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艺术，生活离不开建筑，可多数人对一栋建筑背后的人与事儿，都知之甚少。如何思考建筑、如何看待人与建筑的关系，关于建筑的学与思、教与践如何传递出一门学科的魅力——《海右名宿——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口述史》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了解的机会。

书中记录的十四位建筑学人，代表了我省建筑教学与实践的最高水平，“名宿”当然担当得起。而从他们的讲述中，笼在面纱之下的建筑学生命渐渐清晰。

一切“苏化”的年代里

对建筑本质的坚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切学苏联成为社会的重要导向。当时还在南京工学院读书的缪启珊教授提起来就有一箩筐的话要说，“不只是课程教学，连作息时间也按照苏联的高校作息时间进行安排。”

早上六点钟，全校开始上课，一直上到下午两点钟才结束。每天8个小时紧张的脑力劳动，到了最后一节课，脑子已经变成了一锅浆糊，上下眼皮不停打架，使劲撑着看老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屁股早就坐不住，蹭来挪去的。“那时大家的生活比较困难，裤子上都有补丁，有调皮的同学说，那是最后两节课，饿得在椅子上蹭来挪去给磨破的。”缪启珊笑道。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看的是苏联小说，唱的是苏联歌曲，政治课要学苏联，专业课更是离不开了。除了《中国建筑史》几乎所有课程都能发现苏联的影子。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建筑上，更是如此，不管实际需求如何，形式上都要往苏联风格上靠。

1959年主导创建山东建筑学院（山东建筑大学前身）建筑学专业的伍子昂，对现代建筑的理解却大有不同，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多研究建筑的本质问题，不要被这些外表的热闹模糊了双眼”。

伍子昂长孙伍江，也走上了建筑学的道路，现任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据他回忆，寒暑假的时候，去济南同祖父交谈，常常谈起何为现代建筑。两人在马路上散步时，伍子昂突然就指着路边的房子说，你看这个房子，为什么外面要有一个窗台；你看这个新房子，建了没有多久，就像流鼻涕一样，非常难看，但如果有个沟呢，水就不会滴下去，房子就会很干净。

“这类细节才是建筑里最重要的东西。”伍子昂说，建筑背后，有很多更人性、更本质的东西，跟那些建筑风格、建筑师，尤其是建筑外表的东西，关系不大，只有把本质的东西搞好了，才有可能让建筑在文化上上一个台阶。

在大家伙儿热烈讨论如何在建筑中体现传统中国样子的时候，伍子昂尤其反感简单地把传统的外衣套在现代建筑的外面。伍江说：“他并非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极度热爱。他认为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在现代中国建筑中的体现，不应该只是简单地体现在外表上，而应该是在内涵上。”

“我到今天才能真正地理解，所谓现代建筑的本质更多的是要转向人对建筑的需求、建筑的功能性。”伍江具体解释说，建筑的材料、建筑的技术，是直接为人的需要服务的，而这些思想，大概是当时“现代建筑”的精髓。

“伍老总”“四大名捕”

建筑系老师的众生相

还未到山东建筑学院兼职时，伍子昂在山东省建设厅建筑设计院（后为“山东省建筑设计院”）担总建筑师总工程师，同事都称他“伍老总”，心里将他当作半个老师。刚毕业的年轻同事，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有时伍子昂看完图，讲了如何改，他们也执意不听，找各种借口，拖拉着不改。

伍子昂就用一句话来规劝大家，说“你们是做馒头的，我是吃馒头的，而且我经常吃馒头，天天吃馒头，我一尝就知道你们这个馒头做得好还是不好，哪里缺什么哪里多什么。”他常常手把手地教他们改图，当时的同事回忆起来都说，“是他成就了我们这一批人”。

有伍子昂这样循循善诱的，就会有像周兆驹教授这样严格得出了名的。1986年下半年开始，他给建筑学专业讲授“建筑物理”课，在讲台上一站就是23个年头。在学生眼中要求严格的教师，被称作“四大名捕”，周兆驹教授就是“名捕”之一。

学生抄袭作业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发现有抄作业的，他就在作业本上写评语，甚至当面批评——“如果连这么一点儿作业都不好好做，以后可能就变成小事不做大事又做不来。不老实做作业，眼高手低，出去就会犯一些低级错误。以后到了设计院，在图纸上多写或少写一个零，多画或少画一条线，都会造成施工中的大事故！”

