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科技创新被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并进行专章部署，这在我们党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是第一次。

同时，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收官之年，我国即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在此基础上向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进军。

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创新体系？又该如何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这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从“行列”迈向“前列”

新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到2035年，我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上述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一流的国家创新体系，赋能发展、引领跃升、繁荣科学、激活人才，为现代化建设全局提供根本支撑。

赋能发展，就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促进智力资本、技术资本、数据资本等新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形成发展新动能和新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智能化、生态化的技术体系正在取代工业时代机械化、自动化的技术体系，出现就业分布化、工具数字化、产品服务化、资源共享化的趋势。但以新兴技术为核心资产的新兴产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比还不高；即使是新兴产业，很多也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大量传统产业仍然依靠物质生产要素和投资拉动。

引领跃升，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场景，促进重大突破，带动中国经济体向中高端跃升，形成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新优势。

目前，我国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大国，经济和科技资源总量均居于世界前列，研发强度超过欧洲平均水平，建立了体系化的研发力量，具备了创新起飞的条件。但重大创新和原始创新不多，农业方面很多种子依赖国外，种植、加工技术相对落后，一些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工业方面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能源资源方面，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生命健康方面，生物医药、医疗设备等领域科技发展滞后。这些都限制了中国创新起飞的速度和高度。

繁荣科学，就是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优化科研环境，争取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多贡献。目前，虽然我国在公共科研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历史性成就，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频次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学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家、工程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现、发明还不多。这种状况限制了中国创新起飞的后劲。

激活人才，就是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目前，我国人口红利虽在慢慢消散，但科技人力资源红利期并未结束，仍将持续。我国现有科技人力资源过亿，研发人员600多万，数量居世界第一，而且科技人力资源和研发人员都是世界最年轻的。不过，与发达国家科技人力资源的创造力相比，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四轮驱动”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首先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成，主要是完善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安排。

传统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等五大体系，主要涉及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但不包括国家实验室，过去我国也没有国家实验室。

国家实验室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部队，没有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对于解决国家重大创新需求，对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对于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对于面向人民美好生活的环境、健康、社会领域的挑战性技术创新，都有很大制约。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首次提出：“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抓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随后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的要求，以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推进”的要求，是对国家创新体系构成和功能的重大完善。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不再是企业、高校、研究院所三轮驱动，而将是由国家实验室、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四轮驱动，政府与社会力量充分合作的创新生态网络。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实验室的定位，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定位不存在交叉重复，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主体的国家实验室，不是传统意义的学科性“国家重点实验室”，而是战略性国家实验室，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体。国家实验室的任务是突破、引领和共享，即攻坚克难，突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引领未来，掌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制高点；资源共享，为各类创新主体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水平、专业化的共享服务。

抓住“尖端人才”这个关键少数

建设一流的国家创新体系，不仅要在构成上加以完善，而且要进一步改革治理体制，建设生机勃勃的创新生态。重点是：坚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科研体系在创新发展中的先导作用，激发科技创新人才活力，加强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创新。

首先，坚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除基础研究外，政府和公共科研机构应围绕企业需求配置创新资源，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应调整现有行业和地方的科研机构，充实企业研发力量，支持依托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企业。

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投入与企业需求脱节。解决的办法是改革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基础的计划项目形成机制。除基础研究外，计划项目必须以企业需求为基础，企业出题，政府立项，共同投资，协同创新。而不是科研人员出题、牵头，政府立项，然后再找企业用户。

判断企业需求真伪的标准，主要看企业是否对项目出资。政府专业机构根据国家需求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研发项目，在此基础上公开向企业等创新主体招标，评标专家包括经济专家、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决标立项后，企业等创新主体组织产学研用协同的研发团队，企业出资、政府资助、社会融资。近年来，浙江省以企业需求为基础，探索重大科技项目形成机制，取得良好效果，其经验值得总结借鉴。

建设中小企业创新支持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创新券基金，地方设立创新转型服务专项；加强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实施创新减税、免税、退税，提供更灵活、更方便的创新融资条件。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同时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其次，发挥科研体系在创新发展中的先导作用。调动大学、科研院所等组织化的科研力量和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导入产业和区域发展，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中心。

要弘扬科学精神，培育良好科研生态，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严格试验，不断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创立新学说。同时要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改革科研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对于研究型大学和公益研究院所的科学研究，应取消市场化要求，根据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成效开展同行评议，根据教学、科研、服务的价值分类确定薪酬标准。对于非研究型大学和大量高职高专院校，应逐步改革为应用型大学，其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的经费，少部分来自财政拨款，绝大部分来自创新服务。对于技术创新机构和创新服务岗位的薪酬，应交由市场调节。

引导城市政府与当地高校、科研院所和国家实验室，以及产业界、社会资本、居民用户等，组建创新生态联盟。联盟理事会为共同决策机构，下设工作机构和工程中心。联盟成员以合作协议为基础，共同投资创新创业项目，共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再次，激发科技创新人才活力。面向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创新发展需求，培育面向未来的引领型科技人才，主要是战略科学家、领军工程师、一流创新团队和青年创新人才。

根据统计规律，基础研究成果的高发年龄段在35岁左右，工程技术成果的高发年龄段在45岁左右。尖端人才是关键少数，根据洛特卡定律，对全球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少数学术论文作者。未来15年，在高成长学科、高成长技术领域，应持续资助一批顶尖青年科学家、顶尖青年工程师，其中青年科学家的年龄应在35岁以下，主体应下沉到博士研究生；青年工程师的年龄应在45岁以下。除提供经费资助和硬件条件，更重要的是留住、用好尖端人才，这就要求破除一切阻碍人们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机制，建设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最后，加强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创新。政府与社会力量以协议的形式，建立法律上的合作关系，共同决策，共同投入稀有资源，包括资金、人员、设备和信息等。政社合作关系本质上是伙伴关系，即平等的协议关系，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重点是建立政府与社会混合投入机制。政府投入要与企业投入、金融机构投入、社会资本投入捆绑，所投资金按合同约定共同存入指定银行账户，分期拨款，专款专用，混合使用，并根据使用情况建立相应的征信记录。各合作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作者：郭铁成，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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