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宏富，冠绝中土，他是从潍坊走出的晚清金石第一人

冬日的潍坊市博物馆，“金石华岳——陈介祺特展”分外热闹。这一展陈有121套414件文物，分“赓续相承”“富藏精鉴”“翰墨流韵”“宗仰海内”“泽被桑梓”五部分，涵盖了清代潍坊籍金石学家陈介祺旧藏青铜器、玺印封泥、陶文瓦量、石刻造像等门类及其信札、早中晚期书法作品，以及陈介祺金石交游和对家乡金石学的影响与贡献，其中近半数文物展品是建馆以来首次展出。

陈介祺是谁？

“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着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现在先将他论古器文字做假的一段话述说一下……谈古器文字多么透澈，不但知道真字深义，连假的都能了然无余，这才能算真研究。”这段文字，是著名学者商承祚在1933年的《金陵学报》上发表的稿件。

陈介祺，这位富收藏、精鉴赏、深研究的学者，以一己之力，将金石学从书斋推向实践，从收藏升华为文化传承。他扎根旧学，锐意创新，嘉惠士林，使潍县成为晚清金石学重镇，更推动仿古铜、嵌银、拓片、篆刻等民间工艺臻于极致。今日回望，他确如金石华岳，巍然挺立。

陈介祺藏金石墨拓 摄影 巩建国

以识古字论古文为语

“在清代，要治传统金石之学，必须有传统的经学与小学的基础。陈介祺则正具备了诸方面的良好条件：一是传承家学，二则进士出身，三为得到老前辈学者的奖掖，四乃大有才力，五者矢志倾心血毕其一生。”山东博物馆特聘首席专家、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孙敬明说。

陈介祺的起点，与常人不同。他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月十日出生在北京城西安门街陈官俊府邸。公子降临，陈家后继有人，父亲陈官俊喜出望外，母亲丁氏更是视儿子如掌上明珠，疼爱有加。

《潍县志稿》记载：陈介祺，少长京师，赋性端严，持身公谨。幼承父训不嬉娱，无妄言。日读百数十行略不遗忘。天资聪颖，苦读典籍的介祺深受父亲的喜爱。陈介祺7岁时，父亲任山西学政期间，命其就读于山西任所，可见父亲对他的疼爱。

陈介祺自幼笃爱文史，13岁时以一首《白莲花诗》受到金石学家阮元的赞赏。陈介祺不负厚望，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23岁乡试时被主考官誉为“不易得”的人才，29岁考取内阁中书，委署试读本衙门撰文，办理诰敕房事务，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33岁会考中进士，钦取第十名，授翰林院编修。

陈介祺年轻时，便对金石情有独钟。他曾回忆：“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19岁时，他开始收藏金石，36岁开始收藏印玺，40岁购得毛公鼎。陈介祺所藏意在保存华夏文化的命脉，研究、传播古代的历史文化。他在《簠斋尺牍》中说：“以识古字论古文为语，不涉入赏玩色泽也。”

陈介祺为官期间，目睹朝廷的腐败，对官场上尔虞我诈的勾当，深感痛心。咸丰三年（1853年），朝廷强令陈介祺代父认捐银钱四万两以解户部财政之困。陈介祺经此种种遭际，深知宦途峻险，次年即借口处理母亲的丧事而返归故里，不再复出。

42岁的陈介祺，回潍后先在城西北方向的莱章村亲戚家暂住。直至七年后，为避战乱，方迁入潍县城里。

据《潍县志稿》载，清咸丰十年（1860年）陈介祺的新居建成，新居建筑规模颇大，约一万平方米，位于城里西南隅，北至西门大街，南至增福堂街，东至罗家巷。建新宅时，陈介祺专门在不起眼的地方设计了储藏之处，他在内宅上房西套间特制了一排楠木柜为藏宝橱。

陈介祺虽退出官场，但不忘朝政，关心国家大事。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对国家改革吏治、赈灾救荒、洋人来华传教及开矿筑路、外敌入侵、富国强兵等方面均有大量论说。他更不忘关心地方政事，对于乡间百姓之事也非漠然置之，凡关系民众之大事，他都尽其所能鼎力相助。

心细如发，眼明如炬

陈介祺回潍以后，凭借桑梓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金石收藏鉴赏，对金石事业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收藏、释古、研究、著述等方方面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苦心经营，终成大业。

在藏古方面，陈介祺收藏丰富、冠于中土。举凡钟鼎彝器、金戈铁剑、镜鉴钱币、圭璧环璋、碑版造像、经幢志石、陶文玺印、封泥铭范、瓦甓宫当与宋元翰墨等，无所不收，无所不富，无所不精；藏品多达两万余件，俨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石博物馆。

如早期收藏的东周初年的青铜器曾伯簠，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曾伯是曾国的国君，曾伯簠铭文记载的是曾伯与晋文侯一起，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旨在打通江淮铜锡矿输往中原的通道。曾伯簠有铭文90字，是迄今发现的铭文最多的青铜簠。陈介祺十分珍视它，故自号“簠斋”，名其书斋为“宝簠斋”。

陈介祺还收藏西周晚期青铜器“兮甲盘”，上有铭文133字，书体厚实壮美、风格独特，记述了兮甲（即尹吉甫，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随宣王出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王国维跋《兮甲盘》曰：“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

