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化经典丨晁岳佩：《春秋》经传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教科书

《春秋》经传，包括《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圣人所作为经，贤人所述为传。古人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故为经；左、公、谷三家均为解经而作，故称传。孔子是圣人，圣人是所有政治理论的构建者，所有社会规则的制定者。故古人认为，《春秋》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理论及社会规则，三传所解皆为《春秋》大义。自汉代以来，《春秋》经传就被认定为政治理论教科书。《春秋》经传的作者皆为山东人。

宋末浙本代表作《春秋经传集解》

《春秋》

圣人化腐朽为神奇的经典

清代有学者统计，今本《春秋》共16512字。它记载着鲁国自隐公元年（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平均每年不足70字，包括年、时（季）、月、日。《春秋》记载的这段时间，后人称为春秋时代；其内容，后人称为春秋史。《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终，见盛知衰，惩恶扬善，拨乱反正。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细读今本《春秋》，可见其有以下特点：

（一）用周历（每年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编写的鲁国史书

它以历代鲁君在位时间为序，一年分四时，记事时间明确，内容可信，年月连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中国史籍无与伦比的丰富，与《春秋》传统密不可分。

（二）处处体现着鲁史特征

记载鲁事常称“我”，比如“葬我君桓公”。外曰“来”，内曰“如”（与往、去同义）。比如“祭伯来”“公如齐”。一“来”一“如”，准确反映着鲁人与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交往。鲁君生称“公”，死书作“薨”。《春秋》记载外诸侯用爵称，比如宋公、齐侯、郑伯、许男、楚子等；鲁为侯爵，《春秋》则皆书作“公”。《春秋》记载外诸侯去世皆书作“卒”，记载鲁君及其夫人去世则书作“薨”。《春秋》记载外事活动，均以鲁人为主。凡有鲁人参加的会盟征伐，《春秋》皆书作“公会”或“某某大夫会”。

明剪裱《春秋左传》拓本

（三）记载鲁事有避讳

一是讳耻辱。鲁成公被迫参加了晋景公葬礼，为了避讳，鲁国史官没有将此事载入史册。二是讳国君非正常死亡。《春秋》记载外诸侯遇害书作“弑”或“杀”，鲁君被害，则仍然书作“公薨”。三是讳奔曰“孙”（音义同逊）。《春秋》记载外诸侯逃亡国外，皆书作“奔”或“出奔”，记载鲁君或夫人出奔则书作“孙”，似乎是谦逊离职。四是书“朝”曰“如”。国君往见天子或者其他诸侯称“朝”。凡外诸侯来鲁，《春秋》皆书作“来朝”。鲁君往见外诸侯，《春秋》则皆书作“如”，与记载一般外事活动同辞。

由上述特点可知，《春秋》本是鲁国旧史，为历代鲁国史官记录而形成的档案汇编。242年的历史档案，不可能只有一万六千多字，今本《春秋》应该是鲁国旧史档案的选编。孔子作《春秋》，就是到鲁国太史负责的档案馆选抄出部分内容。孔子正在办私学，《春秋》成为教材之一。今本《春秋》截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春，就是孔子抄出档案的时间，当时的档案记录就到这里。孔子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选编出这部分内容，一定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比如，《春秋》仅记载一条“子同生”（桓公太子，后来的庄公），其他太子、公子均无出生记载；宣公之女伯姬，在《春秋》中的记载，内容远超其他公女。至于孔子的选择标准，以及孔子对旧史文字是否作过修改，因无明确记载，后人只能根据个人理解予以认定。孔子用《春秋》作教材，虽然仅有两年时间（孔子于哀公十六年四月去世），但一定对经文进行过解读，三传中或者有所保留。春秋时代的各诸侯国皆有史书，但大都是关于个别国家的历史记载。孔子意识到，要让后人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需要编纂一部整体性史书，并希望以此促进诸侯间的和平与稳定。经过孔子的选抄改作，《春秋》非但没有腐朽失传，反而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正可谓圣人化腐朽为神奇。

