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北宋与消费：奢侈的沉醉与繁华盛世的突然“死亡”
　　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当时，哲宗年龄不满十岁，朝政由祖母高氏控制。1086年，北宋改元为元祐。高太后掌权后，重用保守派司马光为宰相，由他主持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司马光起用保守派，罢黜变法派，采取非常简单卤莽的措施，将免役、保甲、方田均税等新法大多废除。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此后，保守派内部也出现为争夺政治地位的争论，逐渐分化为朔、蜀、洛三派，史称“元祐党争”。政治上的反复、残酷的党争使许多政策无法发挥积极作用，部分地区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对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元祐时期还有一重大事件是北宋将米脂等四寨归还给西夏，以争取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这次北宋主动表现出来的和解姿态，虽然可能令皇帝的内心因志不得伸而感到不快，但是却在客观上为北宋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局面。此后，西夏虽然还骚扰宋的边境，但北宋王朝基本上有效地防御了西夏的进攻。从军事局面上看，哲宗时期的边患并没有严重到影响当时宋朝的社会生产。
　　哲宗亲政后，把年号改为绍圣(1094)，其意图非常明显，显然是为了表明自己要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哲宗起用章惇、曾布等支持变法的人。于是，新党逐渐把持朝政，重新推行青苗法、免役法等主要新法举措。
　　但是，变法派人物重新掌权后，对元祐年间当政的保守派进行了打击报复。而且，他们再次推行的“新法”已经与“熙宁之法”有了质的差别。王安石“熙宁之法”的主要改革目标是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强国强兵，而此时推行的所谓的“新法”，其目标已经偏离了原来改革的初衷。北宋后期新党所推行的“新法”，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疯狂敛财的借口。王安石欲图创建理想国家之苦心，逐渐被北宋后期的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如蔡京)、阴谋家、争权夺利的政客所利用，他的新法，也逐渐被废弃或被扭曲。
　　宋徽宗统治时期，北宋政府的政治已经走向腐败。在他在位的二十五年中(1101—1125)，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杨戬等奸臣和宦官，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宋徽宗和他的宠臣一起，打着“丰亨豫大”的旗号，大肆兴建园苑，收集奇花异石，不惜劳民伤财，挥霍享受。宋徽宗的统治，由于奢侈浪费太大，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蔡京等人更以变法为借口，大肆剥削百姓，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到宋徽宗统治末年，爆发了北方的宋江起义和南方的方腊起义。
　　宋朝廷的腐败政治直接导致奢侈浪费的消费现象。民间消费也以奢侈与浮华为荣。北宋后期，主要城市中普遍呈现出太平繁华的景象。长期的崇文抑武以及太平盛世之风的吹拂，不仅使北宋王朝的武备疲弱，而且无疑使国民变得温和柔顺。繁华的城市、旺盛的消费以及崇奢的风尚的确对社会生产产生了一种刺激，亦可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吸纳一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然而在政治腐败、财富高度集中的大环境中，其在另一侧面所导致的结果则令人思之心寒。虽然从社会生产的整体看，北宋中后期的社会生产依然处于上升状态，但是随着封建剥削与掠夺的加剧，在广大贫困地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急剧下降。实际上，至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已经成为一根一击即倒的朽木。
　　北宋后期，北宋王朝统治区内的人口继续增长，这要归功于此前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同时，不断增长的人口，作为农业社会时期最为重要的社会生产力，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绵延不绝的动力。正如邓广铭、漆侠所指出：“到宋徽宗年间，户数超过2000万户，每户以5口计算已超过了l亿，远远超过汉唐，几乎为汉唐的两倍……宋代人口的增长与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邓广铭、漆侠所说的“每户以5口计算”中的“口”是现代的单位，即“人”，而并非宋人所说的“口”。(一般以为，宋代所说的“口”乃男丁数。)如果我们以每户7人计算，徽宗崇宁元年(1102)的人口大约已经超过了1.4亿了。这样庞大的人口数目，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既是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实际上，此后，到了南宋时期，人地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变得更加廉价，从而降低了社会平均消费水平。不过，北宋后期，宋王朝依然严重依赖于农业人口来生产出社会所需的最基本的消费品。尽管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是北宋王朝并没有萌生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烈动机。
