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加红军时站的第一班岗就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口，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一生中最辉煌时光都是在伟人毛泽东身边度过。传奇的是，他还曾奉党中央之命亲身参与拘捕“四人帮”主犯江青，在波澜不兴中完成中国“十月革命”的特别行动。他曾长时间负责安排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保卫，并有机会近距离见证一代伟人的喜怒哀乐。在老人眼里，毛泽东是伟人，也是常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祗，是一个情感丰富、可亲可敬的长者。
　　汪东兴身边“少将警卫”张耀祠的知情披露
　　文/余玮
　　采访历史的知情者、亲历者张耀祠，能在历史的“旮旯”里发掘出诸多珍贵的“旧闻”，帮世人厘清了一些历史迷雾。晚年，这位将军级的老人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对毛泽东的那份感情与日俱增。在老人的寓所，随处可见主席塑像、画像及相关图书。
　　从参加红军时站的第一班岗就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口，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一生中最辉煌时光都是在伟人毛泽东身边度过。传奇的是，他还曾奉党中央之命亲身参与拘捕“四人帮”主犯江青，在波澜不兴中完成中国“十月革命”的特别行动。他曾长时间负责安排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保卫，并有机会近距离见证一代伟人的喜怒哀乐。在老人眼里，毛泽东是伟人，也是常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祗，是一个情感丰富、可亲可敬的长者。

　　( 照片说明:1966年7月1日，张耀祠和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
　　(一)第一班岗就在主席办公室门口
　　1933年7月，入伍才两个月的张耀祠调往江西瑞金县沙洲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担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政府机关的任务。
　　中央政府警卫连成立后第一天，班长安排张耀祠上岗。这是他当兵以来的第一班岗，他万万没想到这第一班哨就站在了毛泽东主席门口。张耀祠手持着枪，笔直地站在那里，当看到从房门里走出一位高个子的人时，他是既紧张又激动，这不正是传说中的毛委员吗?
　　“毛泽东那时候在党和军队内的职务已被剥夺，只担任着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虽是受中央保护的首脑人物，但却是挨整受排挤的模样。”张耀祠回忆道，“那时他细长的个子，面骨突出，身体很弱。当时中央领导每人每天有12两粮食，5分钱菜金，40岁的毛泽东显然是营养跟不上，面容显得很疲倦。散了一圈步，他又顺原路返回。好不容易等到下哨，我就兴奋地跑回宿舍，向全班战友炫耀：今天我见到毛主席啦!”那时候张耀祠不会知道，他的一生就要与这位领导人结缘了。
　　1929年，朱毛红军解放了张耀祠的家乡江西于都，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了，打土豪、分田地。张耀祠的童年十分悲惨，“3岁时父亲(张河梅)病逝，10岁时大哥也去世了，是母亲一手把我和二哥带大”。
　　1931年后，张耀祠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过儿童团长、少先队大队长、乡共青团支部书记。“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我们放哨、查路条，防止白军特务混进苏区侦察情报，配合游击队打击进攻苏区的白军和靖卫团的破坏。”
　　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创建、巩固和捍卫革命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组织动员苏区的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与敌人进行革命战争。“石灶乡由我带头，有40多人参加了红军少共国际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成立后，张耀祠成为红军站第一班哨卫士。1934年4月，中央决定从中央政府警卫连抽调一部分同志到红八军团，张耀祠被分配到军团保卫局侦查科任科员。
　　1934年10月16日，残阳如血，秋风瑟瑟。平缓朴实的于都河从这里已流过了千百年，如果不是因为长征，它不过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当时，于都河上架起了8座浮桥。在瑞金的中央党政机关人员以及从兴国、宁都、石城、长汀、宁化等战场上过来的红军将士陆续集结于此，拉开突围转移的帷幕。16日傍晚，中央红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分别从于都的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过桥。至今，老人还记忆犹新：“那天是九九重阳节，我们红八军团等部渡过于都河。灯火一片通明，人如潮涌，老百姓拿着鸡蛋、花生、布鞋送给红军，他们出动了上万劳力和800多条船为红军壮行。”
　　中央红军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屈指行程二万”。从此，于都河有了“长征第一渡”之美称。张耀祠回忆说：“那时，领导上不讲长征，而讲‘大反攻’。反攻到什么地方?没有人讲。我们大家只是跟上部队，天天爬山。白天敌机侦查轰炸，大部分是夜间行军。夜间走路，人很疲劳，特别是青年人熬不了夜，走着走着，只要大队人马稍站一下，站着就睡着了。我就有好几次一站定就睡着了。”他说，遇上爬大山时，在白天就准备了点火用的竹子，到了晚上打着火把爬山。
　　红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5支军团中遭遇最惨烈的一支。刚出发1个月，一场抢渡湘江的战役，将他们军团永远地留在染红的湘江水，这是从中央政府警卫连调到红八团保卫局侦察科的张耀祠永远都无法忘怀的痛。