《公羊传》

以义理解经的标杆

古代文献记载，孔子作《春秋》传子夏，子夏传公羊高，经过五世口耳相传至公羊寿。汉景帝年间，公羊寿与弟子胡毋子都写成文字，《春秋公羊传》正式成书。《公羊传》专门为解读《春秋》而作，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义理解经，或者说致力于阐释《春秋》中所蕴含的义理。

《公羊传》的解经主旨集中体现在最后一节传文。《春秋》最后一条记载是：“春，西狩获麟。”《公羊传》认为，此经主旨是“记异”。因为中国没有麟，它突然出现在中国，属于异常现象。出现异常现象，是上天在向当代君主显示将要亡国的征兆。《公羊传》认为，麟是“仁兽”，是上天所降祥瑞，仅出现于有王者的盛世。当时，天下并非盛世，麟却突然出现，并且被打柴人捕获，也即意味着死亡，这是不祥之兆。当时没有人认识麟，有人向孔子描述打柴人所获异兽，孔子知道是麟。他意识到麟是为自己而来。得知“获麟”的消息，孔子十分伤感，泪流满面。他认为，自己早已构思出一幅“拨乱世反诸正”的盛世蓝图，只待有志王者付诸实施。麟正是为此而来，是王者盛世即将到来的祥瑞。但是，麟被获而死，预示着祥瑞变成一种凶兆，自己的理想再也没有在当代实现的可能，“吾道穷矣”！为了后世的王者能够构建盛世，孔子决定作《春秋》，将“拨乱世反诸正”的完备政治理论蕴含其中，等待后人发现并实施。他相信，后世一定会有人接受并实施自己的政治理论，盛世一定能够构建成功。

总之，《公羊传》认为，《春秋》是孔子精心写作的经典，其中蕴含着完备的拨乱反正的政治理论，后世的《春秋》研究者就是要揭示出这种理论，以供当代君主遵循。拨乱反正的政治理论，就是《春秋》大义。这是《公羊传》构建的《春秋》学研究框架。尽管后世学者对《春秋》的阐释歧说纷纭，对《公羊传》的具体解读也多有批评，但基本上都认同这个框架。以义理解《春秋》，《公羊传》设置的框架就是标杆。由此，《公羊传》使《春秋》由史学变成经学，也使孔子成为绝对的圣人。《春秋》经文极为简略，《公羊传》是如何从中阐释出大义的呢？此举一例。

《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认为，圣人在“正月”前加“王”字，意在显示“大一统”。董仲舒认为，以往的历代王朝皆在赤统、白统、黑统之间循环，以后仍将如此，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统”是指自创业之王至亡国之君的整个系统，也就是一姓之血统。国君易姓则为改朝换代，旧统结束，新统建立。《公羊传》认为，经文中的“王”是指周文王。当时的周平王正月，仍然同于数百年前的文王正月，文王至平王及以后的周王，皆属于“一统”。“大一统”，就是以三统中的一统为大，即以现实中的一统为大。《春秋》“大一统”，圣人是在强调在春秋时代（仍然属于周朝）必须以姬姓天子为大。至汉代，所有臣民则必须以刘姓皇帝为尊。“大一统”的本质是尊王，尊时王，谁做皇帝，就应该以谁为尊。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尊王，是天经地义的政治原则。因此，董仲舒提倡的“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同，《公羊传》成为解读《春秋》大义的正宗。帝王是古代国家的象征，故后人将“大一统”理解为倡导统一。

春秋时代邦国林立，诸侯国各自为政，周天子没有有效管理天下的政治理论与可以有效操作的政治制度。秦的短暂统一，证明其政治理论与相关制度是不完善的，或者说是失败的。如何有效管理统一后的广袤天下，使刘姓一统千秋万代传下去，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公羊传》通过阐释《春秋》大义，构建出以尊王为核心的系统政治理论，恰好适应汉朝初年的政治需要。在《史记》《汉书》所载朝廷诏令、臣僚奏议以及传记中，很多地方提到“《春秋》之义”或者“《春秋》大义”，基本上都是《公羊传》的内容，由此可见《公羊传》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不论《公羊传》的阐释是否符合《春秋》本意，它对汉代的政治理论建设以及制度设置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理论以及制度又深远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同时也积淀成为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谷梁传》

