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逄观星｜方荣翔“回来”了

套一句韩退之《马说》中的话：戏台常有，而灵魂殿堂不常有。当大幕徐启，锣鼓铿然，声振屋瓦，我仿佛看见，京剧大师方荣翔先生真的“回来”了。

他回来在弟子们一丝不苟的运腔行韵里，回来在年轻后生那股初生牛犊的虎虎生气中，回来在座中观众屏息片刻后那如潮涌起的掌声里。其实，他从未远去。他化作了高悬于门楣之上的那三个字——沉甸甸的，他目光如炬，深情注视着，也拷问着每一个将要在此发声的身影。

1月3日夜，“梨园大戏院”正式更名为“方荣翔大剧院”。揭牌之时，一场名为“裘风雅韵·名院新声”的展演正在上演。我静坐台下，只觉一股久违的“震撼”直击心底。那声音、那唱腔、那节奏、那身段、那气势……每一样都散发着难以言喻的魅力，唤起的是一种近乎“崇高”的美学体验。方荣翔，这个名字，连同他所代表的一切，借着这方新挂的匾额，重新“回来”了。

将一座广为人知的“梨园”以一位艺术家之名命名，这绝非寻常的招牌置换。“梨园”，泛指生旦净丑下的艺术世界；而“方荣翔”，是一个有体温、有筋骨、有光泽的具体生命。让泛称让位于具体，让一个物理的空间，向一个精神的坐标归航。这更像是一种庄严的承诺——后来的我们，接过的不仅仅是一座戏园子，更是一盏写着“艺比天大”的明灯。

于是，那夜的演出便有了答案。当孟广禄、方旭等传人依次登场，我们听到的，是裘派的声腔，更是方荣翔的气韵。那“气势”，不只是嗓音的浑厚，更是人格的壮阔。那一刻，艺术净化人心的力量，与艺术家将生命全然交付舞台的赤诚，合二为一，抵达了一种生命的境界。

这让我想起关于先生的一段往事。当年在长春拍摄电影《奇袭白虎团》，因家中忽有急事，方荣翔匆匆登上返程的火车。车厢里，他被热情的旅客认出。列车员上前，试探着请他“唱两句”，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起身，向四周旅客抱拳致意，随即开腔清唱。后来，列车长闻讯赶来，恳请他到广播室，为全列车乘客演唱，他亦欣然从命。事后，列车长再三感谢，他却只是平静地说：“旅客和乘务员同志这么爱听，我有什么了不起？人民需要我唱，我就唱。”

方荣翔在演唱。（图源：山东省京剧院）

这话极朴拙，却极有分量。这不是简单的“平易近人”，这是一个艺术家对自身技艺归属的深刻自觉——艺非私器，乃属于百姓。正是这份自觉，让他每一次开口，都全身心投入。而今，在以他之名命名的剧院里，这份温度，正通过新一代艺术家的歌喉，再度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那夜的舞台，堪称一部流动的传承谱系。从亲传弟子孟广禄、魏积军，到再传弟子马立，再到嫡孙方旭；从于魁智、李胜素、杜镇杰等享誉全国的名家，到宋玉庆、薛亚萍、鞠小苏、刘建杰等老中青中坚力量。生旦净丑，流派纷呈，《探阴山》《锁五龙》《姚期》《赤桑镇》《野猪林》《奇袭白虎团》《四郎探母》等经典唱段如珠落玉盘。这景象本身，便充满了象征的意味：方荣翔先生的艺术精神，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它既滋养着本派的血脉，也辉映着其他流派的星光。当三代“王团长”登台，《奇袭白虎团》那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便勾连起一个时代的记忆与一位艺术家的家国情怀，让这座艺术的殿堂，与更广阔的天地血脉相通。

我常想，若先生在世，以他谦抑的秉性，恐怕会坚决反对以己之名冠此剧院。这并非虚言。遥想当年，恩师裘盛戎先生病重，时值特殊年月，多少人避之唯恐不及。方荣翔却三次从长春奔赴北京，侍奉榻前，端汤送药，直至先生离世。裘先生临终以贴身手表与戏衣相赠，其中寄托的期许与认可，重于千钧。先生未曾辜负这份托付。在十年浩劫过去不久，他便毅然扛起裘派大旗，以其精湛艺术，几令观者有“裘盛戎再生”之叹。他继承，更创造，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超越了前人。即便声名如日中天之时，面对旁人改立“方派”的怂恿，他亦勃然变色，始终坚称：“不要宣传我个人，要宣传裘派艺术。我有点成绩，是老师教得好，是同志们合作得好，是观众鼓励得好。”

先生已去，风范长存。正因如此，“方荣翔大剧院”的诞生，其意义远超为一座老剧场注入新的文化灵魂，它更近乎一次庄重的“精神锚定”。在艺术形式令人眼花缭乱、价值观念纷繁多元的当下，我们太需要这样清晰的坐标了：艺术的高峰究竟何在？艺德的分量究竟几许？传承的正途究竟指向何方？方荣翔先生用他的一生，为这些宏大的命题，写下了一份具体而微、有血有肉的答案。

它清晰地告诉来者，站在这里，便要唱出生命的重量；踏上此台，便要演出灵魂的赤诚。因为从此，这里是方荣翔大剧院。梨园大戏院改得好！它改的，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心气，一种标杆——艺比天大，为人民演好戏。

见贤，则当思齐。这或许是我们从这位未曾远去的大师那里，所能获得的最珍贵的馈赠。

（大众新闻记者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