他最为世人所推崇的藏品，是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青铜礼器“海内三绝”之一的毛公鼎，铭文近500字，是迄今所见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藏印方面，回潍以前，陈介祺只收藏了官印317方、私印1938方。回潍后藏印达到7000多方，其中有万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日庚都萃车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绝世珍品。此后他又得亲家吴式芬所藏古印2000余方，使其藏印多达万方。至此，陈介祺才有了一枚“万印楼主”的印章。著名学者王献唐评论：“陈氏《十钟山房印举》所收诸印，虽未见原物，但以印文证之，无一伪制，即所收铜器、石刻、砖瓦皆然”，并用“心细如发，眼明如炬”八个字形容陈氏鉴古之精。

陈介祺还收藏三代钟、鼎、彝器数百件，其中商周古钟11件，故又自号“十钟山房主人”。《清史稿》称其“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陈介祺远见卓识，认为“古器出世，即有终毁之期，不可不早传其文字。”为此他聘用了几十名工匠在家制作拓片。他的传拓技艺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为全国金石学家推崇。学者褚德彝称陈介祺的传拓“精妙绝伦，为向来所未有”；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说“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

考古、传古皆求“精”

人生最后十多年，是陈介祺金石学生涯中最为鼎盛的时期。他终日沉迷古器物的征询鉴别、考证批注、教拓监拓。他收藏之理念，在于传古。

“陈介祺收藏众多有铭青铜器，他对铭文研究知之卓深。”孙敬明分析，经陈介祺考证的青铜器铭文不下数千件，这可从《秦前文字之语》与《簠斋尺牍》和其他手札中获见。至于货币、玺印和陶文的释证，亦更是新见迭出，甚至为凿破混沌之论。他对释读古文字，尤为矜慎，可见其收藏、鉴别、考古与传古之追求一个“精”字。

陈介祺的释读功夫在古器物的多个门类中开枝散叶。陈氏发现并命名、确定了陶文、封泥等新的金石门类。他是发现并考证陶文的第一人。他收藏三代陶器数百件，所收陶文“将及五千”，自号“齐东陶父”，并自撰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他开拓性的陶文研究成果，为后世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他提出“古陶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后来著名画家黄宾虹的《陶玺文字合证》通过玺印与陶文符合的实例，证明了二者之间关系，也印证了陈氏之观点。他还以陶文考证历史，提出“陶文中的陈氏与齐国田氏存在联系”等观点，得到后世学者认同。

陈介祺是最早关注和研究封泥的学者之一。封泥是古代缄封简牍钤印以防私拆的信验物，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他最先认识到封泥的价值及其与古玺印的关系，于咸丰元年（1851年）出版《簠斋印集》，其中收录古印2485方、封泥印文130余枚，并首次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并列，将其作为古印三大主要类别之一。光绪初年，与金石学家吴式芬谋划合辑出版的《封泥考略》，是最早将封泥文字与古官制、地理相互联系考证之专著。他所辑拓的《十钟山房印举》，在体例、举类、断代、考释等方面，为印学研究提供了范式。

陈介祺还开启了铸器铭范收藏之先河。辟专室收藏齐国刀币铭范，名曰“千化范室”。他收藏的镜范，有三件于1919年被罗振玉收入《古器物范图录》。该图录所收镜范总计七件，可见陈氏收藏镜范之珍稀。而在罗氏该图录成书后的80多年间，学界仍无人对镜范进行独立研究，见于著录的镜范亦少之又少，直至1997年汉代镜范在临淄齐故城遗址被发现，镜范问题才又引起学界关注。

作为金石大家、收藏大家，陈介祺的书法成就反而被遮掩。在父亲陈官俊的熏陶下，陈介祺的书法“从颜体入手，早年以小楷闻于时，出入颜柳之间”。咸丰二年（1852年）所作《毛公鼎释文》的小楷更为峭拔，可窥见魏碑体之遗意，明显地反映出魏碑体的字形及笔画特征。

此次展陈了不少幅陈介祺晚年书法，在楷书的基础上，吸纳金石文字之精华，用墨浓重，行笔沉着，笔道平实，古朴奇穆，清新绝俗，自成面貌，为众家所崇。

陈介祺还以他超前的美学意识，对家乡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助推深远，对潍县仿古铜、红木嵌银、拓片、篆刻、书法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作出很大贡献。

“大凡伟大的历史人物，通常是处在社会历史的新旧交替转型之时，能稳坐在扎实的‘旧学’根基之上，又能够面向新的未来。陈介祺在金石学领域里，兼有两端。”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说。

陈介祺为人正直，待人宽厚。虽家庭极其富有，但他从不以势压人，乡亲有了困难他会解囊相助，如遇灾荒年景，他便主动提出让佃户少缴或不缴粮食，乡亲们称他为“陈大善人”。

陈介祺倾其毕生心血，为国、为民、为事业操劳一生，殚精竭虑，终因孱弱多病，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患“膀胱不化之症”，怀着宏愿未偿的遗憾，于七月二十日卒于家中，享年72（虚）岁。

陈介祺突然离世的消息，在全城很快传开，人们为失去了一位忠厚同乡而痛心。陈介祺安葬在县城以北约5里的刘家园村，出殡那天，不少乡亲主动“十里相送”与其告别。参与相送的人非常多，走在最前面的孝子已出北门，后面相送的人还没有走出罗家巷。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实习生 王梓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