不光抓作业，也抓考试，监考的时候周兆驹特意转着圈走，不放过任何一个作弊的学生，渐渐地，就被学生冠以“四大名捕”的称号。周兆驹知道了，一笑了之，“我一点也不后悔。培养学生良好的学风不仅是学校的大事，也是每个教师的大事。‘教书育人’不是口号，是靠做出来的。”

形形色色的老师都有，像陶世虎教授这样真正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并不多见。他从1979年开始任美术课老师，美术课属于实践性教学，师生关系有些类似师徒关系。上课时，是师生；下课后，是朋友。他带学生去镆铘岛、承德避暑山庄写生，白天画画、晚上讲鬼故事；给学生做大厨、喝酒、会餐，是常有的事。

八十年代初，陶世虎托人从南京买了台13寸黑白电视机，成了全系第一家有电视机的，他家的筒子楼宿舍就成了全系师生的欢聚点。1981年女排世界杯的时候，班里十几个同学挤在他家看比赛，为女排姑娘们鼓掌欢呼，床上、桌子上都是人，还有四个大小伙子坐在新打的写字台上，竟然把台面都坐裂了。

建筑学学生的三条“腿”
关节灵活“腿”才强劲

亓育岱教授对于建筑设计有个精妙的比喻：建筑学的学生要有三条“腿”，美术是艺术的“腿”，而画法几何和建筑构造就是技术的两条“腿”，建筑设计初步是“腿”之间的“关节”，把艺术和技术沟通起来。要让“关节”灵活稳固、让“腿”强健，首先，字体练习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建筑学的学生字要写得稍微漂亮清晰一点儿，不然让人笑话。”亓育岱说。

据曾任伍子昂助教的蔡景彤教授回忆，1959年建筑学专业第一年招生的时候，伍子昂就要求学生先把仿宋字练好，练得超过名校学生。自此开始，练仿宋字成了一项传统。“伍老总说，仿宋字太突出了，仿宋字写不好，一眼就能被看出来。”亓育岱说。

字体是一块，此外还有线条练习。亓育岱回忆自己上学的时候，只能用鸭嘴笔，能把人累死。一个鸭嘴，把墨水滴在里边，然后调节粗细，慢慢晃，尤其夏天，一出汗，纸就湿了，墨水一掉在上面，这张纸全完了，真苦啊。

再就是水墨渲染、水墨练习、水彩渲染、实体渲染，一步一步，锤炼基本功，建筑设计的根基才算打牢了。

亓育岱说，建筑设计的本质是人的生活行为和生产行为物质化的过程。“航空港复杂吧？是复杂。住宅，简单吗？也不简单！它们设计的本质没有区别。设计住宅是什么过程呢？你要先了解你的生活需求，进门怎么样？有玄关，有客厅，有厨房，有厕所，把它物质化了，这个设计不就完成了吗？这就是物质化过程。认为航空港复杂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怎么坐过飞机，想办法坐一次，怎么安检，怎么进去，怎么出港，这个流程就搞清楚了。”只要抓住了设计的本质，建筑设计就是一件很简单愉悦的事。

具体来说，建筑设计分为居住建筑设计，如别墅、住宅、度假旅馆等，再就是公共建筑，满大街除了居住建筑，其余大部分都是公共建筑，像影剧院、商场、体育馆、火车站、汽车站等。“国内有个错误的倾向，设计院都愿意抢着做公共建筑，不愿做居住建筑。”亓育岱说。他不大赞同这种做法，住宅设计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需要对功能、人和住宅的关系摸得很透。亓育岱颇为住宅设计鸣不平，“住宅建筑占到了周围建筑的七成以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能忽略。”

不要忘掉它是一个工程实践
纸上画出来的不是房子

建筑界旧有的认识是，将建筑学专业定位成工科里的文科、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感性和理性的交融。张建华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夸大了感性的作用，理性的作用有所削弱。