　　蒋介石40万大军封锁湘江，敌机不停地撒下传单：“我们奉总司令令等你们好久了，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红八军团在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带领下，与红三、九军团在湘江两侧掩护着中央军委过江。但军委纵队抬着缝纫机、印刷机，行走缓慢，面对数十部于自己的强敌，掩护部队并肩在湘江东岸坚守了7昼夜，激战十分惨烈。10922人的红八军团打得只剩下1000余人，因形成不了建制，他们被分散到其他军团，张耀祠被分到国家保卫局侦查科。他回忆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湖南的湘江，部队损失极为惨重，红八军团几乎打光了。中央红军打到贵州省，占领黎平县，部队进行了整编，八军团残部被分散到其他军团，军团保卫局的人调了一部分到国家保卫局。”
　　中央红军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为布置中央首长进城的安全工作，张耀祠等人受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派遣先进入遵义城。“我们进了城，住在新城区，每天到老城区找街道居民、商店店员、小商贩和学生，对敌特及社会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了解，并对逃离的原敌特、军、警、宪作了详细调查。一边调查了解，一边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向老百姓宣传红军的任务和性质。”
　　1月9日，遵义城喜气洋洋，街道两边，摆着烟、茶、糕点、酒等。群众早早列队站在街道两边，远远地等候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从他们身边经过。张耀祠等国家保卫局侦察科、检查科的同志身着便服，夹在群众中，而国家保卫局特务队员则肩挎驳壳枪，排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前排和两侧，部队以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大街前进。张耀祠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走过来时，群众热烈鼓掌。一时间，锣鼓阵阵，鞭炮齐鸣，“欢迎中央红军到贵州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声不绝于耳。中央领导同志满面笑容，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整个遵义城沸腾起来了。
　　进入遵义新城，过了桥来到老城。毛泽东经过府衙门向广场走去。瞬时，青年学生和市民转头涌进了广场，到处都挤满了人。格外激动的毛泽东主席顺脚踏上一条长板凳，向欢呼的人群不断挥手，讲道：“中国工农红军来到贵州是要同你们一道，打倒统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军阀王家烈，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时，张耀祠站在毛泽东侧前一点的位置，跟群众搅和在一起，密切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严防意外。
　　毛泽东慷慨激昂、信心十足地演说，一改长征前的落寞。遵义老百姓从未见过毛泽东，不知道他是谁，有人说是毛泽东，站在张耀祠身边的几个年青小伙子说“不是，刚才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个高鼻子的才是毛主席”，一位小青年说是李德。张耀祠听了，只在心里暗暗发笑。
　　1月15日下午7时，中共中央在遵义柏公馆上的客厅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国家保卫局负责会场保卫。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当时，张耀祠执行了3天的会议安全保卫任务。
　　那位几乎葬送红军队伍的李德在遵义会议会场里，不坐主席台，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副处在被告席受审的沮丧。撤了军事顾问职务后，李德被交给张耀祠所在的班看护，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要求班长张耀祠保证3条：一不要他自杀了;二不要他逃跑了;三行军(特别是夜间)时和到达宿营地，都要跟得紧，看得严，不要发生问题。张耀祠当即代表全班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我们经过的雪山很多，较有名的是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一上—下70多华里，山上终年积雪，有四五尺厚。红军于6月7日到达夹金山下，寒气阵阵向人袭来，大家穿上所有的衣服开始向茫茫雪山迈进。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跟我们一样，忍受着难以想像的艰难，徒步爬上山。山上空气稀薄，严重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有的人从雪山上摔下去，过一会儿就被大雪埋没了。”
　　过了夹金山，就到了四川北部懋功县(今小金县)的毛儿盖。“部队在那里休息了十几天，准备干粮，寻找羊皮和羊毛，为过草地做准备。我们经过草地时，时而下雨，时而下冰雹，时而又是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张耀祠说，站在草地上，举目四望，茫茫一片荒凉，没有树木和房屋，没有人烟，没有一片干燥的土地，见不到一点人间的生机与活力，只有那些腐烂了的永远浸泡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终于越过了无底的沼泽，战胜了饥饿的威胁，走出了草地。”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入陕北苏区的大门——保安县吴起镇。张耀祠记得，这天天未亮，毛主席与红军陕甘支队一纵队出发，于下午4时进入吴起镇，并看到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之激动万分，欢呼跳跃。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的长征结束。当晚，毛泽东住在洛河东岸的新窑院里，周恩来住在吴起前街的宗湾子。
　　(二)贴身警卫随中央一次次“大搬家”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各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移至延安，张耀祠随同中央机关到了延安。“到1947年撤离，在陕北整整生活、工作、战斗了10年有余。”
　　这期间，历经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张耀祠的职务也不断变化着，历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等职。