与《公羊传》并驾齐驱

古代文献记载，《谷梁传》也传自子夏，子夏传谷梁赤，经过谷梁氏历代口耳相传，至汉代成书，具体成书时间不详。汉宣帝意外做了皇帝，得知含冤而死的爷爷（戾太子刘据，汉武帝之子）曾经喜欢鲁学，故希望用振兴鲁学的方式告慰其在天之灵。在当时的《春秋》学领域，由齐国人所传《公羊传》被视为齐学，由鲁人谷梁氏所传《春秋》学被视为鲁学。齐学因为受到朝廷认可，成为主流学术，学习者可以获得高官厚禄。鲁学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学习者自然也与做官无缘。汉宣帝召集两派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组织《春秋》学研讨会，并且亲自到场，听取双方辩论。由于皇帝偏袒，鲁学胜出。《春秋谷梁传》由此升格为主流学术，与《春秋公羊传》并驾齐驱。《谷梁传》是如何解读《春秋》的呢？也举一例。

《春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就经文本身看，这是许国发生的一次太子弑君事件，没有更多信息。《谷梁传》认为，孔子作《春秋》设置了如下原则：记载外诸侯去世（“卒”），注明具体日期（“日”），记载其葬礼，仅注明季节（“时”）者，都是在显示死者属于正常死亡。被弑也是“卒”的一种形式。此经注明许悼公“五月戊辰”被弑，“冬”为其举行葬礼，应该属于正常死亡。《谷梁传》认为，圣人如此记载日、时，就是要告诉后人许世子止实际上并没有弑君。经文书作“弑其君”，圣人是使用了许世子止的自责之词。许悼公生病，世子止为其送药，没有自己先尝一尝，父亲喝药后死亡。世子止极度自责说：“是我杀死了父亲。”在许悼公丧事期间，世子止表示将继承君位的资格让给弟弟，自己终日哭泣，喝粥都咽不下米粒。由于过度悲痛，世子止不久死亡。这是极致的孝子行为。圣人在《春秋》中既使用其自责之词，又采用特殊的记时方式，就是褒扬世子止的孝行，为后人树立一个孝道的典范。

《谷梁传》认为，圣人在此不仅是要垂教孝道，而且还有其他内涵。一般来说，人生都会经历几个重要阶段。幼年时期，如果孩子受到水火伤害，是母亲没有尽到看护的责任。少年时代，如果孩子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是父亲没有尽到为孩子寻找好教师的责任。如果有了好教师，而孩子不能好好学习，树立远大志向，是孩子自己的责任。如果志向远大，成绩优异，却没有在社会上获得广泛赞誉，是朋友没有尽到为其宣传的责任。如果赢得了广泛赞誉，却没有被推荐给朝廷，是当地有关官员的责任。被推荐给朝廷，却没有获得相应官职，是王者的责任。也就是说，世子止不知道为父亲送药时必须自己先尝一尝，是因为缺乏某些常识，是因为在少年时代没有得到好教师的教导，其父亲没有尽到为其找教师的责任。世子止因为少年时代缺少教导造成的知识缺陷，最终又连累到父亲。

由上述可见，《谷梁传》认为，圣人在此经中寓有垂教后人孝敬之义，也有父亲负有教育子女责任之义，“子不教，父之过”，盖源于此。《谷梁传》描述的人生道路，实属读书做官论。孔子虽然曾经提倡“学而优则仕”，但是在汉武帝之前，因为所有君主都没有采用根据学习成绩选拔官员的制度，所以社会上并不存在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只有在汉武帝广泛设立学校，采用推荐加选拔的选官用人制度之后，社会上才逐渐形成平民子弟通过读书而谋求官职的人生道路。换言之，《谷梁传》的最后成书一定是在汉武帝之后。通过具体解读经文，或者根据经文中的用字或者记时作为切入点，深刻阐释圣人的垂教之义，是《公羊传》与《谷梁传》共同的解经方式。二者所解《春秋》之义有同有异，所以在当时可以并驾齐驱。

