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

早就听说高洪雷著《另一半中国史》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奇书，今日捧读一过，倍感此言非虚。虽然已经有若干时贤从不同视角解读，坊间也已经是好评如潮；但笔者仍有话要说。

首先，《另一半中国史》催我自省。文学的历史应该就是对历史的文学的梳理，但笔者作为五十多年一直与中国文学打交道的学人，竟然有那么多认知的盲点与误区，除去惭愧，我已无言。同时，《另一半中国史》更令我频频生疑：高洪雷分明是一位从乡镇基层一路干到市、局级的领导干部、公职人员，他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实现了古人一力推崇但极少有人认真完成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与治学的伟业？须知完成此书，不但需要丰厚的史学、文学的修养，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考古学、旅游学、经济学……等等学问，都在制约着这部奇书的撰写，考量着作者的知识结构。人们大概都非常希望得知作者是如何扩展知识结构以从容应对制约的：这一秘密的宣示，应该是非常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课题——这当然首先是对时下急功近利浮躁学风的无言挑战，其实，对于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学者，也都是一份颇具启示意义的提醒。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由于著史者不同的书写，才构成史学界纷纭复杂的景观和学派。《另一半中国史》的书写方式、书写工具、书写宗旨，都具有独创性的品格，突破性的贡献，于是引起了笔者思考、探究的兴趣。下面试分别言之：

书写方式—结构：民族文化经络的全息图景

打开《另一半中国史》的目录，很可能立即被那宏伟开阔的视野打动。全书二十三章，分别描述了二十三个（类）民族（部族）兴衰起伏的曲折历程。每章都是一部有血有肉的民族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一分支在内、外合力交互作用下变迁沿革的生动实录。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单体观察，这二十三章，或长或短，分别都自成一体，是二十三串累累的贯珠，每一串都具有只属于自我的升沉起伏的发展过程，都具备独立自足的认知价值和历史意义。虽然各章有丰腴和瘦瘠的差异，但这似乎更真实地展示出不同民族（部族）文化遗存的多寡，显示着语言作为民族文化载体、历史书写工具的极端重要性。而如果从共时的角度全盘俯视，这二十三章又互相纠结，彼此照应，不时发生着横向的勾连。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渗透着血脉的交融、文化的互补。或互为因果，或共为伏笔，或迭相取代，或彼此征服，但在取代中有传承，在征服的血腥进程里埋伏着同化或归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往往又产生出血肉的关联与切割不断的亲情。章章节节，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勾连交错在一起，共同勾勒出一幅大气磅礴的画图，清晰地标示出我们民族丰富复杂的传承路径，辽阔广袤的覆盖疆域，元气淋漓的生存机制，压不垮打不烂锤不扁炒不爆的生命活力。

如果沉下心来一章章用心细读，就会感觉跃动在这些章节里的民族（部族）的差异性与独立性。有的像蜿蜒曲折的长江大河，几度夺路漫溢决堤横流，万千子民或为鱼鳖，良田城郭消失于烟波浩淼，历经千回百转之后，终于汇入大海，在没有飓风、海啸时总是一片碧蓝的宁静；有的初始滔滔滚滚，横扫万里，势不可挡，但终因流向错失，或不得不止步于群峰脚下化为湛蓝的湖泊，或在造就千年的绿洲后却谜一般消失在沙海深处，成为考古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有的从来就是一股清清的溪水，向花草友善，对牛羊布施，少有称王称霸的基因，却在轻歌曼舞中造就着美好的音乐与歌舞；多数民族是草原上的旋风，铁骑纵横，追逐闪电，弓矢如雨，弯刀似风，所到处血雨腥风，而在尸骨与泪水之后，每值春风一度，就又是苍苍茫茫间的草儿肥牛羊壮，一茬新的轮回又在酝酿；少数是远远地躲进深山老林，因为地域的隔绝造成文化的独异，也因为山重水复侥幸避免了战火的洗礼，只留下关于爱情、关于友谊的传说，轻柔地滋润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沉重史册；还有远征的大军因为离开故乡过于遥远，竟然化身为与中华文化迥异的他乡人的鼻祖……。读罢全书，掩卷沉思，那一幕幕杀伐征战，一出出换代改朝，似乎都沉落在书页深处，而民族文化的筋骨、血脉，却棱角分明地突兀呈现，犹如一张纵横交织的巨型网络，立体具象地烙印在脑海中。一幅生气勃勃的民族文化经络的全息图景，上下贯穿，内外融通，就在我们面前舒卷自如，绘声绘形地告诉着我们从哪里走来，镌刻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前面的道路上还可能有哪些沟沟坎坎，岔道迷途，峻岭险峰……

书写工具—话语：诗与史的奇妙邂逅

异质物种的邂逅，往往会营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这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都是屡见不鲜的事实。花椒与辣椒的邂逅，成就了四川火锅迷人的味道，混血的子女，往往都健壮聪明。原本分别属于不同学科的诗与史，每逢邂逅，也往往激发出夺目的火花。有的以诗的体式叙写历史事实，礼赞民族精英，比如著名的《格萨尔王史诗》，有的以诗的语言与情怀，书写历史的经纬，抒发对民族文化的忠诚，例如本书。

