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防动员丨那棵不开花的山楂树

我的童年，是在沂蒙山区外婆家度过的。老屋后山有棵山楂树，它与我见过的所有果树都不同——从不结果，遑论开花。粗糙的树干上，深深刻着一个五角星，年复一年，疤痕组织扭曲生长，将那颗星包裹成一道倔强的浮雕。

村里孩子都笑它是“哑树”，唯独外婆不许。每个清明，她都会牵着我的手，绕过繁花似锦的果林，独自为这棵沉默的山楂树培一抔新土，在树下坐很久。风穿过它枯瘦的枝桠，发出呜呜的声响，像一种低沉的呜咽。我曾问外婆，它在说什么？外婆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山，轻轻答：“它在点名。”

“点谁的名？”

“点那些没回家的人的名。”、

直到那年夏天，县里人防办和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来访，为修订地方志寻找一位叫“宋春生”的烈士亲属，一段被黄土和时光掩埋的历史，才如同断层的岩页，被艰难地揭开。

1941年，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残酷扫荡。为保护群众，区党委决定依托绵延的群山和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天然溶洞，构建一个隐蔽的“地下后勤线”。我的太外公，就是这条“线”上的一名“针脚”。

“动员”二字，在那个年代，没有口号，只有行动。它是我太外婆连夜摊出的最后一沓煎饼，是民兵用生命蹚出的那条隐秘小路，是山洞里无声接过伤员时，黑暗中所有乡亲屏住的呼吸。而宋春生，就是太外公的“上线”。他总是在深夜出现，像一道影子，带来指令，带走物资。唯一能让人记住他的，是别在胸前的那枚用山楂树枝削成的五角星。

最后一次，日军包围了村子。为了引开敌人，保护藏在后山溶洞里的乡亲和八路军伤员，宋春生叔叔主动冲向那片果林，边跑边鸣枪。枪声像磁铁，吸走了所有的追兵。激烈的交火声在后山持续了半晌，最终，归于死寂。

太外公和乡亲们得救了。战斗结束后，他们在预计的地点找不到宋春生。搜遍了整座山，只在那棵山楂树下，找到了那枚被踩进泥土里的、染血的山楂木五角星。

没有人知道他的籍贯、年龄、家中有无妻儿。只有一个化名，和一枚木头星星。太外公将那枚星深深按进树干，发誓等胜利了，要找到他的家人，为他立碑。可胜利之后，还有建设，还有远方，这个承诺，像那颗星一样，被日益粗壮的树皮层层包裹，成了家族记忆里一个沉甸甸的、却无人敢轻易触碰的角落。

听完故事的下午，我再次走到那棵山楂树下。我将手按在那个凹凸不平的五角星疤痕上。山风依旧，八十年的时光在掌心下奔流。我忽然剧烈地颤抖起来——我触碰到的，不是一棵树。

是一座沉默的碑。

是“国防动员”这个宏大词汇之下，最具体、最滚烫的那颗心脏。

它告诉我，国防动员，从来不只是钢铁洪流和尖端科技，它更是一种血脉深处的觉醒，是“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传承。它在和平年代，是外婆的那抔土，是母亲口中的故事，是我此刻掌心下，跨越八十年的、依旧滚烫的温度。

自那天起，那棵“哑树”在我心中开了花，那花是血红的，无声的，震耳欲聋。

后来，我成为一所乡镇小学的教师。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的后山，和孩子们一起种下了一片“五星山楂林”。每棵树苗上，都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名字：“宋春生”、“司号员小王”、“担架队赵大姐”……

春天，我和孩子们为树林除草；清明，我们就在树下，念诵那些从故纸堆里找回的名字。没有名字的，我们就齐声说：“献给一位英雄。”

风起时，树叶沙沙作响。孩子们说：“老师，树在点名了。”

是的，树在点名。

点那棵“哑树”的名，点一段未被书写的历史的名，点千千万万个“宋春生”的名。而每一次应答，都是我们这群后来者，用铭记为他们铸就的、最坚固的国防。

那棵不开花的山楂树，用它一生的沉默，结出了这个国家最丰硕的果实——和平。而我们，便是活着的碑文，是移动的防线，是国防动员这棵大树上，生生不息的新芽。（作者 吕炅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