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文化之窗|十四位建筑“名宿”的生命史述

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2021-09-30 09:05:47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建筑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艺术,生活离不开建筑,可多数人对一栋建筑背后的人与事儿,都知之甚少。如何思考建筑、如何看待人与建筑的关系,关于建筑的学与思、教与践如何传递出一门学科的魅力——《海右名宿——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口述史》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了解的机会。

书中记录的十四位建筑学人,代表了我省建筑教学与实践的最高水平,“名宿”当然担当得起。而从他们的讲述中,笼在面纱之下的建筑学生命渐渐清晰。

一切“苏化”的年代里

对建筑本质的坚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切学苏联成为社会的重要导向。当时还在南京工学院读书的缪启珊教授提起来就有一箩筐的话要说,“不只是课程教学,连作息时间也按照苏联的高校作息时间进行安排。”

早上六点钟,全校开始上课,一直上到下午两点钟才结束。每天8个小时紧张的脑力劳动,到了最后一节课,脑子已经变成了一锅浆糊,上下眼皮不停打架,使劲撑着看老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屁股早就坐不住,蹭来挪去的。“那时大家的生活比较困难,裤子上都有补丁,有调皮的同学说,那是最后两节课,饿得在椅子上蹭来挪去给磨破的。”缪启珊笑道。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看的是苏联小说,唱的是苏联歌曲,政治课要学苏联,专业课更是离不开了。除了《中国建筑史》几乎所有课程都能发现苏联的影子。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建筑上,更是如此,不管实际需求如何,形式上都要往苏联风格上靠。

1959年主导创建山东建筑学院(山东建筑大学前身)建筑学专业的伍子昂,对现代建筑的理解却大有不同,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多研究建筑的本质问题,不要被这些外表的热闹模糊了双眼”。

伍子昂长孙伍江,也走上了建筑学的道路,现任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据他回忆,寒暑假的时候,去济南同祖父交谈,常常谈起何为现代建筑。两人在马路上散步时,伍子昂突然就指着路边的房子说,你看这个房子,为什么外面要有一个窗台;你看这个新房子,建了没有多久,就像流鼻涕一样,非常难看,但如果有个沟呢,水就不会滴下去,房子就会很干净。

“这类细节才是建筑里最重要的东西。”伍子昂说,建筑背后,有很多更人性、更本质的东西,跟那些建筑风格、建筑师,尤其是建筑外表的东西,关系不大,只有把本质的东西搞好了,才有可能让建筑在文化上上一个台阶。

在大家伙儿热烈讨论如何在建筑中体现传统中国样子的时候,伍子昂尤其反感简单地把传统的外衣套在现代建筑的外面。伍江说:“他并非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极度热爱。他认为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在现代中国建筑中的体现,不应该只是简单地体现在外表上,而应该是在内涵上。”

“我到今天才能真正地理解,所谓现代建筑的本质更多的是要转向人对建筑的需求、建筑的功能性。”伍江具体解释说,建筑的材料、建筑的技术,是直接为人的需要服务的,而这些思想,大概是当时“现代建筑”的精髓。

“伍老总”“四大名捕”

建筑系老师的众生相

还未到山东建筑学院兼职时,伍子昂在山东省建设厅建筑设计院(后为“山东省建筑设计院”)担总建筑师总工程师,同事都称他“伍老总”,心里将他当作半个老师。刚毕业的年轻同事,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有时伍子昂看完图,讲了如何改,他们也执意不听,找各种借口,拖拉着不改。

伍子昂就用一句话来规劝大家,说“你们是做馒头的,我是吃馒头的,而且我经常吃馒头,天天吃馒头,我一尝就知道你们这个馒头做得好还是不好,哪里缺什么哪里多什么。”他常常手把手地教他们改图,当时的同事回忆起来都说,“是他成就了我们这一批人”。

有伍子昂这样循循善诱的,就会有像周兆驹教授这样严格得出了名的。1986年下半年开始,他给建筑学专业讲授“建筑物理”课,在讲台上一站就是23个年头。在学生眼中要求严格的教师,被称作“四大名捕”,周兆驹教授就是“名捕”之一。

学生抄袭作业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发现有抄作业的,他就在作业本上写评语,甚至当面批评——“如果连这么一点儿作业都不好好做,以后可能就变成小事不做大事又做不来。不老实做作业,眼高手低,出去就会犯一些低级错误。以后到了设计院,在图纸上多写或少写一个零,多画或少画一条线,都会造成施工中的大事故!”