　　1947年初，蒋介石亲自组织指挥调集24个旅等部25万大军分三路进攻陕甘宁边区，命令胡宗南率领14万大军气势汹汹直扑延安而来。正当边区军民准备为保卫延安与胡宗南决战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张耀祠记得，当时提出要放弃革命圣地延安时，中央警备团有不少战士在思想上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于是，毛泽东说明了撤离延安的战略意图与对敌斗争的策略，解释说：“……他胡宗南来延安，我们让给他，但他没有想到国民党蒋介石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我们撤离延安，意味着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战争的转折点。”
　　这年3月18日18时，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政治委员张廷桢、参谋长古远新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张耀祠带领两个连和一个骑兵中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撤离延安。这时，胡宗南以10倍于我军的14万大军进攻延安，并集中了他的2/3的空军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妄想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以致命的打击。在一片枪炮声中，中央警备团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撤离了延安。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各解放区的领导同志打电报，请党中央、毛主席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对此非常理解，但是他从全局考虑认为，自己不能离开陕北，坚持要留在陕北前线，说：“我留在陕北前线，才能拖住胡宗南，减少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有利于别的战场打胜仗。”
　　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说：“留给我们4个半连，其余的人立即过黄河。”朱德说：“这不行，太少了，武器装备不好，我们不放心。”刘少奇说：“再调一个团吧。”但是，毛泽东坚持己见：“只留4个半连，兵要到前线去消灭敌人。我们靠陕北人民，靠自己保卫自己。”
　　5月14日，安塞县真武洞镇上人山人海，陕甘宁边区军民在这里举行庆祝“三战三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个战役大捷)大会。祝捷大会后，胡宗南得知毛泽东还在陕北的消息，大吃一惊。蒋介石知道毛泽东还在陕北，气得大骂胡宗南“太无能了，竟连中共首脑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并下令胡宗南：“即使损失3个师，也要生擒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转移到靖边县王家湾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国民党军刚得到美国提供的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从测向仪获悉，王家湾一带有一个强大的电台群。胡宗南认定毛泽东就在这里，立即命令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快速偷袭王家湾，活捉毛泽东”。只有中央警备团4个半连的兵力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周围几十里远的地方没有我军其他兄弟部队，形势十分紧张，十分险恶。
　　6月8日，毛泽东一行离开王家湾，向西爬上山梁一直往西走，来到离王家湾只有40多里远的小河村，在这里休息了几个小时后来到天赐湾，把中央机关、部队分散隐蔽在山沟里，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据张耀祠回忆：“刘戡率领4个半旅偷袭王家湾，扑了一个空，于是命令部队顺着马蹄印向西北方向火速追击，要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严密搜索前进。赶到小河村，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又继续前进。当敌人的先头部队接近天赐湾时，我们与敌人仅相隔一座山梁，形势万分危急。毛主席在分析敌情时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恰好是胡宗南与马鸿逵管界的结合部，胡、马勾心斗角，正好我们钻空子，只要我们沉住气，敌人不一定会发现我们。’”张耀祠说，为了应付意外事变，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作了最坏准备，商定3人从3个方向突围，哪怕一个人突出去也是胜利。
　　不久，接到报告：“敌人距离只有四五百米远了。”毛泽东说：“只要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就是到了眼皮底下也不准开枪。”
　　此时，远在陇东地区的彭德怀司令员从敌台广播中听到胡宗南集中兵力偷袭“昆仑纵队”(为了保密，中央军委当时化名“昆仑纵队”)，立即派王震率1个旅，并命令三边和绥德地方部队及游击队全部火速出动支援，务必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他们接到命令后，连夜强行军赶到了天赐湾，从敌人的侧面和背后突然向敌发起猛烈冲击。刘戡被王震的骑兵部队吸引住了，下令部下追击骑兵部队。就这样刘戡的部队全部跟着退出了天赐湾。
　　从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各个战场捷报频传。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
　　8月26日，毛泽东一行来到陕北葭县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11月，来到米脂县杨家沟(两个地方同名)。
　　不久，迎来了毛泽东的54岁生日。各解放区向毛泽东纷纷发来电报，有的直接说要为主席祝寿;有的说要打几个漂亮仗，而且部署了战役的计划，请求中央批准……毛泽东一律都给予了拒绝。他说：“如果不是为我祝寿，我可以批准，为我个人，我不能批准。为我祝寿打漂亮仗，不为我祝寿就不能打漂亮仗吗?”
