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的消息引起广泛讨论。

此前，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成为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并列的最高层级的国家战略。

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高原”而非“高峰”

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目前，全球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龄化程度正在加速推进，已成为人类遇到的最大挑战。

就我国的情况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未备先老”，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大、结构性问题突出等特点。

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约为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17%，2000年—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提高了5.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唯一超亿人的国家。

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城乡结构性特点突出、80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比较高且快速升高等特点。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出全球总体水平2.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约占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的23%，比我国总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高约4.7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在中长期仍会快速提高并长期处于高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高原”而非“高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显得尤为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思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出生率是个长期慢变量，惯性比较大，应尽快调整优化生育政策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应坚持系统观念，进行全局谋划，既要积极寻求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又要解决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在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方面，须从提高人口出生率上多做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0.48‰，再创新低。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警戒线，长期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同时值得关注的是，20岁—34岁育龄妇女人数及其生育率均呈下降趋势。

这意味着，在提高人口出生率上，首先要解决政策层面的约束。考虑到人口出生率及人口结构变化是个长期慢变量，惯性比较大，应尽快落实《建议》“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要求，不仅要放开三孩政策，还要及时推进生育决策权回归家庭。

其次是解决生育意愿的问题。

居民生育意愿发生变化，不愿意多生育甚至是选择不生育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成本较高。

需从托幼、教育、医疗、女性就业等方面统筹考虑，通过加大托幼服务供给，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方面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考虑从经济方面提供补贴等方式，合理分担家庭生育成本，提高居民生育意愿。

我们没有试错机会，应集中有限资源、突出重点，破解“未富先老”“未备先老”难题

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准备工作相对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也在客观上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形成约束，这决定了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没有试错的机会，需要利用有限资源优先解决关键问题，有正确的思路来引领。

具体而言，要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角度制定人口战略，围绕多层次养老保险搭建管长远的制度框架，制定见实效的重大政策，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让各项工作能够在制度框架下规范开展，有序有效推进。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量力而行，重点做好保基本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水平。

其次，要充分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潜在问题。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逐步减少，对潜在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然而，人口老龄化本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人口老龄化在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老年人口的消费属性更强，银发经济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在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可以有效推动服务业获得更大的发展，进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看，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积累的养老金，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这方面工作做好也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也需要发展好老年大学等，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举措，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好老年人口经验丰富的优势。

再次，要突出重点，强化财富积累。人口老龄化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出现，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问题也是个重大经济问题。

“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最大实际，夯实财富储备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基础。因此，需要通过稳定经济增长、优化经济机构、提高经济效益、完善收入分配、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用好人才红利等，增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基础。

政府公共财政应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研究优化税收优惠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居民丰富养老财富储备的积极性。同时，在养老金积累方面，可参考国外经验，研究扩大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投资范围，提高权益类资产等高收益资产的投资比例，发展好养老金融，推动养老财富更好保值增值。

最后，要创新发展，多方共同参与。如养老服务方面，既要瞄准养老产业发展的目标，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也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还要培育养老新业态，最终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再如养老保险方面，我国虽然已逐渐建立起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三支柱框架体系，但总体来看在养老保障方面，对第一支柱的依赖度较高，第二支柱、第三支柱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后续发展中应在继续完善第一支柱的同时，不断提高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保障能力，从而让三支柱共同发挥作用。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立足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新发展理念，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搭建并完善好制度框架，从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夯实社会财富储备、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打造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等多方面积极推进，通过各方共同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作者：娄飞鹏，系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高级经济师)

责任编辑： 马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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