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古代书生赶考之不易，其实主要困难还是在“起步”阶段。一旦考中秀才，有了“功名”，境遇会有或大或小的明显改善。若是一路凯歌，继续向上考中举人、进士，受到的各种礼遇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与考中秀才时的声势比起来堪称霄壤之别。

考中秀才，会带来哪些收益？有形的、无形的收益都有。拥有了秀才身份，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秀才可不全是戏曲、小说和某些笑话中描述的那种穷酸迂腐形象。

到明、清两朝，秀才的地位和影响实际上是呈分化趋势的。一方面，民间对读书人的敬畏仍然存在，对秀才仍然尊崇有加。这源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普遍对文化、有文化的人秉持尊重的态度。

明代就曾有文章生动记录下民间对秀才敬畏的一面。文章中说，在乡村，老百姓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也没什么顾忌，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同席聚饮，恣其谈笑”。一旦有秀才身份的人加入，气氛马上就会变得凝重起来，大家“敛容息口”，不敢再轻易说话，更不用说肆意谈笑了。秀才就成了中心和焦点，大家眼睛随着他转，伸着耳朵只听他讲。人们对秀才如此看重，难道是畏惧他有什么威力吗？倒也不是，主要还是觉得秀才是读书人，是知礼之人，自己也要表现的端庄一些，免得被耻笑为“村粗鄙俗”。

另一方面，在秀才受到敬畏的同时，民间也出现了很多调侃取笑秀才的文艺作品。因为秀才虽也是万里挑一，但毕竟尚属“功名”的初级阶段，如果不能更上一层楼，那他们身上的光环会慢慢消退，生活往往也会随之回到原点。正因此，才出现了许多调侃取笑秀才的“段子”，以至于直到今天，一提到秀才，我们脑海里往往出现的是一种迂腐刻板的穷酸书生形象。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宝良在论及秀才的变迁时，有这样一段论述，“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以后，科举社会已经形成，秀才随之成为科名最初的一级。秀才除了应有的社会地位之外，还可享受诸多实际的经济利益，不但享受廪粮、膏火，而且还被免除徭役，甚至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到府衙、县衙里去说人情、吃荤饭、谋取种种好处。在老百姓面前，秀才具有很高的体面，且颇有一些影响力。”

这样的故事，无论是在正史、野史中，还是在戏曲、小说里，都有很多记载和描述。有了秀才的身份，就如同拿到了一个阶层跃升的“牌照”。例如，从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匡超人等的故事里，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们考中秀才前后发生的变化。考中秀才前，他们穷困潦倒，到处被人调侃、取笑、轻视、羞辱。考中后，方始渐渐扬眉吐气。

范进中举的故事，因为被选进课本，大家非常熟悉。他获知自己考中举人，大喜过望，一口痰没上来，疯了。幸好，他老丈人胡屠户一个大嘴巴子把他打醒。中举之后的范进，一鼓作气，考中进士。然后，授职部属，考选御史。再过数年，被钦点山东学道。后来的这段“开挂”人生，完全可以用平步青云来形容。

考举人，须先有秀才身份。范进五十四岁时，在主考官周进的特殊关心和提携下，才考中秀才，终于“进学”。而周进之所以给予范进特殊关心和照顾，完全是出于一种同病相怜的同情心。因为周进自己也曾经长期落魄科场，受尽羞辱，六十多岁才迎来转机。

对于范进考中秀才前的窘迫处境，《儒林外史》中有直接描写，也有间接表现。如书中写道，范进去参加考试时，大冷天还穿着又单薄又破旧的衣服，冻得哆哆嗦嗦。考试结束后，范进送走主考官周进，“他家离城还有四十五里路，连夜回来。”范进其实并没多么急切的事要办，他之所以连夜赶那么远的路回家，说到底，还是因为没钱住店。