　　外地的请示未被批准还情有可原，可是，毛泽东身边的中央机关就只有几百个人，哪有不给主席过生日的道理?大家这样想着，同时也为庆祝1947年的伟大胜利，一致要求要为毛主席祝寿。于是，中央机关各大队负责人专门在汪东兴处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汪东兴知道毛主席拒绝了各地的要求，认为再搞祝寿，恐怕毛主席肯定还不会同意。大家一致表示：退一步讲，并不举行什么仪式，只要开个晚会，和毛主席见见面就行。张耀祠回忆说：“在大家的再三要求下，汪东兴去找周恩来副主席请示该如何办，周恩来说：我看主席不会同意的，大家一再要求，你就去和主席商量一下。趁汪东兴去请示毛主席的功夫，其余人便悄悄做起准备工作来。想着如果同意的话，就请一些负责同志陪毛主席吃顿饭，再请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派来的剧团演场戏。但是，机关的要求还是被毛主席一口拒绝了，说：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是让我脱离群众;才50多岁，如果不被胡宗南打死，还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毛主席的态度是那么坚决，大家实在不好违抗。”
　　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会议的第二天——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的54岁生日。各地前来开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军队高级干部对毛泽东说：“我们赶上吃你的寿面了。”毛泽东风趣地说：“寿面并不能使人长寿啊!吃不吃无所谓哟。”
　　张耀祠记得：这年生日这天，毛泽东比平时更加忙碌，他听取了大家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稿的讨论意见后，又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询问地方社情和群众情绪，一谈就是半天，直到卫士催得不行了才去吃饭。那天的饭，仍是“钱钱饭”(用压扁的黑豆与小米混煮的稀饭)和酸白菜……
　　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前往河北西柏坡与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共同完成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张耀祠说：”1948年3月23日这一天早晨，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了吴堡县的渡口，准备东渡黄河。为防敌机袭击，渡河时间改为下午。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平静，毕竟在陕北生活、工作、战斗了10多年时间，同陕北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要离开了，有些依依不舍。”
　　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达太行山下的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开会决定了很多大事。毛主席养成了一种习惯，饭前、饭后或工作累了，总要出去散散步。但到了城南庄后一直工作很紧张，连散步的时间也没有了”。
　　5月27日，毛泽东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当天晚上，主持了中央书记处会议。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要求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代表机关手中，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必要前提。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河北省西柏坡，“11辆吉普车、10辆大卡车组成车队，向北平开进。就要进北平了，大家很高兴。走在前面的是带路的吉普车，第二辆就是毛主席乘坐的中型吉普车。路上，毛主席兴致很高，对卫士们说：‘1947年3月18日，我们撤离延安。1948年3月22日，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向华北进军。今天是1949年3月23日，与1948年3月22日只差1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的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的3月份应该是解放全中国了。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进北平后，毛泽东于9月21日从香山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居住。他成了中南海的主人，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日夜操劳，费尽了心血。
　　全国解放后，张耀祠于1950年9月回老家江西于都探亲。“家乡人都以为我早就不在世了，我在老家待了一个星期。当时，才知道母亲早在1935年就因病离世了。”这次回家乡，村里人问这问那，张耀祠只说自己在部队工作，没有透露自己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身份。这是他时隔16年后首次省亲，在给父母扫墓时感触良多……
　　(三)见证世纪伟人少为人知的另一面
　　1953年5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警卫师副政委张耀祠接到政委张廷桢的通知：“汪东兴同志有事找你，你上午去中南海。”
　　到了中南海，公安部九局局长(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保卫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包括住中南海内的政治局委员、住在中南海内党、政、军领导机关及住玉泉山、新六所中央领导同志和机关的安全任务。现在调你来中央公安部九局任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一听，张耀祠表示：“这项任务很艰巨，责任重大，我恐怕完不成任务，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最好另选别的同志来吧。”汪东兴当即强调“上级已决定了，不能变了”，并说：你快点来组建中央警卫团吧。
　　5月上旬，中央警卫团以中央警卫师一团机关、部队为基础组建起来了。按编制序列，代号为8341部队，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警卫任务归中央公安部九局领导。“‘8341’只是我们这支部队的一个代号，名义上叫团，实际上的编制是师的编制，待遇也是按照师的级别给的。”
　　坊间曾有各种对“8341”来由的说法，张耀祠都否了：“有人说什么开国大典后，毛主席派人访老道，老道写了‘8341’这几个数字，毛主席就把它作为自己警卫部队的番号。有人说，这个代号前两个数字预示毛主席活到83岁，后两个数字预示他自遵义会议起在位41年。还有人说，毛主席在早年闹革命时，得到的第一支枪的编号是8341。这些都是谣传，不应与8341对号入座，那纯粹是一个巧合，我澄清一下。”
　　这年6月9日，张耀祠在中南海团部会议室召集排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中央警卫团的成立。根据上级决定，张耀祠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杨德中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张宏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兼团司令部参谋长，王化宇为中央警卫团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部主任。张耀祠在会上宣布了团的编制，传达了汪东兴对中央警卫团确保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任务的指示和要求。
　　据张耀祠介绍：成立之初，是近千人的建制。不到两年，担负的任务加大，人员有所增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钓鱼台国宾馆、毛家湾、北戴河和中央领导同志及外宾行车路线的安全，都由中央警卫团负责。随着警卫任务的增加，到1968年，这支部队便增加到了数千人。警卫工作在城市环境中，主要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同隐蔽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中央警卫团组建不久，张耀祠就组织对各级干部的轮训强调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残酷性和尖锐性，要求警卫部队不仅要具备英勇献身精神，还要学会同隐蔽敌人作斗争的本领，既要心细如丝，又要不畏强暴。
　　作为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大部分时间都在毛泽东主席身边。他说：“内卫是8341部队一中队，无论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还是外出到各省市巡视工作都紧跟不离。”