英雄颂歌的人性化抒发，是笔者对《另一半中国史》刮目相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苏武和昭君，历来是史家和诗家共同关注的热点人物。在诸多名家的经典式阐释、解读之后，《另一半中国史》仍然独辟蹊径，完成了自我话语风格的脱俗与生动。他当然要倾情礼赞苏武不屈不移的民族气节，困苦艰难无法动摇的钢铁意志：“苍天、草场、风沙、严寒、狼群、寂寞伴随着这一铮铮铁汉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冬夏，有多少个白昼，这位牧羊人望穿秋水盼望着远方的音信；又有多少个夜晚，苏武南望群星思念着故国与亲人。从此，一个经典镜头定格在中国历史上：一位白须飘飘、满脸沧桑的老人手拄旌节遥望南天，背景是茫茫的草原、成群的牛羊、高飞的大雁和苍凉的晚霞……”但笔锋一转，却轻轻挑起了历史帷幕的一角，让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一位彪炳史册的伟大英雄心灵深处柔软的角落：“岁月如水，水深如曾经的爱情。时间的巨浪淹没了爱情童话中的两个人：妻子已经上岸，苏武还在水底。从此，他不再看重什么富贵，也不再相信什么真情。……他把真情永远融注进了玫瑰色的回忆，任荒草埋心。在草原上度过了十九个春秋的苏武是否听惯了胡琴的吟唱？果如是，韶华凋尽的苏武只能将岁月收进琴腹，借弓弦重读。”幽咽落寞，如泣如诉，我们听到的，何止是一曲复调的英雄悲歌？昭君出塞，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凄美的故事。在无情地嘲弄了颟顸而好色的元帝的同时，以浓墨重彩，极力描摹昭君之美，以响鼓重锤，极力铺排昭君之行后，作者开始奏鸣起他自己的《昭君颂》：“然而她没有后悔，既然选择了出塞，就注定选择了坚强，选择了责任。她从此与众不同，不只为落雁之貌，更为奉献之心。”……就这样，“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出现在边境线上的是和平居民的袅袅炊烟。”“就这样，一个纤弱女子撑起了汉匈和好一片天”，“从此，她像所有牧女一样去爱和被爱，全身心融入了奶茶一般热滚浓郁的生活。”哀怨和凄凉的传统乐曲里，分明起伏荡漾着我们民族那些杰出女性常有的坚毅忠贞、义薄云天的昂扬旋律。对弱中之强的赞美，对明朗、平和、包容的向往，给传统的凄哀的悲歌，平添了如许亮色与暖意。

一曲曲英雄颂歌，固然是该书最引人入胜的华彩乐章。每値这种章节，作者一般不会吝惜笔墨，总要写得荡气回肠，或令人扼腕叹息，或令人起坐彷徨，或令人联翩浮想。但全书的诗化笔触，却不仅仅停留在这些经典人物的描述中，那种完全诗化的语句，只要翻开书页，就往往会自动映入眼帘，像清晨的露珠，像夏夜的星辰，像水面的涟漪，松动了史实陈述时难免的沉滞感，化解了相似实例之间的雷同感。“奔腾的骏马尽管总是呼啸在前，但抵达目的地的往往是充满耐心和毅力的骆驼。”这里说的是乌桓的“前赴”与鲜卑的“后继”。“人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拥抱着才能飞翔”。这里预示的是“东、西两个燕国必须回答同一个问题：是互相对峙，还是共谋中原？”可惜他们并不懂得“拥抱着才能飞翔”的道理，于是“死神停栖在长子城头，像黑色的沙鸥向日暮前的海岛云集”，西燕未满十岁，遽然夭折。“生命，不管情愿与否，总是日渐靠近某个可知或未知的终点——有花开，就有花谢；有日出，就有日落；有起点，就有终点”，于是，又一个短命的王朝，转瞬沦落。不过，“无论是金刚怒目地红一回，还是如蝶翩翩地飞一回，落叶对待秋风如同人类对待命运，选择了不同的甚至另类的方式，起码会让秋天多一分斑斓的景致”，王朝的更迭，皇族的兴衰，贵胄的轮回，宫殿城郭楼台关隘的坍塌与重建……，也许都可以作如是观耶！

