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孙伟科：求解红学当代之问

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二十世纪三大显学，“说不尽的红楼梦”滋养了一代代读者，也让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在此碰撞。此前，“林黛玉隐喻崇祯”“贾宝玉是传国玉玺”“大观园暗指大明园”等解读在网络空间持续发酵，“红楼梦悼明争议”成为热门话题。那些将《红楼梦》视为政治密码的解读，一轮又一轮，如同潮水般涌来又退去。

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也被一次次推向舆论漩涡。面对一波又一波针对《红楼梦》的争论，这位学者始终坚持：让文学回归文学，让经典重获它应有的重量与尊严。

“光是告状信就有很多，从未断过。”

孙伟科的信箱里，码放着一摞信封。这些来信中，有交流观点的同好，有寄赠新著的同仁，也有言辞激烈的“告状信”。有人指控红学界“把持刊物、垄断发言权”，认为自己的研究被有意压制，无法面世。“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权力？”他无奈地摊开手，语气里有一种见怪不怪的疲惫。

争议甚至从纸上蔓延至线下。“开学术会议，有人到场散发传单；曹雪芹纪念馆开馆，有人拉起横幅‘踢馆’。”孙伟科说。这些略显荒诞的场面，成了红学会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种“热闹”。

依据信访制度，来信需予回复。“但我们更有文化责任。”他说，“如果明知某种观点背离事实，便不能鼓励其传播。”在北京曹雪芹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上，多位专家学者系统梳理逻辑谬误，对“悼明说”乱象作了及时辨析。在孙伟科看来，这类过度解读往往已经偏离了文学本身，甚至成为某种历史情绪的借题发挥，“我们今天怎么反而退回到更初级的情绪中去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孙伟科在大学讲授艺术理论课时发现，学生理解抽象的艺术理论和美学概念比较困难。“我就大量结合《红楼梦》来讲。”他回忆，这部“百科全书”成了最生动的教案。反复的阅读与讲解，将他引向了红学研究的更深处，也奠定了他“立足文本、回归文学”的学术底色。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时，他正深入研读原著，荧屏演绎成了直观的辅助。而大学时阅读王朝闻《论凤姐》的经历，则让他惊叹于一个人物竟能延展出四十三万字的深刻分析，也让他看到了《红楼梦》无限的研究空间。

《红楼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学术研究，也在于一代代读者和创作者的重新想象。面对层出不穷的续写与改编，孙伟科将其视为一种“当代文学创作现象”，“既然是文学创作，我们应当尊重创作的自由。”

但在他看来，至今尚未出现能取代后四十回的续作。《红楼梦》流传两百余年，始终以一百二十回的整体面貌被阅读和接受。正是在这跨越世纪的传播中，它逐渐被公认为中国小说的巅峰。国学大家启功曾以诗喻之：“三曹之后数芹侯，妙笔高程绩并优。神智益从开卷处，石狮两个一红楼。”意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犹如两尊石狮，共同守护这座文学殿堂的大门，缺一不可。

《红楼梦》插图 作者：刘旦宅

常有人问，红学家是不是在“钻故纸堆”？一部小说为何研究了上百年仍“说不清楚”？

“研究是循序渐进的。”孙伟科说，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的思想文化水平得以提升，也为当代文化建设作出贡献。他并不讳言红学走过的弯路，但任何学科皆是如此。“只要坚持文学本位，”他相信，“红学终将实现其既定目标。”

然而，一门显学在公众舆论中，有时却呈现出另一番面貌。孙伟科感叹，红学似乎成了某种“弱势群体”，人们乐于用几句俏皮话轻巧地调侃它，却常常忘记，“他们讲的好些知识，其实都来自红学界。”他固然期盼更公允的讨论环境，但也清楚，学术的尊严终究不靠声势，而要靠一代代学者“坐冷板凳”的不断积累。

当下的红学正处于扎实的积累期，而非追求转型的突破期或轰动效应的爆发期。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量变转向质变的过程。众人期盼的红学“新面貌”，在孙伟科眼中，应是守正创新之“新”，是根植于文本与文学规律的深化，而非追逐眼球、标新立异的喧哗。唯有如此，红学才能完成其文化使命，真正滋养当代人的精神。

“一朝入梦，终生不醒。”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作曲家王立平曾如此形容。孙伟科深有同感。“每次重读，都有新收获，”他翻着手边的《红楼梦》，已数不清读过多少遍，“年轻时急于掌握情节脉络，现在却愿意停下来，品味一段对话、一节描写，常觉奇妙无穷。”这部经典的魅力，或许正在于常读常新，永远为读者留出一片未抵达的天地。

一旁的书架上，满柜的红学著作静默而立。在这个信息爆炸、解读纷繁的时代，这位学者仍然相信，穿过那些层层叠叠的“密码”和“隐喻”，真正的《红楼梦》，始终在那里，等待着人们用文学的眼光、审美的情怀与历史的智慧，去靠近，去理解。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张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