待考中秀才，范进的处境立马有所改善。书中借胡屠户之口，说出这种改变：身份不一样了。他特别教导范进：“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胡屠户听说范进考中秀才后，主动“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前来贺喜。这个细节很值得琢磨。胡屠户专门来贺喜，说明在他眼里，范进有了一点“读书人”的分量。但是，这时候，他还敢大大咧咧地教导范进，说明他并没怎么特别看重这个秀才身份。所以，胡屠户带的贺礼，也不过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而已。后来，等到范进考中举人之后，胡屠户哪还敢如此轻慢！

《儒林外史》读到这里时，有一个问题我非常感兴趣：范进穷成这个样子，为啥还能娶到媳妇？或者说，胡屠户为啥还愿意把女儿嫁给这个穷书生？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范进是个读书人。如前所述，读书人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即使暂时还没“功名”，也属优质“潜力股”。日后一旦科场发力，就会封官进爵，前途无量，周围的人也能跟着沾光。胡屠户显然就怀着这样的期待。后来，当范进中举以后，胡屠户喜滋滋地说：“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他还忍不住自夸：“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

另外，从胡屠户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他肯把女儿嫁给穷困潦倒的范进，理由也足够充分。首先，他从事的职业是屠户，在那个时代，屠户社会地位不高，即使他想同那些名门大族结亲，恐怕人家也看不上他；其次，是他女儿年龄大了，按他自己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女孩子到这个年龄还未出嫁，在那个时候，绝对算是“剩女”了；再次，胡屠户的女儿相貌可能也不是多么出众。佃户何美之的妻子，有几句话描述胡屠户女儿的相貌：“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而且极言其穿着打扮邋遢。这话虽然不尽可信，因为这是她看到屠户女儿突然变成了举人娘子，有羡慕嫉妒恨的成分在里面，有夸张和诋毁之处，但应该也有点儿事实依据。所以说，胡屠户的女儿最后能嫁个书生，面上完全说得过去，这门亲事也就成了。

总而言之，穷得家徒四壁的范进，先能成家，后又立业，终究还是沾了读书的光。

范进考中举人以后，自然更有排面了。有名有势的乡绅闻讯登门，与他到堂屋内平磕头，并且送上大封银子，赠送靠大街的三进三间房子一所。另有许多人来送东西，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投身为仆的。两三个月间，范进家不仅钱、米充盈，奴仆、丫环也都有了。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范进中举之后，牛刀小试，直接插手民间官司，写帖子给知县干涉判案。结果，知县非常给这位新科举人面子，就揣测着他的意思断了案。从这件事上足以看出举人的能量之大。举人的这种影响力，当然又是秀才望尘莫及的了。

《儒林外史》中还写了匡超人的故事。这个同样出身贫寒家族的年轻人，中了秀才后，地位的提升比范进更明显。书中描述，他在放榜之后，“又进城去谢知县。知县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礼，留着吃了酒饭，叫他拜做老师”。因为有了秀才的身份，他从一个曾经流浪街头的落魄书生，摇身一变成为能与知县“分庭抗礼”的青年才俊。对那些书生们来说，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功名”的诱惑又怎能不让人心荡神驰。

求取功名当然有其合理性。在科举制下，很多求取功名的读书人通过这个途径脱颖而出，并在经国治世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令人遗憾的是，也有一大批人成了牺牲品。造成这些悲剧的根源在于，一旦踏上科举路，就会不由自主地沉迷在科考带来的巨大诱惑里面，即使久困场屋，亦不愿轻易放手，最终在功名面前输得一无所有。这一点确实很像赌徒，一旦上桌开赌，即使一输再输，还是不想罢手，总幻想着下一次能彻底回本。数不清的读书人终生潦倒科场，却痴心不改。确实也有些像周进、范进一样，终能逆风翻盘。对于这些能翻盘的“幸运儿”来说，如果科场高中后能“毋忘在莒”，任职一方时能清廉有为，也算得上没有蹉跎光阴。（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

责任编辑： 杜文景    

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