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轶群报道 左上图：“即时帮”为脱贫监测户安排了给村里养老院做饭的公益性岗位。 左下图：“边缘易致贫户”赵振堂正在组装电源线，装好一根的时间不到30秒。这样的电源线，他一天能组装500根以上。 右图：对拟纳入“即时帮”的农户，村民代表会进行民主评议。

□ 本报记者 李轶群

日照市五莲县现有享受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887户19484人，已陆续脱贫，脱贫攻坚工作处于巩固阶段。但在扶贫工作中，县里发现，新的贫困户也会随时产生，他们或因病或因灾导致贫困。这一群体在当地被称为“边缘易致贫户”。

“边缘易致贫户”是哪些人？应该如何去帮扶他们？9月，记者赴五莲县展开调查。

转折：在外打工，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9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五莲县石场乡西邵宅村刘加春家。村干部介绍说，刘加春今年58岁，生病前和妻子孔庆莲在青岛打工。

孔庆莲看上去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正在院中晾晒花生。家里的地都已经流转出去了，花生是她在自家院子里种的。“老伴得了癌症，得有人照顾，不能出去打工了，就在家干点活。”一边说着，孔庆莲一边把记者引进了客厅。

“刘大叔恢复得怎么样？”记者悄悄问孔庆莲。孔庆莲叹了口气说：“不好。”

卧室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刘加春听到有人来，坚持要起来。孔庆莲过去劝了几句，没劝住。刘加春走进客厅，慢慢到沙发前坐下，笑了笑。

老刘很瘦，眼窝深陷，面颊也凹陷下去，衣服显得很肥大。他说：“是病害的，没食欲，啥都不想吃，瘦得厉害。”

在青岛打工时，老刘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主要是给业主送桶装饮用水，还负责着小区绿化工作，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孔庆莲在一家银行做保洁，每月有2200元的收入。他们的儿子在青岛做家具组装工作，每月有5000多元的收入。在农村，这个收入称得上是温饱无虞。儿子结婚，他们花了30多万元。

去年11月份，老刘身体不适，去青岛市一家医院检查，结果很吓人：直肠癌。孔庆莲说：“咋也没想到他会得这个病啊，当时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今年1月份做手术，花了五六万元。随后化疗、常规检查，花费也不少。为治病，刘加春一家背上了十几万元外债。病后的刘加春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老两口靠儿子在青岛打工赚钱，维持家用。

面对一直不说话的刘加春，孔庆莲说：“病后他一直都闷着，也不说话，什么事都憋在心里，我知道他心里有事，可我连字都不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

接着她低低地说：“那时候感觉这个家真的就要垮了，农村家庭受不起这个病。”

尽管有“新农合”等政策，但遭遇这种重大疾病，对普通农户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

疾病往往突如其来。石场乡黄山口村村民周仁文去年8月因高血压引发脑出血，卧病在床。他妻子姚常粉说：“得了这个病，就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人照顾”。

黄山口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说，这一家原本生活得很不错，两人在食品厂打工，每年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大女儿在济南一所专科学校读书，小儿子在县城读初中。收入虽然不多，但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还是没问题的。“得了病就不行了，第一次病发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花了得有十几万元。两人都不能出去干活了，没了收入，孩子还在念书，这日子就难过了。”

“又急又猛，这类疾病、意外都有这个特点。”石场乡扶贫干部张皓说，周仁文、刘加春还有一些“边缘易致贫户”情况类似：遭遇大病，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病人需要专人照顾，整个家庭失去收入来源。

坚持：生病后，直到积蓄耗光他才同意申报“贫困户”

和刘加春相比，于里镇于里村村民赵振堂所经历的转折更艰难。

9月10日，记者来到赵振堂家，小院干干净净。“媳妇不在家，孩子上学呢，快进来坐吧。”他热情地说。

赵振堂年轻、壮实、开朗，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尿毒症患者。客厅墙上有很多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还悬挂着几个毛绒玩具，让人感觉很温馨。“大多是没得病的时候照的，那时候日子过得好，我在市里做销售，一个月基础收入有2000多元，加上提成一年能挣十万八万的，可以说是达到小康了。”提起自己没生病时的日子，赵振堂很自豪。

“那时候我心气很高，县城里的房子都看不上，2014年春节之前，我已经攒够了在市里买房子的首付款，还在一家食品厂给媳妇找好了工作，儿子转学去市里读书的手续也都办好了。如果没生病，我们全家现在就在市里生活了。”赵振堂的语气里又有掩饰不住的遗憾。

赵振堂的病早有预兆，在跑业务的时候，他经常会感到莫名的疲惫，但他一直以为是高血压导致的，没有在意。2014年元宵节那天，他感觉心脏异常难受，去五莲县里的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尿毒症。他不死心，去济南复查，还是尿毒症。他回忆说：“我问医生，这个病就好不了么？医生说，基本无解，除非换肾。”