不光抓作业,也抓考试,监考的时候周兆驹特意转着圈走,不放过任何一个作弊的学生,渐渐地,就被学生冠以“四大名捕”的称号。周兆驹知道了,一笑了之,“我一点也不后悔。培养学生良好的学风不仅是学校的大事,也是每个教师的大事。‘教书育人’不是口号,是靠做出来的。”

形形色色的老师都有,像陶世虎教授这样真正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并不多见。他从1979年开始任美术课老师,美术课属于实践性教学,师生关系有些类似师徒关系。上课时,是师生;下课后,是朋友。他带学生去镆铘岛、承德避暑山庄写生,白天画画、晚上讲鬼故事;给学生做大厨、喝酒、会餐,是常有的事。

八十年代初,陶世虎托人从南京买了台13寸黑白电视机,成了全系第一家有电视机的,他家的筒子楼宿舍就成了全系师生的欢聚点。1981年女排世界杯的时候,班里十几个同学挤在他家看比赛,为女排姑娘们鼓掌欢呼,床上、桌子上都是人,还有四个大小伙子坐在新打的写字台上,竟然把台面都坐裂了。

建筑学学生的三条“腿”
关节灵活“腿”才强劲

亓育岱教授对于建筑设计有个精妙的比喻:建筑学的学生要有三条“腿”,美术是艺术的“腿”,而画法几何和建筑构造就是技术的两条“腿”,建筑设计初步是“腿”之间的“关节”,把艺术和技术沟通起来。要让“关节”灵活稳固、让“腿”强健,首先,字体练习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建筑学的学生字要写得稍微漂亮清晰一点儿,不然让人笑话。”亓育岱说。

据曾任伍子昂助教的蔡景彤教授回忆,1959年建筑学专业第一年招生的时候,伍子昂就要求学生先把仿宋字练好,练得超过名校学生。自此开始,练仿宋字成了一项传统。“伍老总说,仿宋字太突出了,仿宋字写不好,一眼就能被看出来。”亓育岱说。

字体是一块,此外还有线条练习。亓育岱回忆自己上学的时候,只能用鸭嘴笔,能把人累死。一个鸭嘴,把墨水滴在里边,然后调节粗细,慢慢晃,尤其夏天,一出汗,纸就湿了,墨水一掉在上面,这张纸全完了,真苦啊。

再就是水墨渲染、水墨练习、水彩渲染、实体渲染,一步一步,锤炼基本功,建筑设计的根基才算打牢了。

亓育岱说,建筑设计的本质是人的生活行为和生产行为物质化的过程。“航空港复杂吧?是复杂。住宅,简单吗?也不简单!它们设计的本质没有区别。设计住宅是什么过程呢?你要先了解你的生活需求,进门怎么样?有玄关,有客厅,有厨房,有厕所,把它物质化了,这个设计不就完成了吗?这就是物质化过程。认为航空港复杂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怎么坐过飞机,想办法坐一次,怎么安检,怎么进去,怎么出港,这个流程就搞清楚了。”只要抓住了设计的本质,建筑设计就是一件很简单愉悦的事。

具体来说,建筑设计分为居住建筑设计,如别墅、住宅、度假旅馆等,再就是公共建筑,满大街除了居住建筑,其余大部分都是公共建筑,像影剧院、商场、体育馆、火车站、汽车站等。“国内有个错误的倾向,设计院都愿意抢着做公共建筑,不愿做居住建筑。”亓育岱说。他不大赞同这种做法,住宅设计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需要对功能、人和住宅的关系摸得很透。亓育岱颇为住宅设计鸣不平,“住宅建筑占到了周围建筑的七成以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能忽略。”

不要忘掉它是一个工程实践
纸上画出来的不是房子

建筑界旧有的认识是,将建筑学专业定位成工科里的文科、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感性和理性的交融。张建华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夸大了感性的作用,理性的作用有所削弱。