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常常使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路。因为陈陈相因，曾经在五四前后遭到新文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抨击，好像成了落伍者的专用面具，不少小说家避之唯恐不远。但其实这并非该套路自身的过错，错就错在其脱离了有血有肉的内容，流落为徒有其表的卖关子的摆设。《另一半中国史》不避艰险，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居然走出了一条新鲜的文路，真是可喜可贺。第一章最后写道：“一个生命的结束往往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在北匈奴离开中国远走他乡、南匈奴跨进长城融入中原的同时，另一支胡人迅速填补了匈奴留下的真空，他被称为‘东胡’。”第二章续写的正是“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第十八章的最后写道：“民族史说穿了就是迁徙史。与乌孙由东向西迁徙完全相反的是，一些西亚、中亚人自西向东不断迁徙，最终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美丽而智慧的混血民族。他叫回族。”第十九章就是从头续写“回族——千年商海的弄潮儿”的来龙去脉、历史身影：“驼铃悠悠，摇落大漠多少星月。通过沙漠中那些若隐若现的驼队，隋唐那如同落霞与彩云般的丝绸、那魅力四射的瓷器、那令外国文人如获至宝的纸张源源不断地输入波斯，波斯的珠宝、香料、药品也如涓涓细流汇入隋唐”，于是，一条让古往今来无数中国人心往神驰的丝绸之路，款款地迤逦地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过来了。这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内涵与外延的对接过渡，思路不会骤然断裂，文气也读来自然顺畅。

榫卯扣接，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中的绝活。以此作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弥合剂、连心桥、蝴蝶铰，就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作者把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纸端页尾，统统打磨得极其精致，耐得推敲，经得品味，一部向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正式挑战的呕心沥血之作，于是在礼赞传统、敬畏文明、呼唤精致的历史潮流中，稳稳地立定了脚跟。

书写宗旨—观念：善意的补充与及时的警示

书名叫做《另一半中国史》，旨归在于对传统正史的善意的补充，而非颠覆或取代。从尧舜禹以前，到元明清以后，《另一半中国史》基本上遵循传统正史的历史性序列，有的甚至与正史的内容大体一致，或少有发挥。但作者“寻墜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紹”，可不是为了重复正史已经反复叙写的史料，或再度证实已经反复阐明的结论。“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唐·韩愈《进学解》），对正史作善意的补充，才是该书真正的命意，也才是作者历史观念的具象体现。

“大中国历史观”是笔者杜撰的“新词”，意在表明对《另一半中国史》历史观的个人解读。《另一半中国史》从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出发，完全不局限于中国现存的版图界域，竭力不遗忘曾经活跃于中国疆域而今却非我族类的各种民族事项、文化遗存、习俗风貌，从而体现出一种“和而不同”、巨细不捐的著史模式。人言之我亦可言，只是更偏重历来被忽略、被忘却、被扭曲者，从新梳理，专注于人轻者我重之，人漏者我补之，人曲者我正之，人略者我详之，开辟出了史著的一种新路径、新风貌。

《另一半中国史》对若干历史研究范畴的新解读，也颇为引人注目。我们从中学历史教科书一路读来，大多习惯于“正义战胜邪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等亘古不灭的真理。这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当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具体到某一相对短暂的时期或地域，就可能完全不是如此。“人性与兽性”孰优孰劣，结论是无疑的，但胜败有时却是相悖的。“正宗和异端”，更不是绝对的，正宗与异端互相转化的先例，从书中我们可以例举无数。“必然和偶然”，到底谁个是历史事变的主宰？一位雄视千古的大帝，正在统帅雄师横扫万国胜利似乎垂手可得的时候，突然一场莫名其妙的暴病，顿时改写了历史的结论——是天意还是历史老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作为后人的我们真是无从说起。“战争与和平”，一般被描述为互相交替的现象，我们早就对“和平”是两场“战争”之间的过渡一说深信不疑。但其实，更多的时候，这场战争接连的绝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战争、战争！“主流和旁支”的对弈，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格局。“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博弈，也未必一时就可以判定。元和清的建国中原，给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岳飞和袁崇焕的悲剧，从一个极其可悲的角度告诉我们“民心”并不总是可以绝对信赖。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后代，未必都希望大中国的一统安康。藏汉两大民族的和平共融，也不是某些人梦里追求的“黄金世界”……。丰富多样的历史，提醒我们以尊重敬畏的心态，自觉地摒弃绝对化、单一化，敞开怀抱，包容应该包容的一切，承认已经发生的一切，这才是我们的大中国，大中国的文化，大中国的历史。

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借历史经验的解说，及时提醒现实生活中善良也善忘的人们，应该是正义的历史著作分内的任务。《另一半中国史》正以确凿的事实，反复警示我们：蕞尔小岛，资源匮乏，是滋生掠夺和战争的温床，对中原大地肥田沃野的觊觎，从来就没有停止；安抚平定，施舍钱粮，对于贪得无厌的种群，无疑是养痈遗患；割肉饲虎，仅仅是佛陀世界的说教，从历史到现实，饲养员被已经关进铁笼、常年精心饲养的虎狼撕咬得血肉模糊的惨剧，却频频发生;独立、自由、统一、和平，从来靠不得任何恩赐，只有最大化地张扬我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能力，最强化地施展我中华民族的武备与军力，这个世界，才安宁有望，民生有幸！

历史正在无限延伸，历史研究与史著当然也在不断更新，不断拓展。我们期待着更多的高洪雷式的新著问世。

（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禹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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