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学会会长孙伟科：研究《红楼梦》是人生的幸运

长期以来，《红楼梦》研究都是一门显血，“说不尽的红楼梦”滋养了一代代读者，也让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在此碰撞。不久前，“悼明说”再次将这部经典推向了热搜。近日，大众新闻记者专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聊聊他眼中的《红楼梦》和红学。

“反清复明”是被历史淘汰的旧说

记者：《红楼梦》研究一直存在不少争议，甚至形成不同派别。比如“悼明说”这类观点，您看到时是感到无奈，还是觉得有趣？学界内部会对此展开讨论吗？

孙伟科：在实际生活中，我接触到不少将《红楼梦》解读为“反清复明”的爱好者，有人甚至以此写成论文或专著。但面对这些研究，我只能说……一声叹息。具有一定学术品位的期刊，基本不会发表这类文章。目前围绕“反清复明”主题撰写的著作，生活中可能不下百部，但能正式出版的恐怕只有一两部。为什么连出版社的编辑都通不过？因为这类解读完全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遗憾的是，有些人连基本的判断都没有，仍然埋头于“反清复明”的研究。

我为这些爱好者感到惋惜——他们把太多的精力浪费在不该浪费的地方。同时，我也希望他们的阅读范围能更开阔一些，能够接触学术发展的前沿与最新成果，从而逐渐走出误区。可惜的是，有些人一辈子抱着“反清复明”的观点，始终未能突破，甚至认为自己的观点未能发表是受到了排挤和压制，是“被剥夺了文化权利”。这种缺乏学术自省与自我超越精神的状态，实际上并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

许多爱好者将过多精力投入这类研究，因而难以得到学界的认可。这确实是一种遗憾。

“反清复明”说可能在他们的网络朋友圈中有一定市场，但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它并没有地位。他们在小范围内抱团取暖，也一直未获得学界的肯定。实际上，多数严谨的学者并没有精力去应对这种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所以，尽管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批评的声音却未必及时出现——原因在于，大家普遍认为“反清复明”观点早已是被历史淘汰的旧说。

记者：其实《红楼梦》一直以来都有不少续写者，如今AI技术也很流行。您接触过一些民间的续写作品吗？

孙伟科：《红楼梦》的续写现象，近二十年来确实很多，续作有几十种之多。其中一些我也读过，至少读过三五部。我认为，今天的续写应当看作一种当代文学创作现象。既然是文学创作，我们应当尊重创作的自由。

我们不能干涉别人“写什么”和“怎么写”。有人对《红楼梦》有独到的理解，不满意现存的后四十回，在研读前八十回后，认为自己设想的结局与收束更符合作者原意，于是动笔创作——这是他们的自由，无可厚非。从评价的角度来说，所有续写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现象，其存在本身具有合理性。

但也要承认，这些续写大多难以真正“续好”，很难与现在很多人所不满的后四十回相比。国学大家启功先生曾将后四十回称为“续书”，他认为其中很可能包含曹雪芹的某些遗稿。虽然它不全是曹雪芹的手笔，但补全之后，整体上仍属“相同成色、相同布料”。而如今的新续作，往往已不是同样的“材料”了。

《红楼梦》流传二百多年来，一直是以一百二十回的整体面貌被阅读、被接受的。正是在这两个多世纪的传播中，它逐渐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巅峰、小说艺术的高峰，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文艺丰碑。

因此，启功先生的观点值得重视。他曾有诗写道：“三曹之后数芹侯，妙笔高程绩并优。神智益从开卷处，石狮两个一红楼。”意思是前八十回是一只石狮，后四十回也是一只石狮，两只狮子共同拱卫着这座文学经典的大门。少了后四十回，就像门前缺了一只石狮，整体是不完整的。

当然，我并不是以此全盘否定当代的续写。正如刚才所说，它是一种当代文学创作现象，作者有创作的自由。你可以评价它“不像”“续得不好”，但如果有出版社认为有出版价值，它就可以接受读者的检验。不过就我所见，目前能够取代后四十回的续作尚未出现。今天很多续作，可能还停留在三流、四流的水平。

偏执一端的研究，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记者：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红楼梦》可能只是四大名著之一。但您作为学者，一辈子研究它，有什么感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吗？

孙伟科：研究《红楼梦》是非常值得的。就像作曲家王立平所说，“一朝入梦，终生不醒”。我们的前辈胡文斌先生也说过，值得读一辈子的书，只有《红楼梦》。

红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一本书，但要做好红学研究，绝非只读这一本书就能解决。《红楼梦》研究横跨历史学、文献学、传记学、文本学、版本学、传播学、阐释学等诸多领域。红学要想创新发展，不能只局限于某个局部，必须不断整合学术成果与思想进展，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站在时代前沿，满足读者的需要。当然，专注某一领域，做深做细，也是可取的；但若要形成与时代相称、满足当代读者需求的学术成果，则需经历从分化到整合的过程。

那种偏执一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研究，如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可能过于学院化，与时代文化建设的需求、与广大读者希望从阅读中获取丰富知识的目标，会产生距离。这也是我们红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挑战。

研究《红楼梦》是人生的幸运。通过它，你可以为许多学科作出贡献。例如历史学方面，美国学者史景迁所著《曹寅与康熙》，就通过研究曹家历史，丰富了清史研究的内容；戴逸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中也专门论述了《红楼梦》对认识清代社会的意义。

《红楼梦》对小说学的贡献更为显著。它在思想主题、艺术结构、文学语言等方面，为当代小说学建构提供了典范文本。此书拥有一百多种译本，每种译本都在相应民族语言中形成文化现象，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载体。通过《红楼梦》，海内外的文化交流得以深化，世界也借此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红楼梦》描写的生活十分丰富，人物众多，情节展开方式与以往小说截然不同。每次阅读，似乎都有新的景观、新的认识。正因我们学得还不够，即便到了我这个年纪，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重读仍有新收获。对小说语言的感受，也每次都觉得新鲜。

记者：听到一些对红学家的负面评价时，会有什么感受？

孙伟科：确实存在误解。红学虽是显学，影响广泛，但在舆论中有时却成为“弱势群体”。不少文化名人在说俏皮话时，喜欢调侃甚至贬低红学。我想，这可能因为红学备受关注，个别人借此吸引眼球。对此不必大惊小怪。

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对历代红学家及其研究始终怀有尊重，哪怕有些研究看似与小说本体较远，但其学术求真的传统值得继承。红学发展过程中走过弯路，但任何学科皆如此。只要坚持文学本位，红学终将实现其既定目标。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张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