“真正做设计时,考虑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只解决一些功能问题。理论的根基是否厚实,会影响设计水平的高低。”他说。一个初出茅庐的设计者模仿老先生做东西,常常只追求形似,面上一样,风格一致,就以为八九不离十了。其实,最关键的在于技术和处理细节的方式,最主要的差距也在这上头,除了用经验多寡解释,理论功底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有一年,有人邀请张建华去参观威海华夏文化城,让他给提提意见。在公园入口处,有几座石狮子,他马上看出了不和谐的地方。公园大门的建筑形式是中国传统风格,但石狮子却是西方流派。中西石塑风格上的差异在于中国石塑讲究抽象,而西方追求具象。因此,虽然从尺寸、尺度上看跟整个建筑还算协调,但从文化源流上讲,就会出现问题。

单是石塑,就能体现某一时代、地域的文化内涵和思想特点,他举了汉代雕塑的例子,“汉代雕塑高度抽象,看上去十分粗犷,既能表现出狮子的威武,具体到面部细节又能看出柔情,这也是汉代思想文化特点的映射。”知晓了这些基本知识,才能更加游刃有余地从事设计。因此,理论和设计从来不冲突,而且对开阔设计者的思路十分有帮助。

从理论到设计是一步,从设计到建造是另外关键的一步。伍江对此颇有感触,他想起自己刚上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暑假经常去找祖父伍子昂,请教建筑学上的事。伍子昂有意锻炼他,就把他放在设计院,对他说:“你不能把一个房子很好地造出来的话,就永远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得益于这段经历,伍江较早地认识到,一个建筑绝不仅仅是画出来了就造出来了,只有具备了很多工程上的积累和思考,才能把这个房子很好地造出来。

在后来几十年的教学中,他一直对学生说,建筑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在精神层面、艺术层面的确非常重要,但千万不要忘掉它是一个工程实践,不是画画,不是在纸上画出来就是一个房子。

“其实,学习建筑理论也好,建筑历史也好,建筑设计也好,建筑技术也好,不管学什么,建筑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很难说你就是一个建筑师,但不需要进行任何理论思考;或者你是一个理论家,却不知道建筑是怎么建起来的,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伍江说。

熬夜只为“打擂台”
苦中作乐的建筑岁月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让你们吃着了!”1958年,还有一年就从南京工学院毕业的缪启珊,幸运地参与了“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的设计。

每天上午,参加同一个项目方案设计的单位在某个展览大厅集合,展出本单位的初步方案,提供给大家评议。下午各单位分散活动,根据上午大家对自己方案提出的意见,进行考虑、研究、修改,然后连夜画出新的设计方案来,第二天上午再次进行展览……这种反复展览、提意见、修改的形式,被称为“打擂台”。

“打擂台”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从展览中听取意见,然后修改方案,再重新设计,同时画出全套图纸来,一天之内要完成如此繁重的系列工作,师生们每天都要忙至深夜。在这样高度紧张、日夜连轴转的日子里,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中,吃饭和睡觉都自觉让位了。

每天深夜万籁俱寂,绘图工作接近尾声时,有教师会带头唱起歌来,其他人随声附和,一首首悠扬动听的歌曲,就从某个设计院一间灯火通明的绘图室飞出窗外。全部工作结束以后,回到驻地还要步行一段路程。缪启珊回忆,虽然紧张忙碌了一天,可大家都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手拉手,肩并肩,开始还只是说着笑着,然后就情不自禁放声高歌,有人还用嘴巴模仿着小号和铜鼓,在静悄悄的夜里奏响了一首慷慨激昂的军歌。这时候,愤怒的居民终于忍不住,推开窗户大声呵斥:“一群疯子!”

建筑人的岁月并不总是这样快乐,艰苦写满了大多时候。1959年,缪启珊初为人师时,建院的情况真可以用“凄惨”二字形容。周围尽是荒地,一座红楼孤零零地立着,中间四层两边三层,中间坡屋顶,两边平顶。年轻老师住在红楼大楼梯旁边的小房间,年纪大点的人叮嘱他们,“晚上你们别出去,外面有狼,从千佛山那边过来”。

当时的和平路是只能通过驴马车的窄路,路面全是黄土,“一刮风,我们就全变成黄脸婆了”,缪启珊笑着说。馒头,窝窝头,菜里也全是土。红楼兼着教室、办公室和单身职工宿舍,不分专业,建筑、施工、结构、给排水、暖通,十来个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里。一楼南面是教研室,北面是实验室,中间是门厅,两头三层的部分是大教室,二楼西面是图书馆,四楼两边平顶的部分是学生做课间操的地方。“苦中作乐,物质匮乏,但精神是富足的。”缪启珊说。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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