　　1955年初，毛泽东迫切需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要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战士轮流回乡探亲搞农村调查工作。这年5月14日下午，汪东兴和张耀祠陪同毛泽东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前院接见了警卫团一中队全体成员。期间，毛泽东扳着指头说：“今后你们就是三项工作，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文化;再加一个调查工作，以看家为名回去调查工作……你们回到家乡，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区乡干部，不要摆架子……你们要尽量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要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
　　张耀祠曾回忆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分期分批安排队员回各省探亲搞调查工作，将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综合起来，向毛主席汇报。”他对毛泽东重视基层调研的精神、拜群众为师的态度所感动至深。
　　新中国成立后，张耀祠被调进中南海，先后任公安部九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张耀祠说：“我的职责是保卫毛泽东，保卫中共中央，负责安排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他就住在毛泽东卧室咫尺之遥的更衣室，与毛泽东朝夕相处。
　　1953年12月底至1954年3月初，毛泽东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起草小组来到杭州。“毛主席住在刘庄，起草小组住在北山，我带领一支警卫部队分驻两地担任安全保卫工作。”
　　起草首部宪法，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工作量很大，非常紧张和劳累。在此期间，毛泽东风雨无阻地坚持爬山锻炼。张耀祠说，毛泽东工作之余的一大乐事便是爬山。据说，毛泽东几乎爬遍了杭州四周的几十座山。
　　当年，就是张耀祠随同毛泽东一起爬山，安排警卫保障他的安全。可是毛泽东外出爬山，全凭兴之所至，事先并没有计划——这给警卫工作带来困难，无法事先侦察道路、沿途警戒。“要爬哪座山，什么时候去，他首先就定好了，直到临走的时候才告诉你。他反感兴师动众，提前清场警卫。我们只好跟着他走，一说好了方向，我们马上就赶过去。就像打冲锋，部队肯定走在前面，在前面搜索。有的山还有树木，还有草，你得检查一下树林里、草地里有人没有。保障安全的各方面都要想到，他走的路线要检查，要去山顶，我们都跑到上面先去检查。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也很繁重，责任也很重大，丝毫不能马虎。”
　　毛泽东通常是下午4时左右外出爬山，大约到晚9时“打道回衙”。他爬山不紧不慢，走了一阵，坐下来略歇。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祠最初曾给毛泽东戴墨镜、戴大口罩，毛泽东很不高兴。
　　除了爬山之外，毛泽东喜爱游泳。张耀祠记得，毛泽东游过北戴河、长江、珠江、赣江、钱塘江等等。
　　在饮食上，毛泽东一天基本上吃两餐饭，个别时候也吃三餐。“毛主席平日粗菜淡饭，以大米为主，爱吃糙米饭，菜以青菜为主，爱吃的有辣椒、红烧肉和武昌鱼。他不喜欢喝牛奶，不喝酒，却爱喝茶，对龙井茶情有独钟。我每年都代他向杭州定购龙井茶叶。”在张耀祠印象中，毛泽东工作起来从不分钟点，经常连续几个昼夜不停，吃饭也没有钟点，只是感到饿了才想起吃饭。
　　随毛泽东到地方巡视，8341部队与地方警卫部队打篮球一直赢，毛泽东不高兴了，“到了地方，人家热情接待你，不要老想赢人家，要讲友谊、讲团结嘛”!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与毛泽东寸步不离，张耀祠不可避免地体味到毛泽东作为凡人的喜怒哀乐。
　　毛泽东年过80，仍像个不服输的青年，曾找张耀祠掰手腕，比手劲。“我看他是吃了安眠药，很兴奋。我摆出一副较量的架势，但没有用劲，有意让他赢，他一开始就使劲压住我的右手，我说：主席!你的手劲真大，我比不过你。他哈哈大笑，兴致很高。”这时候，张耀祠已经不把毛泽东当作领袖看了。在他眼中，毛泽东更像是一位慈父、一位有些天真任性的兄长，一位和善的垂暮老人。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国外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文学、外语等。毛泽东曾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没有书就没有我毛泽东。”每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张耀祠都要为毛泽东带上两三箱书。除此之外，他还根据毛泽东的需要在外地替他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张耀祠为毛泽东借书的记录。
　　张耀祠说：“在我跟随毛主席的岁月里，他的工作精神、学习劲头都使我非常感动。他在百忙之余还孜孜不倦地看大量材料，审批党政军报送的文件，读书看报。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更是见缝插针，博览群书，学以致用。”他说，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毛主席最喜欢阅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哲学、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学。“他读古书是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批判地继承其中大量积累的民族智慧和治国经验。许多书他都看了好几遍，作了不少标记和批注。《资治通鉴》他读了20多遍。”
　　书，几乎成了毛泽东的伙伴。他常常手不离书，躺在床上要看书，吃饭要看报，上厕所要看书。张耀祠说：“在毛主席的卧室里，床上1/3放的是书，2/3才是他睡觉的地方，床头上面还要放一些书。会客厅、厕所里，到处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厕所里放着由他自己选定的书籍和铅笔。他每天除了工作、睡觉外，其余时间抓紧看书学习。一年到头从不休息，甚至生了病还坚持看书学习，他认为看书就是休息。”书，可以说成了毛泽东生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曾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说“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面反映社会情况，里面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对社会了解得多一些，也会增强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多看书会使你聪明”。
　　毛泽东多次精读《红楼梦》，他欣赏《红楼梦》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大概在辛亥革命后长沙求学期间，他已经读《红楼梦》，此后不久，他就已将《红楼梦》当作历史读了。他说：“开始当故事讲，后来当历史讲。”在张耀祠印象中，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曾谈论过《红楼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和作家及干部解说过《红楼梦》，在陕北行军到西柏坡途中和警卫战士讲解过《红楼梦》，解放初期他读《红楼梦》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毛泽东曾多次让身边工作人员看《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并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里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
　　毛泽东与将帅们的恩恩怨怨社会上传说很多，张耀祠看到的却是另一面。1965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后，一大早就在颐年堂约见彭德怀，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要写就写8万字。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3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说：“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
　　当时张耀祠就在毛泽东身边，他说：“毛泽东一语双关，这说明他也在反省自己的问题。”
　　1966年，中南海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攻击朱德是“黑司令”，说他对中国革命没做多少贡献。一次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请朱德挨着自己坐下，感叹地说：“红司令，你好吗?有人讲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你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啊!”