“肾源很紧缺，听说换肾全套下来至少要五十万元，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在济南住院透析、调养一个月后，赵振堂选择回家治疗。

透析是很遭罪的。“每周三次，隔一天透一次，每次透析完都特别难受，头疼，头晕，浑身疼，没有精力，所以我透析刚结束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必须得睡觉休息，才能恢复过来。”赵振堂说。

“透析的水分不能超过身体重量的5%，每天摄入的水分只有五六杯水，水果也不能吃。最难过的就是夏天，天再热也必须控制水的摄入，不敢喝水，实在没办法就把冰块放到嘴里润润再吐掉，不敢往下咽。”赵振堂回忆道。

因为这场病，赵振堂没法继续工作，妻子也辞去了工作照顾他，一家人失去了经济来源。他透析的费用是每月10000多元，农村合作医疗能报销75%，但还需要自己出2000多元。对于一个“只出不进”的家庭来说，这笔费用成了沉重的负担。

煎熬了五年，到2018年年底，赵振堂的积蓄已经全部花光了。实在挺不住了，他才申报了“边缘易致贫户”。

五莲县扶贫办副主任徐军光说：这样因病、因灾、因意外返贫的，是最需要帮扶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实都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困难，如果不帮，这些家庭很可能就陷入赤贫，没法维持生存。另一方面，去帮扶这样的人，群众也很支持，不会让其他群众觉得不公平，引起攀比。”

心态：原来好好的日子，突然成了救助对象

疾病带来的影响，不止是经济压力，还有心理的脆弱。

赵振堂说：“我们这样人的心事你们不了解，内心特别纠结，很害臊，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个病。我以前日子那么好，年纪轻轻的突然成了贫困户了，接受不了。另外，我也不愿意麻烦咱们政府。所以我一直都是自己花钱透析。”

赵振堂对记者说：“那时候心理已经有点病态了，一度不想出门，也不愿意见人，最难过的时候，死的心思都有。但是后来想，我还是得好好活着，不然孩子怎么办。”

“边缘易致贫户”和一般贫困户不太一样，像赵振堂这样的心态并非孤例，当地扶贫干部体会很深。

石场乡扶贫干部介绍说，当地一个在外包工程的人家，妻子患了尿毒症，瞒着别人自费透析了很久，直到最后没钱了，才让村里申报了“即时帮”。

扶贫干部介绍说，比如尿毒症，透析有两种，一种是“腹透”，这种可以在家进行，但对环境要求很高，极易感染；另一种是“血透”，这种透析方式要在医院进行，每周两到三次。农村的环境卫生很难达到“腹透”标准，所以一般认为“血透”更安全一些。但附近有一位患者因尿毒症而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却坚持在家“腹透”而不去医院“血透”，尽管“血透”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来说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他一直和我们说一周去三次医院太麻烦，但其实我们都明白，他就是不想被人看到。”这位干部说。

“他今年多大年纪？”赵振堂问。

“也就是三十多岁吧。”扶贫干部回答。

“那就对了，肯定是不想叫人知道，我们这个岁数得了这个病，都不想让人知道的。”赵振堂说。

有研究者对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存质量等进行了研究，作者评估了86例尿毒症透析患者，其中抑郁总发生例数40例，占比46.5%。所以，对此类患者扶助需要贴心体会其心态，而不是只关心其收入问题。

转机：县里出台了“救命的政策”

刘加春和赵振堂，一个年近花甲，一个正值壮年；一个骤得大病，一个久被折磨；但他们都是因为疾病陷入贫困。针对这些农户，五莲县经过广泛调研论证，出台了扶助政策。

2019年8月，五莲县开始探索“即时帮”机制。对因大病、大灾、突发意外等出现重大困难，通过临时帮扶救助措施仍然不能解决的一般农户，纳入“即时帮”，对他们开展系统化帮扶。

张皓说，这些农户享受的扶贫政策和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完全一样的。包括健康扶贫、住房安全保障、自来水入户、教育扶贫、老年人补贴、残疾人补贴、慢性病帮扶、兜底保障、有线电视户户通、整洁庭院等十多个方面。

他介绍说，帮扶资格确认流程分为三步：各村推选上报、各乡镇评估确认、县级会商研究。县扶贫办、民政、卫健、教育、人社等部门共享数据，对初选的即时帮扶户名单进行审核，对突发重大疾病、失学辍学、重大自然灾害的返贫、致贫风险人群，提前向行业管理部门通报、预警。

政策出台不久，刘加春一家的遭遇就引起了村里的关注。今年3月，村委会召开村民大会，村民们一致同意把刘加春一家纳入“即时帮”。镇里扶贫干部上门核实情况后，很快就为刘加春办理了扶贫特惠保险，医疗费用报销额度能达到90%以上，而且是一站式结算，不需要前期垫付费用。原本13000多元的化疗费用现在只需要自己支付1000多元。

