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贾平凹女儿贾浅浅的诗，突然间意外“走红”，搅乱了诗坛一潭春水。对她的诗，评论两极分化，称赞的以为质朴天真，有一颗童心；反对的谓之“屎尿体”，根本不是诗。

贾浅浅的诗到底好不好？

“诗无达诂”，意思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大致相同，对同一个作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只要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行。

虽然诗无达诂，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的评判没有基本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对作品的解读和阐释就可以任性而为，没边没沿天马行空，毕竟还有作者、作品的文本摆在这里。那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作品，或触摸到作者创作的初衷所在？

在这方面，古人早就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比如说，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就非常有代表性，这些观点作为文学批评和鉴赏的方法，至今仍然被强调和沿用。

关于“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篇中这样表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说，阅读一首诗的时候，需要阅读者“将心比心”，充分调动自己的情感和观点去揣摩去理解去感悟，才能捕捉到作者的真实情感和真实想法，从而准确理解其主题。

孟子同时还提出，要“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篇中，记载孟子回答万章的提问时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结合上下文，意思是说，想真正了解一个人的作品，只读其诗书还是不够的，一定要认真研究一下该人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综合考虑才可以。

仅从字面上看，“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似乎还有点儿冲突，其实，从文学批评和鉴赏的角度来说，实质上并不矛盾。毕竟，一味“将心比心”也有不足之处，如果任自己心灵放飞而无所节制，很容易走入过度臆想或者穿凿附会的歧路，以至于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单方面强调时代背景之类元素，又容易导致对作品和作者的理解陷入机械化、模式化，过于肤浅疏阔而难以触摸到诗人真正用心之处。正所谓“二者势若相反而实则相成”，恰恰需要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平衡好作者、作品、阅读者之间的关系。

这方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来山东省尼山书院“孟子公开课”举办学术讲座时，曾进行过生动阐释。龚鹏程说，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中国最早具体阐述读书方法的论述，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知人论世”为例，龚鹏程说，“如果我们要评价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的作品，就要把这个人跟其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比如说，要分析杜甫的诗，一定要去了解他每首诗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中写作的，这样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发言。同时，也不要作苛刻的批评。因为一个人的学术思想是会随时间改变的，在不同的阶段碰到一些特殊事情，其思想也会产生变化；另外，一个人处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做事往往会有很多不得已之处，那么，我们在评论这个人、这件事或者这个作品的时候，需要全面细致地考虑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龚鹏程介绍，现在很多学者读书、做学问时，往往会先去编著研究对象的年谱，并以之作为一项基础工作和研究方法。“很多研究杜甫和杜甫诗歌的学者，就是首先着手给杜甫编年谱。年谱编好了，对杜甫的生活经历、创作情况已经了然于胸，这样再进行学术研究，不仅事半功倍，得出的结论也更准确，有理有据。其实，研究所有的诗人、作家，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这就叫作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读书和作研究。”

由此可见，“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文学批评与鉴赏方法，就是因为可以实现文学创作的“溯源”，通过与文学创作“逆行”的方式，一步步倒推，努力退回到创作原点，探寻到作者的“志”之所在。

大家都知道，中国诗歌有个传统叫“诗言志”，通过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志意、情感。有的诗写得浅易，其“志”不用费劲去“逆”就能心下了然。如白居易的诗就是如此。白居易去世以后，唐宣宗还曾专门作诗一首悼念，其中一联“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足可见白诗的通俗易懂和流传之广。但是，也有的诗虽然很美，但到底表达什么内容，却如云山雾罩，令人看上几遍想上几通，还是难得要领。李商隐的诗就是如此。更有十几首直接以《无题》来命名，透着一股“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去吧”的劲儿，评论家们只好以“深情绵渺”来概括其“志”了。

好玩的是，正因为诗可以言“志”，阅读者又可“以意逆志”，诗有时候就被当作特殊的社交工具来使用了。比如唐代时，科考流行“行卷”之风。通俗地说，行卷就是那些将要参加进士考试的举子们，在科考之前，挑选几篇自己最好的作品，精心写成卷轴后，通过各种机会，呈送给那些有名望的政治家或者文坛领袖，以期获得这些有影响的人物的欣赏，并能向主考官推荐，增加金榜题名的机会。这时候，诗就成为获取功名的“敲门砖”了。最著名的当属朱庆馀“行卷”水部员外郎张藉。朱庆馀一首《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以新媳妇将见公婆的忐忑不安为喻，把自己应考的复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最重要的还在于，此诗以构思之奇巧，也把作者的才情展示得淋漓尽致。张藉读到此诗，果然大加赞赏，还特别答诗一首，当然这首答诗也是非常精彩。结局皆大欢喜，朱庆馀高中进士。这也成为诗坛的一段佳话。

事情常有两面性。如果“言志”与“逆志”有一方面跑偏了，阴差阳错地出现误会，结局可能就相当尴尬了。这方面也有不少例子，例如孟浩然。孟浩然诗写得很牛，著名的山水田园派代表之一，虽然诗才上佳，然而科场不利。四十岁考进士又落第，心情郁闷之下，写了一首《岁暮归南山》。从艺术角度评价，这首诗还真不错。但就是这首诗，改变了孟浩然的人生轨迹。《新唐书·孟浩然传》记载，王维曾私下邀请孟浩然一聚，想不到玄宗皇帝突然驾到，慌乱之下，孟浩然躲到床底下。王维不敢隐瞒，只好据实以告。好在玄宗听闻过孟浩然的诗名，召其见面，还询问他写诗的情况。孟浩然于是就背诵了这首《岁暮归南山》。前面说过，这首诗写得不错，但其中有一联“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惹出事来了，前一句的意思是，可叹我没有什么才华，因此虽有明主，也未能获得赏识，被弃而不用。这句乍看上去是谦虚，说自己没才华，实际上显然是在发牢骚。玄宗皇帝听了不高兴了，“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明明是你自己不求做官的，我也并没有弃你不用，为什么还说弃用来诬陷我？后果可想而知。孟浩然一生布衣。这也称得上一个传奇了。

有道是，好诗不厌千回读，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试试，诗到底好不好，大致会有答案。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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