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理上网来|都在说文化差异,我却看到了“它”的生长

大众日报记者 马清伟 李檬

2020-05-30 06:07:28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新冠病毒肆虐,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损失和影响。但共同的抗疫目标和行动,却是在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疫情防控过程,凸显和放大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差异。

但防控期间充分的文化交流,也在凝聚共识、释放善意、彰显真诚、抚慰心灵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

危难时期的文化整合作用,在未来更长时间、更广领域的全球合作中,对于人类共同应对各种风险、危机和灾难,将始终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出“理解”

疫情防控中,不同文化的理解和交融,在于充分的实践和切实的利益。

民众在疫情期间戴口罩,是东方易于接受的一种文化习惯,能起到显著的防护作用。面对病毒流行,戴口罩就是某种程度的隔离和防范,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

这一行为的背后,蕴含着集体主义和大局意识的东方文化理念。

戴口罩对个人似乎束缚一些,但正是这种珍视集体和大众的文化现象,培养出人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内敛的民众性格,也养成了靠群体力量克服困难的文化习惯。

这也正是疫情期间我国群防群控的文化背景。

在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绝大数民众高度自觉,服从大局,积极配合,产生了良好的隔离效果,阻断了病毒的传播。

而在欧美疫情暴发时,一些国家政府原先不主张戴口罩,公众对戴口罩也有极大分歧,甚至抵触,反映了文化上的一些差异。

但当疫情日益严重时,在不用提醒的情况下,戴口罩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是因为,经过不同国家的防控实践,证明戴口罩确实是管用的,这才逐渐获得人们的真诚接受。

可见,在健康和生命面前,最有效的方法会自然消除文化理念上的差异,而在接受这个小小方法的同时,也更多理解和接受了东方文化。

与戴口罩、群防群控类似,中医药在我国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医药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3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比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特别是中西医结合在我国疫情防控中取得良好效果。

这一成功实践,也使世界上的患者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医药防治。现在中医药已传遍183个国家和地区。

客观上看,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进而有效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

我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是这样,其他文化在世界上的相互影响亦是如此,都在力促社会文化的交融整合。

集体免疫的破产

全球抗疫,让我们从危机治理的角度,重新审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内涵。

有人曾将疫情初期的封城和隔离,说成限制自由,不讲人权,没有民主。但当疫情蔓延到西方并日益严重时,不少地方也采取了封城或隔离的行为。

实践表明,封城等措施让中国公众感染数减少96%,并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其他国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

当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才体会到其真正意义。

因此,无论集体免疫多么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或者一些人所谓的,老人就应该秉承“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出有限的医疗资源,在没有付出最大努力之前,这些方法都是严重违背人性、人权和平等的。

我们应竭尽全力,以尽少地感染、尽少地遭受痛苦、尽少地失去生命。不管是年老者还是青壮年,不管是富贵者还是贫贱者。

唯有如此,才能折射出人权和平等的光辉。

把挽救生命放在第一位,从最起码的人权和平等做起,普遍地保障生命和健康这些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进而追求更广泛和更深刻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是危机面前全人类应该秉承的价值理念。

疫情防控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当所有人都能享受人权、自由、平等,它才更有意义;当人权、自由、平等首先包含了生存权和发展权,它才更显真理的力量。

紧密或松散

疫情在中国短期内得以控制,使中国的制度优势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

福山在《观点周刊》发文认为,“中国模式应对疫情很成功,但难以被复制。”

不少人认为中国体制是紧密型。如果借用紧密型和松散型对国家体制的分类表达,那么中国的紧密型主要体现在执行上,一旦作出决策就坚决予以执行。

这次抗疫中,我国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展现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和积极应对能力。同时,执行中不乏适当的松散方式,对决策的执行并非上下同构,而是结合各地实际创造性地执行,其中不少是基层创造和群众创造。

因此,我国的决策体制是“松散加紧密”,也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这种方式,实践证明最有效。

在紧密型社会中,新加坡等国也展示出对疫情的有效治理。

也有专家认为,在松散型国家,有些表现的也很好,如韩国、德国和北欧国家。有些则表现得不太好,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

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Gelfand教授,在《波士顿环球报》发文认为,白宫在协调方面的缺陷,以及指责那些急于采取行动的人带有某种政治动机,都加剧了面临的风险。

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福山在讲到美国对防控疫情的责任时说,“真正考验这类领导人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他们并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机所必须的团结和集体信任。”

总体上,美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决策和执行,给人随意和专断较多的印象。

决策上,信息传达出现偏差,出尔反尔,决策迟疑,众议院听证会指责政府对疫情传播警惕性不足,两党争吵不断,制衡机制无效;白宫为了推脱责任,甩锅嫁祸、栽赃别国。

执行中,联邦与各州争执不休,白宫与卫生和疾控系统信息口径不一,数次扯皮,防控资源和医疗保障缺乏,对疫情在社区中的传播毫无作为。

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类国家体制,并非随机和偶然,有其历史缘由和必然性。

有专家认为,紧密型体制通常在历史上灾害频仍的国家形成,这些国家在漫长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认为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过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则仍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

国家体制差异,影响权力支配,进而影响重大事件治理的效果。

防控疫情还在进行中,体制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比较、协调和整合,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匹配、融合。

智能重塑未来

智能文化是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

它产生于数字、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码性系统基础之上,是有关人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习俗和个人行为能力等的人文现象。

抗疫中,人们广泛运用数字智能技术和相应的数字治理系统。

从医治患者到服务保障,从居家隔离到社区管控,从防控疫情到复工复产,从线上学习工作到线上购物支付,从畅通疫情信息到及时回应辟谣……都在逐步满足公众保持社交距离的生产生活需要,使公众均处于数字治理的覆盖范围,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在这种治理环境中有序运行。

智能文化突破了文字、区域和民族的局限,用简单、共同的数码符号,刷新着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因而成为共生的文化。

智能文化极易连接各种文化,有可能成为不同文化整合和发展的媒介

这种文化,最扎实的基础在于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网络更新换代等技术对社会的持续赋能,使能力、资源、关系的颗粒度越来越细,连接、匹配的精准度和敏捷性越来越强。

数字智能技术支持的崭新治理,适应高效的数字政府、虚拟的网络交易、全球的跨境联系,使许多工作和服务足不出户即可快速完成,通过复杂的内容简单化、繁琐的程序简约化,达到快速、简洁、保密、方便、高效的目的。

数字智能技术,伴随全球化孕育而生,也必将在推进全球化中成为重塑未来的重要力量。

总之,抗疫中的国际合作,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整合

除复杂的政治动机外,民族禀赋、历史长短、开放程度、科学精神等,都会影响人们的文化认同,例如对集体免疫的认知,就受文化差异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受母体文化影响,在认识事物和处理事情时,似乎有一种预先设定和价值偏好。走遍世界各地,尝遍各种味道,总感觉还是母亲的饭最好。

但抗疫实践中的文化交流也表明,我们应从不同的主观性文化呈现中,挖掘出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让人们在感受到其实用性时逐渐接受。

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条件的具备和满足:文化认同要有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在共同实践的比较中,结果证明是有用的文化,才会被认同和接受;文化的认同主体具有群体性,不同的文化只有被一定区域或范围的多数人认同,才能形成可接受的文化现象并与自己的文化相交融。

(作者:邵春保,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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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马清伟 李檬 报道)

责任编辑: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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