《左传》

文史典范

《左氏春秋》是今本《左传》的本名，司马迁说其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今人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长期在民间流传。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刘歆认为，《左氏春秋》解读《春秋》“优于公、谷”，建议朝廷将其“立于学官”，即上升为主流学术，改称《春秋左氏传》，于是形成今名。

如果从讲述历史的角度，《左传》解读《春秋》的确“优于公、谷”，使干巴巴的《春秋》经文具有了丰富的史事内容。但是，西汉朝廷设立经学博士，目的是从经籍中阐释出符合朝廷需要的圣人垂教之义，而不是为了研究历史。《公羊传》《谷梁传》对《春秋》的阐释符合朝廷需要，所以被提升为官方学术。《左传》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春秋》，而不是通过具体分析经文而阐发圣人的垂教之义，故朝廷没有接受刘歆的建议。至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认为《春秋》中的圣人垂教之义多源于周公，也有孔子自己的新意，左丘明是孔子的嫡传弟子，《左传》才是解读《春秋》的正宗，《左传》所载史事就是《春秋》大义。唐代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收入《左传》与杜注，《左传》从此进入经学殿堂，上升为主流学术，进入政治理论教科书序列。《春秋》三传由此确立，而且并列为经典。

《左传》整体上属于史书，作者利用丰富的史料说明或者补充《春秋》。比如，《春秋》第一条经文“春，王正月”。按照《春秋》通例，绝大多数鲁君元年正月都会记载“公即位”，以此体现君主更替，开始新纪元。此年经文未书“公即位”，应该属于特殊情况。《左传》对此予以解释。鲁惠公初娶夫人孟子，无子。续娶声子，生隐公。宋武公次女仲子出生时，手纹有“鲁夫人”字样，又嫁为鲁惠公夫人，生桓公。夫人所生为嫡子，非夫人所生为庶子。按照君位传承原则，有嫡子存在，庶子没有继承君位的资格。所以，隐公虽然为长子，惠公立幼子桓公为太子。惠公去世，桓公年幼，隐公暂时代替弟弟继承君位。隐公只是摄位，没有举行即位仪式，所以史官没有记载“公即位”。《左传》利用史事解释《春秋》，才使后人大致可以读懂《春秋》。整部《左传》，就是一部较为系统的春秋史。今天历史教科书所谓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私家与公室之争以及几乎所有关于春秋史的叙述，基本上都出自《左传》。

史书往往可读性较差，《左传》的文学作品属性极大提高了其可读性。比如，桓公元年冬：“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宋国太宰华父督站在路边，看见远处有一位极品美女走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慢慢走近，又呆若木鸡地目送其走向远方，直到美女的身影变得极度模糊时，华父督才来得及感叹一声“美而艳”。华父督的艳羡表情、热辣辣的呆滞目光以及由此形成的流动画面，由“目逆而送之”五字跃然纸上。至于孔父之妻的相貌如何美、娇容如何艳丽，一切尽在不言中，“美而艳”三字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这样的文字描写用字极简，画面感极强，真正堪称经典。作者的目的是解释经文“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用这样的方式交代华父督杀死孔父并弑其君的原因。在《左传》中，简明而清晰的史事叙述、精彩的文学描写俯拾皆是，历史与文学的完美融合，成为后世的文史典范。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是经学与史学，经学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理论，史学为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春秋》经传正是经学与史学的结合，所以成为古代政治理论教科书。自汉代至清末，《春秋》一直是朝廷选官用人的必考科目，所以历代研究者层出不穷，形成的《春秋》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以《春秋》大义的名义提出的政治理论，为古代政治制度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积淀成为厚重的传统文化影响至今，还将影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