　　张耀祠说，“在毛泽东心里，还十分留恋井冈山和长征的岁月。他在晚年经常同我谈起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日子，教育我们不能忘本。每每讲到动情处，他的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规定，地方上送了礼，一定要向他报告。他知道以后，总是要叮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一是要按物折价，把钱寄给送礼者;二是要信访处写一回信，希望下不为例。
　　平常，毛泽东收到外宾赠送的贵重礼品都交公。各地送的礼品，他通常不收。实在没法退回的，那就折价付钱。有一回，一位友人给毛泽东送来了小米，他倒全部收下——毛泽东喜欢吃粗粮。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人称“铁蝴蝶”。1974年9月，伊梅尔达来华访问，为其丈夫马科斯总统的访问作准备。那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见过周恩来总理等人后，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她，并正式告诉她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这次就不见她了。马科斯夫人先是表示非常失望和难过，希望中方重新考虑。最后，李先念答应她再考虑毛主席会见的可能性。毛泽东虽然眼疾很重，但还是同意会见她，并用专机把马科斯夫人送到长沙会见，使她如愿以偿。张耀祠记得，毛主席向她介绍了中国“文革”的情况和中国的历史，马科斯夫人也向毛主席介绍了菲律宾的情况，谈到双方合作的领域。“毛主席知道马科斯夫人喜欢唱歌，就请她演唱。马科斯夫人用中文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
　　毛泽东平时不大吃水果，马科斯夫人访华时，通过菲律宾驻华使馆送了几筐菲律宾新鲜的芒果给毛泽东。放的时间久了，张耀祠怕坏了，让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一下，是否可以给他在北京的孩子送一些?毛泽东笑道：“你们照顾我，比我的子女周到得多。谢谢你们，请转送给大师傅、警卫和护士们。”张耀祠照办了。
　　毛泽东勤俭节约，十分注意节约水电，“甚至要求火柴用完了，把火柴盒留起来，买些散的火柴装上再用”。在衣着上，毛泽东进城后做过一套制服，“这套制服只用于接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等场合穿，其余时间穿便服或睡衣办、阅批文件、看材料、看书、看报。开国大典时做了一套制服，只穿了一天，以后再不穿了，送给身边工作人员了”。张耀祠等工作人员见到毛泽东的衬衣、睡衣、毛巾被等的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灰布头、蓝布头，也有白布头，有什么布头就补什么布头。毛泽东总是说：“没有关系，穿在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了。我的标准是不露肉、不透风就行。”
　　(四)对江青的不满与对主席健康的焦虑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10天后，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表示赞成，康生也跟着极力吹捧林彪。
　　张耀祠说，其实“康生吹捧林彪时，他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起初提出候选人有康生，但是在无计名投票时，康生少了几票，当天晚上把汪东兴同志找去了，追查谁没有投票，汪东兴表示无计名投票而没有办法追查”。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张耀祠说：“毛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为此事闹腾：许多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内心里却不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和同意了。此后，江青跟林彪的关系便难以琢磨了。二人总是‘换手搔背’，相互利用，林彪在各种会议上也高度评价江青，给江青许多桂冠，这对江青想当副主席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支持。”张耀祠记得，江青曾给林彪拍过—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署名为“峻岭”，发表在《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题目为“孜孜不倦”。
　　然而，林彪叛逃后，江青摇身一变，成为批林的先锋、被任命为“林陈专察组”的主要成员。张耀祠说：“当揪出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毛主席的身体、精神明显不如以前了，人也变老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苦苦思虑、思考着，白发突然间增加不少。我们无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而焦虑。”
　　林彪事件后，张耀祠把林彪送他4卷选、叶群送他两只野鸡等几件“错事”写进检查。1971年12月30日晚上7时30分，张耀祠拿着材料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作“检查”。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看书，张耀祠走进后便犹豫了一下。毛泽东抬起头来，问：“你有什么问题呀?”张耀祠说：“主席，我写了一个检查，请您看看。我和林彪有过两次接触……叶群也想拉拢我。”

　　( 说明:1968年8月，毛泽东赴南方途中和同行警卫、工作人员合影(右二为张耀祠，右四为汪东兴).)
