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写“并峙双峰”，再现学人风骨——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增订版）上市

近日，著名作家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增订版）最新上市，该书全面书写陈寅恪与傅斯年——民国知识分子版图中双峰并峙的杰出代表，再现了傅斯年不畏权势、勇于学术创新的大气磅礴的精神气概，描述了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与自由，不屈不挠，悲凉辛酸的一生。近日，岳南就该书创作接受了半岛全媒体记者的专访。

在李庄，“邂逅”大师

记者：您最初萌生创作《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念头是源于什么契机？这本书的创作与您关注西南联大诸学人有何关联吗？

岳南：最初创作这本书的契机是2003年春天，我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博物馆找相关人员，采访完三星堆发现、发掘的故事，次日一早坐长途汽车到了四川南部的宜宾李庄镇。这是我写作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写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的缘起。

当时我在采访考古现场与发掘人员时，常会问到考古技术与发掘经验的传承问题，追问下来发现，现在中国两岸三地活跃着的田野考古学家与博物馆学家，其传承大都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先驱如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赵元任、梁思永、郭宝钧、吴金鼎、石璋如、夏鼐、曾昭燏，以及与之有关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祯和小一辈的罗哲文、王世襄等人，至少在学术传统上一脉相承。而这些前辈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是迁往长沙、昆明，继之流亡四川南部长江边的南溪县李庄镇，在那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6年时光，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秋才分别北归复员。因而，凡涉及中国的田野考古学与学术传统的人与事，总有人不断提起抗战时期的李庄与李庄的那批人物如傅斯年、李济、梁思成等。所以，我完成三星堆的采访任务，思绪奔腾中突然想到李庄看看。

到了李庄后，我发现整个镇的建筑透着晚清特色，质朴庄重且基本保存完好，抗战期间流亡李庄的知识分子傅斯年、李济、梁思成、梁思永以及学术机构的办公地点，仍然保持原样，傅斯年一家用过的床、椅、板凳甚至油壶都在，且被新的房主所用。我观后既惊且喜，开始有计划地走访当地老人，听他们讲述抗战时期这批自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流亡而来的“下江人”的故事，越听越感动，越听越振奋，决定把这些过去的人与事记录下来，让后来者铭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以及为了祖国的学术发展所作出的奉献与牺牲。半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待把三星堆发现、发掘的稿子写完，转头再赴李庄，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民国知识分子的写作中去。一年后，《李庄往事》出版，接着是《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的朋友》《陈寅恪与傅斯年》出版，此后又费五年时间，完成了一部代表作，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群体雕像赫然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并受到海内外读者广泛瞩目。这就是我写知识分子群体的大体经过与心路历程。

为学术“双雄”立传

记者：在众多近现代学人题材中，为何选择将陈寅恪与傅斯年“并置”书写？在您看来，两人的联结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岳南：书名原来叫作《龙虎吟——陈寅恪与傅斯年》，由此可见出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正如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所言：天才成群地来，又成群地去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就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洪流中知识群体杰出的代表。当然，这个庞大的天才群体并不是按一个套路与一个模式产生和运行的，有些是单打独斗，以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了个人辉煌的人生历程与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以陈寅恪为代表，而后者非傅斯年莫属。所以，我把这两位大师列为“双雄传”或称为“龙虎吟”，主因就在这里。

记者：此次增订版增加了哪些方面的内容？为何出版增订版？是发现一些此前未被关注的一手资料吗？它们对还原两人的关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岳南：这次修订增加了约30万字，主要是以前找不到的资料和由这些资料所反映的真实历史片断，如江湖上人送外号“傅大炮”、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是如何死于台北议会大厅的，过去说是由于一个叫郭国基的议员，此人号称“郭大炮”，他质询傅斯年关于台大招生为何不照顾台湾本土学生的问题，二人发生争执和误会，两门“大炮”一交火，把性子急的傅斯年当场气死了。后来我有机会到台湾托关系查阅了当年密存的资料，发现傅、郭之间为台大招生之事争执确实存在，但重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郭氏重提当时已经了结的、发生于台大的一桩内部人员盗窃案（联合国赠送中国科学界科研仪器暂存台大保存，结果被内部负责人员私下盗卖），这个案子是傅斯年刚来台大时用人不当造成的，此时“郭大炮”在公开场合旧事重提，对傅斯年来说如同被撕开了一道伤口，或当众扇了他一个响亮耳光，刚正不阿又脾气暴躁的傅斯年不能承受伤口之痛与耳光之重，当场就脑出血，摇晃着下台就昏迷不醒了，直到在台大医院抢救无效死去。再比如，陈寅恪为何于1948年冬天自北平撤离后，在广州停留了20年而未随国民党政权赴台湾，原来的说法是他自己一开始就不想去台湾，怕生活不稳受不了云云，但我在详细查阅相关档案文件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陈寅恪在广州岭南大学的时候，对走与留的问题是有过摇摆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走成，此为他的性格使然。

摹写学人精神与风骨

记者：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两人都坚守着学术救国的信念，您如何评价他们在“学人风骨”与“时代责任”之间的平衡？

岳南：学术救国是一个方面，他们是怀揣学术救天下的精神去践行其思想和意志，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如老子、孔子，孟子等。傅斯年做台大校长后，为学校提的校训就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是爱国主义的一面。1950年，台大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最重要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写下的“归骨于田横之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胸怀世界，兼济天下”精神层面上的提示。

至于陈寅恪的信念与风骨，体现在1927年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投湖自尽，他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书写的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其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陈寅恪为人为学的座右铭，也是对天下士子学人的殷切期望。

记者：两位大师所处的时代，学人群体面临着诸多困境，却依然缔造了学术高峰。您觉得他们的治学精神和人生选择，对今天的学界和年轻人有哪些启示？

岳南：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有云：“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心路历程的独白，也是一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学术老人的警世名言。今天的学术界与年轻人，还是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为人类的福祉和未来付出最大努力，至少不要“侮学自矜”，最要不得“曲学阿世”。而回望历史，“曲学阿世”之辈代不乏人，是一面镜子，亦是“历史的教训”，值得每一个行进中的知识分子借鉴和思考。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