘息，但真正的疗愈，仍需回归到对现实生活的直面与重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G时代新闻传播的格局变迁与研究范式转型”（批准号：21&ZD32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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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强，俞涵.“电子布洛芬”的物质性与媒介化疗愈[J].青年记者，2026(01):10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