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封神》上映一月有余，票房已超过22亿元。这么好的成绩出乎很多人预料。这也恰恰说明，大家从心底里对神话怀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喜欢。

《封神》受到传统文化和中式美学的哪些影响和启发？导演乌尔善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我觉得神话、史诗，它其实触及到一个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观的表达，还有整个民族智慧，所以我们在一个中国传统神话里面去寻找这种生命本质的意义，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故事，但它又是一个可以放在不同文化中都能共享的一种价值的探讨，或者是一种价值的选择。”

至于电影中视觉概念的创造，同样也离不开传统文化。而与现实生活相比，电影毕竟还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乌尔善说：“这个（指电影艺术）世界完全要是原创的，它不能直接来自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文物，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历史还原的电影，我们是一个神话想象的变异。”

从艺术精神上来说，这段关于电影对神话的“想象的变异”表达方式的阐述，与神话对现实世界的表达方式并无二致。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神话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说文艺创作从神话中汲取了哪些营养？

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神话产生的原因，来自于先民对周围世界诸多现象的不理解。他们就此展开想象、联想，幻想有神灵、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就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神话。神话逐渐丰富，并广泛传播，又影响到宗教、文学等多个领域。神话在发展过程中，有曲折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面，也有积极参与塑造社会现实的另一面。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小说起源时，曾对神话与传说的起源作过提纲挈领的论述。关于神话的起源，鲁迅认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与传说又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鲁迅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如今，我们往往笼统地称为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非常直接。鲁迅先生这样总结：“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他认为，多种文学艺术形式，甚至包括宗教，源头都是神话传说。

今天各地都有流传在当地的一些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有的载之于典籍，有的只是在民间口口相传，也有一些在漫长的历史中湮灭。就流传下来的这些而言，里面都有“人力所能以上”的神灵或者力量存在。这些神灵存在着一个逐渐人化的过程。而这些神话与传说，又或大或小影响到历史叙事。

这种例子很多。例如，《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神话与传说。其中，提到王母娘娘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从蠃母山）再往西三百五十里到达玉山。西王母就住在玉山上。西王母什么模样呢？只是“状如人”。可见，在早期的神话中，王母娘娘离“神性之人”尚远。而到后期各种传说中，王母娘娘不仅已经没有了异样的“神相”，各方面反而都与人间的“人王”形象非常相近了。

为什么要通过这些故事将神进行“人化”呢？主要还是为了增加人们对神的亲近感，也有利于强化人们对神的崇拜与信仰。

同时，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神的人化过程中，人的神化也在同步进行着。对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记叙中，一些特殊人物身上因种种原因被赋予了或浓或淡的“神的色彩”。

关于人的神化，涉及到普通人的不少，最典型的还是关于帝王的。有关帝王的记载，尤其是帝王出生前后的“异象”，且不说一些野史小说，即使是在正史典籍中，往往也有很多离奇描述，让人读了感觉非常玄乎。这种记载比比皆是。

例如，《隋书》中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传记中就包括了很多。其中描写杨坚在冯翊般若寺出生时，“紫气充庭”。外面来了一位尼姑，上前对杨坚的母亲说，这个孩子很不一般，不能把他放在俗间养着。于是，这个尼姑把杨坚安排到另一处馆舍中，亲自抚养。

有一次，杨坚的母亲去看孩子，正抱着孩子时，“忽见头上角出，徧体鳞起。”杨坚母亲大受惊吓，以至于把襁褓中的孩子失手扔到地上。此时，正巧尼姑从外边归来，见此情景，对杨坚母亲说，这可是惊吓着孩子了，而这一惊吓也导致他“晚得天下”。

在这段话中，那“头上角出，徧体鳞起”的描述，显然就是明言杨坚乃“真龙天子”。

类似这种描述，当然是为了凸显帝王的不同寻常，但显然也是把人神化了。

为什么又要把人进行“神化”呢？从历史上看，把人神化的目的多种多样，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增强人的威严，强调人的不可冒犯，强化对人的敬畏与崇拜。对帝王的神化就是如此。

把人神化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通过“善相者”实现的。

如汉高祖刘邦，懂相术者见之皆谓其面相与气质异于常人。吕公见过刘邦后，感觉他前程锦绣，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一位精于看相的老人，为刘邦相面后，说他将来“贵不可言”。后来，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吕公的女儿，也成了皇后。

其实，前述隋文帝杨坚，也有包括“善相者”在内的多人注意到他的相貌不凡。《隋书》中记载，杨坚年轻时，周太祖宇文泰见后赞叹：“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有一位善于看相的赵昭，偷偷对杨坚说：“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

看相甚至成为专门之学。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还设有《骨相》专章，谈的就是相术。

“善相者”是否真有这么高强的本领，能够一眼看透一个人未来的尊卑贵贱与祸福休咎？就上述几件事而言，恐怕是后人虚夸其事、人为造神的成分更多些。

与“一看面相便知未来”的玄虚相比较，在“人的神化”过程中，以表现人物智慧过人而提升其地位与影响的做法显然更靠谱些。例如，孔子被尊称为圣人，同样有一个逐渐圣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附会之说出现，但更多有关孔子的记载，主要是表现他卓然不群的见识与智慧，并以此逐渐塑造出他的神圣形象。

体现孔子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表现他强大而严密的观察与逻辑推理能力。这种能力使他能够举一反三，见人所未见。《孔子家语》中所记载孔子辨认萍实的故事，非常有代表性。楚王渡江，发现江中有个“大如斗，圆而赤”的怪物，径直撞上舟来。楚王自己不认识，问遍群臣，也没人知道。于是，专门派使者到鲁国请教孔子。孔子告诉使者，这怪物其实是萍草的果实，可剖而食之，而且（萍实）“吉祥也，唯霸者为能获焉。”使者回去后，将孔子的这番话转告楚王。楚王非常高兴，就将萍草的果实剖开吃了，味道果然非常鲜美。

但是，他们依然都很疑惑，孔子怎么知道这是萍实的呢？他是未卜先知的神吗？或者他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神力？最终，孔子解开谜团。原来，孔子曾经到郑国去，路过陈国，听到当地小孩子唱童谣：“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所以，孔子由此推断，这是楚王应验了而已，才敢大胆推荐楚王“剖而食之”。

由此可知，孔子的圣明并不神秘。孔子的见识总是高人一筹，并非因为他具有什么不可知的神力，他也并未依赖什么不可知的神力，而是因为他能够通过细致观察与严密推理而见人所未见，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得出可靠的结论。这种对人的神化，可靠得多，也可信得多。

我们看到，神话传说一直都是文艺创作喜欢选择的题材，也是大家非常喜欢欣赏的类型。电影《封神》可算一个新的例证。

我们还可以看到很特别的一点，在这类文艺作品中，无论是对这些人或神的形象刻画与塑造，还是主旨与思想的确立与表达，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判断。这无疑也得益于传统神话传说的熏陶和滋养。（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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