　　张耀祠把书面检查上的几个问题，简要地向毛泽东讲了一遍。听后，毛泽东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这时，张耀祠一直悬着的心方落地。
　　当时，毛泽东因工作繁忙，日夜考虑党和国家大事，身患重病。张耀祠为主席的健康非常焦急，而他注意到江青却“漠不关心，很少过问主席的健康”。
　　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完陈毅元帅追悼会后，病情加重。这年1月25日，毛泽东请张耀祠和医生去向江青谈一谈他的病情。
　　这天下午3时，张耀祠和医生乘车赶到钓鱼台10号楼，江青正坐在沙发上养神，护士叫醒了她。进到江青的办公室，先由医生向她汇报主席的病情，医生说：“主席现在患肺心病，开始由感冒引起支气管炎发作，每日阵咳，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困了靠在沙发上睡一会儿，打个盹，从入冬以来一直不好，现在正打针治疗。”
　　张耀祠看到，江青听了医生的汇报，摇摇头，表示怀疑。江青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
　　原本想给江青汇报，希望能引起她的重视，没有想到江青却持怀疑态度。于是，张耀祠解释说：“江青同志，今天是主席要我和医生来向你汇报他的病情。主席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抵抗能力弱了，有病应该休息和及早治疗，可是这两条主席都很难做到。他日夜为党和国家大事操劳，有病不治疗，不愿打针、吃药，也不休息。他的病拖的时间久了，病也越重了，现在，他的双脚浮肿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这时，江青慢腾腾地说：“有什么变化要及时报告我，我好有思想准备。”
　　张耀祠记得当时在江青那里谈了3个小时，江青一直无动于衷，再三坚持“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
　　3天后的深夜12时，张耀祠和医生进到主席卧室，只见主席坐在沙发上，头靠在上面，医生摸脉搏，没有摸到。这下，张耀祠和医生紧张了，立即给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
　　很快，汪东兴和周恩来先后赶到。周恩来听了医生的报告，建议“请江青来看看主席，家属可以多关心，配合医生，早日治好主席的病”，并亲自给江青电话。
　　不久，毛泽东苏醒过后。随即而到的江青一见主席坐在沙发上，就拉大了嗓门：“我说主席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厉害呢!”她气狠狠地说：“医生、护士谎报军情。”她又说：“不要打针、吃药，打针吃药反而不好……”
　　江青随后来到值班室，闹得更凶，吼道：“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们讲的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在她眼里，医生、护土成了“特务”、“反革命”等。这时，医生、护士受了一肚子怨气不便发作。张耀祠站在—边没有吭声，周恩来和汪东兴也没有说什么。
　　张耀祠晚年记得，当时江青闹了一阵子，她看周总理、汪东兴同志没有理睬她，只好悻悻地离开了游泳池。
　　这年2月2日晚12时，有关毛泽东主席病情治疗的专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会议开始后，江青避而不谈如何为主席治病，而专谈“自己浑身都是病”，—个劲儿地抱怨别人对她的健康关心不够——她整整为此谈了3小时，连与会的周恩来一直没有插话的机会。
　　张耀祠坐在那里感到纳闷，并一直沉着个脸。江青终于注意到了张耀祠的脸色，一本正经地冲着张耀祠讲道：“你不要愁眉苦脸，你们的责任重大，不是我不同意主席打针吃药，是主席不同意打针吃药。你们要做好准备。”最后，整个会议不欢而散。
　　江青总抱怨没有人关心她的健康，其实她身边的护士始终是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张耀祠说：“江青不能平等待人，经常骂人训人，使得护士难于工作下去。我们的护士同志都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总是委曲求全。江青每次来看主席时，都要向我们询问主席当天的病情如何，这使工作人员很为难——说真情，江青骂骂咧咧;一句不说，她就大发其火，说你有敌对情绪，给你扣上大帽子。毛主席知道江青乱问病情后，就向我们特别交待：江青今后要来，如果她再要问病情，你们都不说，说也说不清楚。”
　　“毛主席健康状况，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从中央到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都不知道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张耀祠说，要说知道，也只是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一般情况。张耀祠记得，毛泽东身体康复后，同医务工作人员和身边少数工作人员一块合过影。
　　一天，周恩来、江青、汪东兴一块来看望毛泽东。了解身边工作人员的毛泽东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准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一席话说得江青低头不语。
　　张耀祠还记得，周总理为了鼓励医生、护士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自己出钱搞了两桌饭，犒劳大家。饭吃得很香，心情特别愉快。但也有遗憾之处，周总理国事太忙，没能同我们一起享用”。
　　毛泽东病重时，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轮流值班，他们通常值夜班，而白天值班则是张耀祠。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因病与世长辞。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年的张耀祠，悲痛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五)在波澜不兴中执行中国“十月革命”的特别行动
　　1976年秋，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秘密串联，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革命家的无比愤慨。遵照毛泽东的遗愿，党中央决定提前采取行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0月6日下午3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张耀祠到他的办公室去。汪东兴以低缓、有力的语调对他说：“中央决定，彻底粉碎‘四人帮’，今晚8时统一行动。”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继续说：“分4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8点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回忆，当晚8点30分左右，身着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的他带领着几位同样没有带手枪的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在张耀祠看来，拘捕毛远新、江青，易如反掌——他们四周的警卫们，本来都是自己的部下。
　　张耀祠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毛远新的住处。到了毛远新那里，张耀祠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强调，毛远新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将他押走。
　　“文革”中，江青长期住在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所。这个住所位于毛泽东居住的202住宅的隔壁，江青一直想搬到这里来，毛泽东不许，毛泽东病重后管不了她了，江青就乘机搬进来。
　　作为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多年一直掌管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对这里的每处环境、每个哨位，他都了如指掌。江青那里，因为工作关系，他常去。张耀祠的名字还被江青改过一回。那是“批林批孔”的时候，江青说他的名字封建味太浓，是“孔老二”那一套，改成“张耀词”。江青被打倒以后，他把名字改回去了，仍用“张耀祠”原名。