“真正做设计时，考虑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只解决一些功能问题。理论的根基是否厚实，会影响设计水平的高低。”他说。一个初出茅庐的设计者模仿老先生做东西，常常只追求形似，面上一样，风格一致，就以为八九不离十了。其实，最关键的在于技术和处理细节的方式，最主要的差距也在这上头，除了用经验多寡解释，理论功底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有一年，有人邀请张建华去参观威海华夏文化城，让他给提提意见。在公园入口处，有几座石狮子，他马上看出了不和谐的地方。公园大门的建筑形式是中国传统风格，但石狮子却是西方流派。中西石塑风格上的差异在于中国石塑讲究抽象，而西方追求具象。因此，虽然从尺寸、尺度上看跟整个建筑还算协调，但从文化源流上讲，就会出现问题。

单是石塑，就能体现某一时代、地域的文化内涵和思想特点，他举了汉代雕塑的例子，“汉代雕塑高度抽象，看上去十分粗犷，既能表现出狮子的威武，具体到面部细节又能看出柔情，这也是汉代思想文化特点的映射。”知晓了这些基本知识，才能更加游刃有余地从事设计。因此，理论和设计从来不冲突，而且对开阔设计者的思路十分有帮助。

从理论到设计是一步，从设计到建造是另外关键的一步。伍江对此颇有感触，他想起自己刚上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暑假经常去找祖父伍子昂，请教建筑学上的事。伍子昂有意锻炼他，就把他放在设计院，对他说：“你不能把一个房子很好地造出来的话，就永远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得益于这段经历，伍江较早地认识到，一个建筑绝不仅仅是画出来了就造出来了，只有具备了很多工程上的积累和思考，才能把这个房子很好地造出来。

在后来几十年的教学中，他一直对学生说，建筑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在精神层面、艺术层面的确非常重要，但千万不要忘掉它是一个工程实践，不是画画，不是在纸上画出来就是一个房子。

“其实，学习建筑理论也好，建筑历史也好，建筑设计也好，建筑技术也好，不管学什么，建筑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很难说你就是一个建筑师，但不需要进行任何理论思考；或者你是一个理论家，却不知道建筑是怎么建起来的，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伍江说。

熬夜只为“打擂台”
苦中作乐的建筑岁月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让你们吃着了！”1958年，还有一年就从南京工学院毕业的缪启珊，幸运地参与了“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的设计。

每天上午，参加同一个项目方案设计的单位在某个展览大厅集合，展出本单位的初步方案，提供给大家评议。下午各单位分散活动，根据上午大家对自己方案提出的意见，进行考虑、研究、修改，然后连夜画出新的设计方案来，第二天上午再次进行展览……这种反复展览、提意见、修改的形式，被称为“打擂台”。

“打擂台”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从展览中听取意见，然后修改方案，再重新设计，同时画出全套图纸来，一天之内要完成如此繁重的系列工作，师生们每天都要忙至深夜。在这样高度紧张、日夜连轴转的日子里，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中，吃饭和睡觉都自觉让位了。

每天深夜万籁俱寂，绘图工作接近尾声时，有教师会带头唱起歌来，其他人随声附和，一首首悠扬动听的歌曲，就从某个设计院一间灯火通明的绘图室飞出窗外。全部工作结束以后，回到驻地还要步行一段路程。缪启珊回忆，虽然紧张忙碌了一天，可大家都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手拉手，肩并肩，开始还只是说着笑着，然后就情不自禁放声高歌，有人还用嘴巴模仿着小号和铜鼓，在静悄悄的夜里奏响了一首慷慨激昂的军歌。这时候，愤怒的居民终于忍不住，推开窗户大声呵斥：“一群疯子！”

建筑人的岁月并不总是这样快乐，艰苦写满了大多时候。1959年，缪启珊初为人师时，建院的情况真可以用“凄惨”二字形容。周围尽是荒地，一座红楼孤零零地立着，中间四层两边三层，中间坡屋顶，两边平顶。年轻老师住在红楼大楼梯旁边的小房间，年纪大点的人叮嘱他们，“晚上你们别出去，外面有狼，从千佛山那边过来”。

当时的和平路是只能通过驴马车的窄路，路面全是黄土，“一刮风，我们就全变成黄脸婆了”，缪启珊笑着说。馒头，窝窝头，菜里也全是土。红楼兼着教室、办公室和单身职工宿舍，不分专业，建筑、施工、结构、给排水、暖通，十来个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里。一楼南面是教研室，北面是实验室，中间是门厅，两头三层的部分是大教室，二楼西面是图书馆，四楼两边平顶的部分是学生做课间操的地方。“苦中作乐，物质匮乏，但精神是富足的。”缪启珊说。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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