纳入帮扶后，刘加春已经做了四次化疗。“现在能做得起了，做了之后恢复得好一些。”刘加春说。

为了能让无法外出打工的孔庆莲有所收入，村里还给她提供了一份互助养老公益性岗位的工作。“工作很轻松，就是给村养老院的老人们做做饭，每天大概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吧，每个月能挣七百块钱，主要是方便我照顾他。”提到工作，孔庆莲乐观很多。

石场乡扶贫干部范培勤一项一项介绍起刘加春一家纳入“即时帮”后的收入：低保收入1565元、扶贫项目收益4000元、孝德基金1620元、孔庆莲在养老公益性岗位工作三个月所获得的2100元收入，再加上土地流转收入1100元，刘加春家人均纯收入能达到5192.5元，已经达到省稳定脱贫的标准。

“有了这些钱，起码他们一家的生活能兜住了，不至于落在地上。”范培勤说。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周仁文身上。出院以后，村里开大会商议把他们一家纳入“即时帮”，村民们都一致同意。乡里来审核，也很快通过了。今年周仁文又住了一次院，医疗费用为6765元，他自己只承担了620元。

赵振堂是去年9月纳入的“即时帮”。通过特惠医疗保险，对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之外的2000元透析费用再度报销，至此，赵振堂的透析完全免费了。

记者在于里村村委会看到了赵振堂的精准扶贫档案，里面记载了他家目前的收入情况：工资性收入约12000元；低保金11337.5元；计划生育补贴120元；扶贫基金1500元。年人均纯收入8319元。

“透析免费可是解了我的大难，那时候真是没钱了，这是救命的政策。”赵振堂感叹说。

赵振堂在农村属于无房户。生病以前，一直想在城里买房。生病以后就没钱买房了，只能住在岳父家的老房子里。

“当时房屋破烂不堪，连墙壁都没有粉刷，要是能翻修一下房子就好了。”赵振堂说。

纳入“即时帮”以后，赵振堂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通过危房改造政策，老房子焕然一新，墙体粉刷得雪白，还改建了水冲式厕所。一家人住在干净、安全的新房子里，他很满意。

石场乡是省定贫困乡镇，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203户，全县56户即时帮扶户中有23户都在这个乡镇。“今年1月的时候即时帮扶户只有11户，现在就有23户了”。石场乡一位扶贫干部说。张皓介绍说：“这23户边缘易致贫户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患大病而被纳入的，其中患脑瘤1户，肾切除1户，患尿毒症1户，发生意外眼球摘除有1户，患癌的有12户，残疾1户。”

精准：边缘户提出的政策难题

边缘户是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群体，一般指年人均纯收入在脱贫线上下浮动、处于相对贫困状况的农户。边缘户主要由两种人群构成：一是本来并不贫困但因突发情况导致家庭经济困难，面临致贫风险的农户。二是在进行贫困户识别时，家庭人均纯收入略高于当地年度贫困线标准，未被纳入贫困户的农户。

虽然二者都处在贫困边缘，但其实前者是致贫风险户，侧重的是贫困的动态发生。后者是相对贫困户，侧重的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较。

五莲县的“即时帮”政策将帮扶对象分为临时困难户、脱贫监测户、即时帮扶户三类：

临时困难户是指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临时出现困难，通过实施一定的临时帮扶措施可以解决的一般农户。目前有23户49人。

脱贫监测户是指因大病、大灾、突发意外等存在返贫风险和收入处于贫困线临界值的建档立卡户。目前有199户353人。

即时帮扶户（当地又称“边缘易致贫户”）是指遭遇大病、大灾、突发意外等重大困难，通过临时帮扶救助措施仍然不能解决的一般农户。目前有即时帮扶户56户143人，刘加春和赵振堂就在其中。

从这三种分类及其定义可以看出，五莲县“即时帮”政策的帮扶对象是动态的致贫风险户而并非收入概念上的相对贫困户，这种选择有其原因。

当地有扶贫干部表示，相对贫困是个动态的概念，如何认定更为精准却是个难题。据他介绍，2020年纳入贫困户的国家标准是3218元，省定标准是3888元。我省稳定脱贫标准是4500元。如果单纯按照收入概念确定标准，边缘户的收入线也不断提高，比如，当贫困收入线是4500元时，处在4500元-5500元区间的就是边缘户；对这一部分人群进行帮扶的话，5500元-6500元区间又成了边缘户。如果没有合理尺度，在实际工作中很容易不断滋生矛盾。这是个难题。