　　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浦山先生说：“技术进步被定义为是建立了一个新规划生产函数，这一函数使得现有实际生产函数的适应过程变得必要。……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技术进步也可以被定义为是任何开展以前未被尝试的新生产方法的尝试活动。” 他经研究进一步指出：“无论是资本节约型还是资本使用型，都可能导致投资支出和总产出的增加，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总产出增加和劳动生产率增加之间的比较。依据总产出的百分比增长是大于、等于或是小于用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的产出劳动率的百分比增长，就业量也将增加、不变或减少。” 这就是说，技术进步也可能使就业量减少。对于人口不断增长的北宋后期社会而言，技术进步从社会就业量方面得不到足够的动力，反之，技术进步所要社会支付的代价可能是当时社会所无法承受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是无法使得现有实际生产函数适应新规划的生产函数的。因此，当时的社会中不可能出现追求技术进步的强烈动机就一点不难理解了。毫无疑问，农业依然是北宋后期的主要生产部门，其他生产部门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质的提高。
　　前文提到的张耒《北邻卖饼儿》一诗中写北邻卖饼儿“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在这首诗中，张耒对北邻卖饼儿的艰苦谋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也对其勤劳谋生的精神流露出赞扬之情。这首诗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记载了卖饼儿穿单衣于“霜如雪”的寒冷早晨早出卖饼的情景，我们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
　　物价的变化会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北宋后期的物价水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粮价到神宗年间有所下降，但此后到徽宗时期又再次回升，麦和米的指数分别增至1200和1500(北宋初指数为100);绢价变化趋势同粮价变化趋势有所类似，宋神宗年间绢价下落，到宋徽宗时期又飞涨起来，从1200—1300文增至2000文，比北宋初增加了1倍。 关于北宋后期的物价变化研究也显示，北宋后期社会平均消费水平一定受到物价比较大的影响。
　　当时虽然民间消费水平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比较低，但是在汴京城内，消费水平是比较高的。在当时的汴京，消费也有多个层次。一般性的市民，大概以早市、夜市或小酒店为日常消费地，因为平常这些地方的消费属于中等水平，不算太高。《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中写道：“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肉、干脯，玉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 再如，《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中写道：“其余小酒店，亦卖下酒，如煎鱼、鸭子、炒鸡兔、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类。每分不过十五钱。” 假设徽宗朝东京民间雇佣民夫的工钱保持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日二百钱水平，那么一个东京城内普通雇佣民夫在这些消费场所还是偶尔可以进行一定的消费的。
　　但是，如果北宋末年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要去汴京的高级酒楼消费，恐怕是承受不了的。《东京梦华录•会仙酒楼》有语云：“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菓菜楪五片，水菜椀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两个普通人，只要饭量稍好，在会仙酒楼像模像样吃上一顿，花费大约要一百两。这样的开销，对普通百姓来说已是非常惊人的了。或者，另一说是：两人在会仙楼中吃一顿饭所用餐具需用银(用银打制，近百两)。在汴京，不仅吃的贵，其他一些非生活必需品也非常贵。《东京梦华录•七夕》说到七夕节市场所卖的磨喝乐(当时的一种小塑土偶玩具)，“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 这种玩偶的目标消费者肯定不是一般百姓，而是富贵人家的子女。这样的消费，是当时普通百姓承受不起的。很显然，北宋末年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水平差距已经非常大了。
　　哲宗朝时期，虽然朝廷于“元祐更化”年间企图通过减少官吏奖赏来解决财政危机，但是到了绍圣、元符年间，北宋朝廷推行变了质的元丰旧制，政府消费根本无法削减下来。其中，用来支付俸禄的政府消费部分数目巨大，给当时的北宋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当时的朝臣李清臣对哲宗说：“今中外钱谷艰窘，户部给百官俸，常无数月之备。” 左司谏翟思则说：“元祐以理财为讳，利入名额类多废罢，督责之法不加于在职之臣，财利既多散失，且借贷百出，而熙、丰余积，用之几尽。方今内外财用，月计岁会，所入不足给所出。” 可见，当时北宋政府的储蓄已经非常少，而当期的收入则不能满足政府消费的需要，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困境。
　　造成北宋政府财政开支巨大的原因除了俸禄开支巨大，还有多种原因。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生活奢侈、朝廷赏赐无度等都是使政府消费剧增不减的重要原因。(按照上文提到的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说法，奢侈无度正是俸禄开支巨大的重要原因。)当时的淮南漕臣张根的一段话很能反映北宋朝廷消费无度的局面。他说：“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佐命如赵普，定策如韩琦，不闻峻宇雕墙，僭拟宫省，奈何剥民肤髓，为厮役之奉乎?其次如田产、房廊，虽不若赐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无几。又如金帛以供一时之好赐，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节。至如赐带，其直虽不过数百缗，然天下金宝糜费日久，夫岂易得?今乃赉及仆隶，使混淆公卿间，贵贱、贤不肖，莫之辨也。如以为左右趋走之人，不欲其墨绶，当别为制度，以示等威。” 张根的奏疏是送上去了，但是却没有被理睬。当时徽宗朝廷已经奢侈成风，张根的建议是不可能被重视的……

签审： shan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