　　马晓先是江青的最后一任护士长，住在中南海。当天她不值班，正在宿舍里洗衣服，忽然张耀祠来到她的身后，有些吃惊：“哟，张团长怎么来啦?”张耀祠对她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马晓先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张耀祠说：“现在就是要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
　　马晓先换好鞋子就向江青办公室走去，张耀祠跟在她的后面。从马晓先的宿舍到江青的办公室，要经过201前门边上的停车处。马晓先发现此刻的停车处两边站着几位军人，而她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在江青身边是从来没有过的。马晓先随之有种异样的感觉，但是她没有特别在意。
　　当马晓先带着张耀祠走到江青住所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据知情者透露，跟随张耀祠到江青处执行这次特殊任务的警卫干部还有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但他们没有随张耀祠、马晓先进入江青办公室。
　　见张耀祠进来，江青点了点头，仍然坐在沙发上翻看着报纸，把脚跷在跷脚墩上，腿上盖了一条小方毛毯，没有再抬头看张耀祠。江青翻看着报纸，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每次张耀祠来，都是向她请示或汇报什么事情，是要主动对她讲话的。这次，张耀祠进来后，就立在那里，没有说话。江青奇怪地抬起头来，看着张耀祠。她见张耀祠的面部表情不同以往，变得很严肃。江青正要问话，张耀祠先开口了：“江青!”张耀祠一张口，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因为平时张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
　　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严肃宣布：“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其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这两句是张耀祠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内容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没有慌乱，好像并不意外，等张耀祠把话说完，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一言不发，双目怒视，慢慢地从沙发上起身，站了起来，取了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启”7个字，将裤子口袋里的一串钥匙放入信封内，再用密签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马晓先把江青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据马晓先回忆：“1976年，江青曾频繁地离京外出，去天津、去小靳庄、去大寨、去昌平等地。于是，我们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箱子，放好了出行常用的必备用品。每次出发，只要把她身边的东西稍稍一敛，10分钟之内肯定能够动身。这次，我没用多少时间，就把江青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当马晓先把东西收拾好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马晓先进去看一看。马晓先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马晓先什么也没说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红旗防弹车，前、后卫车是警备车。上车之前，江青还带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风。行动小组的人加上马晓先把江青限制在主车中间的座位上。
　　车离开中南海，一路绿灯，一会儿就到了隔离地点。进了地下隔离室，江青见到押送她的黄介元，误认为是原来保卫过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陈长江，就问黄介元：“你是长江啊?”黄介元没好气地回答：“我是黄河!”
　　张耀祠曾特地澄清：当时，江青并没有传说中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给江青戴手铐，没有用外界想像的“囚车”;而且江青当晚并非被“连夜押往秦城监狱”，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转至秦城监狱。这一切，如张耀祠所说，没有什么“戏剧性”。
　　当晚，中央经过周密安排，利用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机会，先后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远(列席会议)实行“隔离审查”。于是，震惊中外的“10.6”特别行动，未发一枪一弹把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有人称，这是中国的“十月革命”!
　　深夜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紧急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与会全体同志起立鼓掌。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李先念、陈永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纷纷发言，一致同意叶剑英的提议，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为此，这场惊心动魄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特殊战役，在波澜不兴中告捷。
　　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几天内，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体党员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下子，整个中国沸腾了，各地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滔天罪行的群众运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由此拉开。张耀祠高兴地看到，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喊着“打倒‘四人帮’”等口号，多年的苦闷情绪得到极大宣泄——这时，他心底里说：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英明果断!
　　自加入红军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起，张耀祠先后在主席身边负责安全保卫工作40余年，直至毛泽东逝世。1955年，张耀祠被授予大校军衔，11年后晋升为少将军衔。1979年，张耀祠调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1983年，67岁的张耀祠正式离休，1997年7月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 照片说明:1962年春，毛泽东在江西向塘机场(前左一为张耀祠))
　　张耀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夫人曹明小他6岁，湖南耒阳人，于1935年冬参加革命，曾是湖南游击队员。他们有6个女儿、1个儿子。1990年10月，时隔40年后，张耀祠与夫人携孩子回于都省亲;2001年10月，第三次回到家乡。
　　树高千尺连着根。几十年辗转南北，家乡始终让他魂牵梦绕。每一次回到家乡，家乡的变化，总能让他体察在心。张耀祠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家乡也一直为他的卓越功勋而骄傲、自豪。5年前，即2010年10月30日，张耀祠倒在返乡的路上，因突发心脏病在南昌不幸逝世。在天堂，将军或许在一次次梦回于都。

签审： wuj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