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国家一级编剧罗周出现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微信公众号新创办的栏目《会员风采》中。近年来，罗周编剧的作品屡屡获得重大奖项。戏曲界和评论界认为，这些作品在传统底蕴与当代表达方面特色鲜明，其创作经验也能为当今编剧提供诸多有益启发和借鉴。

近十余年，罗周笔耕不辍，相继完成百余部剧本，其中八十余部被搬上舞台。截至目前，罗周的作品已三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六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并获国家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国家级奖项。

很多戏迷看过济南市京剧院创作排演的京剧大戏《大舜》。这个作品曾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后来获得山东文化艺术优秀剧目等奖项。戏剧评论家崔伟如此评价：“《大舜》是一出好戏，看似离现代很远，实际离今天很近。虽然它是非常传统的，但是它能够给传统剧种本身和艺术家们带来一种非常鲜明的现代活力。”

京剧《大舜》的编剧就是罗周。这个戏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刃有余。在舞台上，曾经躬耕于历山的大舜，形象被塑造得丰满而生动。演员在舞台上的二度创作，正是得益于剧本的扎实。崔伟表示，看完京剧《大舜》感到很欣喜，感到“此剧不仅在远古题材的创作上实现了突破，更为这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经验”。

罗周编剧作品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将传统文化阐释与当代艺术表达融为一体。在这些作品中，都比较鲜明地体现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自然包括为传统戏曲谋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例如，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排演的新编昆剧《蝴蝶梦》，即由罗周编剧。在《经典作品的当代接受——浅谈昆剧<蝴蝶梦>的整理改编》中，罗周对传承与创新作了详细阐述。

在传承方面，她说：“很久没有看轻松愉快的轻喜剧了。这一版《蝴蝶梦》就是。《蝴蝶梦》终于可以快快乐乐地全本演出了，尤其是，我对传统文本进行了最大可能的保留。曲唱部分，有近六成得之于原著。那些近乎湮灭的文辞，于今又可传唱，真叫人欢喜。”

至于创造和创新呢？她这样写道：“田氏的定位，在传统戏里，是个‘不贞之女’，剧目题旨，也多为宣扬贞烈节操，失之陈腐。改编本最需要‘创新创造’的部分，正是人物与题旨。我想，我要完全摒弃‘贞洁’主题，将‘庄周试妻’转为对‘试探情感（人心）’的调侃：人心本不可试、不必试，试探者最终试出的，恰恰是自己的局促、狭隘、不自信。换言之，看似‘庄周试妻’，实则‘妻试庄周’，不是庄周与我们看到了个‘真实’的田氏，而是我们与田氏，看见了个‘真实’的庄周。”

戏曲理论家季国平评价新编《蝴蝶梦》时，对这种改编表达了充分肯定：“她对作品情节的调整，以及在充分利用原剧的基础上对人物关系作了重要改动，最后落到了不要相互猜疑的主题上，这是这部剧的当代价值。”

文学性是戏曲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让戏迷大声喝彩的戏，往往不仅仅因为戏里有大角儿，曲好、词好当然也都必不可少。就词来说，做到“好”的标准，其实就是文学性要好。文学性的高下又该怎样衡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雅俗共赏。

雅俗共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难在哪？在于尺度不好把握，一不小心就太雅了或太俗了。太俗了，一开口就直奔“下三路”，自然不好；太雅了，让人听不懂，也不行。

太俗不好，大家都明白。太雅了怎么就不行？

太雅，演员唱起来格外费劲，观众听起来也特别不容易懂。

郭德纲在说相声时，曾形象地表达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要是戏太雅，雅到听众要拿着字典看，这样的戏还怎么能演下去？

一出戏，或者一个剧种，要是真雅到这种程度，就成了个别人的文字游戏了，不仅脱离了广大观众，也远离了广阔市场。离“戏”越来越远，离观众越来越远，这样的戏哪还会有生存发展的活力和空间？

要解决好雅俗共赏的问题，核心就要解决好戏曲的文学性问题。

去年，我曾在济南采访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戏剧理论研究专家傅谨教授。在谈到当前戏曲创作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时，他曾就戏曲创作的文学性专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他看来，一些戏曲作品的不足之处，恰恰就是文学性不足。有的作品因为存在这样的缺陷，甚至妨碍了主演的发挥。

那么，如何解决戏曲作品文学性的短板呢？傅谨认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是编剧。他表示，一位优秀的戏曲编剧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良好的古典文学或现当代文学修养，爱好写作也擅长写作，并且熟悉戏剧的表达方式。这三个条件，罗周恰恰都具备。罗周是复旦大学古典文学博士，又非常喜欢戏曲，熟悉戏曲。她担任编剧的多部作品获得广泛好评，能在编剧界迅速崭露头角也属顺理成章。

傅谨还特别介绍，前几年，济南京剧院创排京剧《大舜》时，曾邀请他为剧团做剧本盲审。他看过剧本后，心里非常佩服，“但是，我想不出这是哪位编剧的作品，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完全想不出有谁能写出这样的好本子，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是罗周。”

如果说对传统故事的当代表达、剧本的文学性尚属故事本身，那么如何讲故事则体现着编剧的功夫与技巧。在如何讲故事方面，罗周可圈可点。以罗周编剧的扬剧《郑板桥》为例。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艺术》编审赵建新认为，该剧作为一部传记体戏曲作品，在结构上的突破也非常值得赞赏。

赵建新表示，该剧写了主人公郑板桥从1735年到1759年间的人生历程。要把郑板桥的这段跨越中年到晚年的历史展现在戏曲舞台上，剧作家可能有多种写法，但无外乎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写郑板桥的为官生涯。他从一介布衣到十年县令再到去官归隐，人生的进退之道和命运的跌宕起伏，最终指向的是其不甘沉沦的精神坚守。二是也可以写郑板桥的为画生涯。写郑板桥不能不写其诗、书、画“三绝”，尤其是他的绘画。作为有清一代的大画家，他的人生是和绘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写郑板桥的“画”，目的并不是要单纯展现其画技之高超。画品即人品，写“画”自是为了写“人”，正是在幽兰、瘦竹和柱石中，郑板桥寄托了其人格理想。古代文人画艺绝佳者数不胜数，但像郑板桥以卖画为生且在《板桥润格》中明码标价者似乎并不多见。分明是俗不可耐之事，但出自板桥之口，却让人感到率真与可爱，以此入戏，自然也好看好玩。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写法，才子佳人的爱情线路自然也是屡试不爽的做戏妙招，郑板桥与妻徐氏、妾饶氏之间的悲欢离合未尝不能编出一出好戏。当然，如果剧作家的野心足够大，上述三种写法也可以兼顾，只是在主次轻重上要作取舍罢了。

赵建新说，从扬剧《郑板桥》看，罗周选择了最后一种，也是最难的一种。对于一部传记体作品来说，编剧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把艺术家的技艺融入核心故事？扬剧《郑板桥》最成功的就是首先解决了这一难题，创造性地把“三画”融入了其为官之道，把主人公震古烁今的绝世画技扎实地构建在了核心故事之中。剧作家在对郑板桥“变”与“不变”的诗意书写中完成了作品的题旨。同时，该剧结构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戏剧“一人一事”，也不同于传记体作品的“一人多事”，而是采取了融合式的策略，对人物的刻画更加丰满而立体。

戏曲振兴离不开好编剧。好编剧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炒出来的，而应该是好作品“垫”出来的。好编剧得有真本事。涌现出更多像罗周一样的优秀编剧，既善于编织故事，又擅长把故事讲得趣味横生，戏曲振兴也就有了更大底气。（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于国鹏报道）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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