这个问题我省一些地区已经在探索解决之策。五莲县政策的出发点是依据国家、省里划定的贫困线，对收入可能降到线下的“预贫而未贫”人群予以精准帮扶。

五莲县扶贫办公室主任丁伟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巩固攻坚成果，预防致贫返贫将成为关键。必须施行更精准的扶贫，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帮助应该帮助的人，体现在时效上就是及时发现、及时帮助。

另外，“即时帮”也是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需要。根据当地扶贫部门提供的材料，五莲县现有享受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887户19484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60.8%，患有长期慢性病、大病和残疾的占65.8%。这部分群众即便脱贫，将来也可能返贫。

丁伟说：“‘即时帮’政策最大的优势是时效快，投入小。随时发现，随时帮助，从发现到纳入帮扶一周内就可以实现，最快的一个上午就可以解决。特别是因为发现得及时，也可以避免小病拖成大病、慢病拖成重病后更大的扶贫支出。”

希望：赵振堂再次创业

有了“即时帮”兜底，这些农家的生活得以改观：

刘加春、周仁文两个家庭都有人来帮扶，还有了政策性的收入，日子好过了很多。

原本抑郁消极的赵振堂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他自己找了一份在家就可以干的工作——给汽车厂制作插座供电线。制作方法不难，就是把两根电线用一段弹簧状塑料管紧紧缠在一起并成一条，再在首尾安装配件。记者试了试，做好一根得四五分钟，而他30秒左右就能做好一根。

“这样一根能挣1毛钱，我一天做五六百个，能挣五六十块钱。”说着，赵振堂又把记者引进了正房隔壁的老屋。

老屋里放着两三台用于缠线的机械，看上去像是自己组装的，角落里放着几大麻袋线材，线材又粗又长。赵振堂介绍说：“这些是我从工厂包活拉回来的料，大的线材我做不了，是我媳妇做，也会分给村里其他的家庭妇女做，大家一起挣点钱。”

墙上贴着好几张纸，是手写的绩效统计，记录着来这里工作的人的姓名和工作量、工资。

“挣得不多，邻居们也是没事的时候才来，平时能有四五个人。”赵振堂说。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记者问。

“没生病的时候给自己定了好几个‘十年计划’，结婚，买房，买车，每十年要完成一件事。现在，政府给了这么多帮扶，医药费都报销了，我很知足，也特别感谢，没什么别的需求了。就是希望多挣点钱，把孩子拉扯大，希望他能健康成长。”赵振堂说。

莫让贫困损了心志

□ 本报记者 李轶群

有扶贫干部告诉记者，从贫困的动态发生入手，建立精准及时的“即时帮”政策，是一种有效的做法：在制度上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在时效上及时发现、及时帮助。记者看到，通过这一政策，很多因病、因意外致贫的贫困户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帮扶，避免了“掉在地上”的命运。

其实，全省很多地区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即时帮扶活动并取得了成效，五莲县是其中一个。多日蹲点调查，当地扶贫工作的认真和细致让记者印象深刻：从县、乡镇到村里，记者接触到的所有扶贫干部，对辖区内的贫困户都特别熟悉。从分管区域的贫困户总量、增长量、不同群体的数量，到具体每一户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干部们对这些数据、事实都能做到“张口就来”。记者跟随县里和乡镇扶贫干部们进入贫困户家中，看到双方交流起来一点儿也没有生疏和滞涩的感觉，关系非常融洽。

每位贫困户家中都有精准扶贫的档案，厚厚的一大本，档案资料非常翔实：历年收入统计、致贫原因、享受政策情况、相关会议记录、医保报销单据……可以说，每一本档案就是一位贫困户的帮扶史。

谈到扶贫，很多人会说“扶贫先扶志”。记者采访发现，还有个情况值得关注：不要让贫困损伤了贫困户的心志。

即时帮扶对象都经历过经济上的困窘，原因各有不同，心理也有百态。当地扶贫干部介绍，有的帮扶对象不愿意接触外界，也不愿意被特别关注。

但与通常所说的贫困户相比，他们又有明显的不同：在因病、因意外致贫之前，他们即使不宽裕，也有能力、有心气儿努力奋斗，为家人、子女创造更好的生活和未来，有的还是别人眼里的成功者。一场灾难，让他们突然成了被帮扶的人，心理上落差很大。仅以因尿毒症致贫的人们而言，有的直到花光家底才愿意申报；有的因为不想见人，宁愿选择风险更大的“腹透”，也不愿去医院免费“血透”……

他们又是坚强的，闲不住，不肯闲：有一点儿空地，也想种点什么；有一点儿能力，也想做点儿事，甚至还带动别人一起做。即使未必有多少成效，但他们的努力证明他们的价值，重建他们的尊严。

如何既扶助他们，又保护他们的心志，是脱贫攻坚实践中该重视的课题。

责任编辑：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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