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小长假连着国庆黄金周。在朋友圈里发现，又有位老兄“不幸”被狗咬了。过了四十的男人，经常“被狗咬”。看到这样的信息，熟悉的人都心照不宣，这其实是一个“拒酒招牌”，有喝酒的场合，这段时间就先不要喊着他了。这完全可以理解。喝酒也是一个力气活。虽前后都是假期，手头上的工作可能不少，任务不轻快，喝起酒来，尺度不好把握，喝得恰到好处很难，一旦真醉了，耽误正事的罪过可就大了。千万不要信人家李白醉酒如何如何，就算李白真醉了，也是啥事都干不成。

李白纵酒，晚唐诗人皮日休也曾连声赞美，“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才华横溢、狂放不羁的“诗仙”形象如在眼前。李白爱酒无疑，但据学者和一些好奇者多方考证，李白与酒有关的诗并非在完全酒醉状态下写的。况且李白酒量也不大，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而“汝阳三斗始朝天”“焦遂五斗方卓然”，其他酒仙都是三斗五斗，李白这一斗的量实属一般，而且斗酒之后，醉眠于酒家，又怎么写诗呢。

如果不信，再举一个李贺的例子。“诗鬼”李贺也有与酒有关的故事。我还记得上学时，在文学史课上，老师讲到李贺时眉飞色舞。这位老师十分欣赏李贺，李贺写过“天若有情天亦老”“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唱天下白”等很多名句，这些诗他整首都能倒背如流。他还给我们详细讲过李商隐笔下的李贺趣事。李商隐曾作《李贺小传》，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生动地描绘了李贺吟诗的情状。李贺如着魔一般专心写诗，每日苦吟疾书。外出时，身边带着一个小书童，骑一头骡子，“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偶有所得，就赶紧记下来，放到背囊里。晚上回家，他母亲会让婢女取来背囊打开，如果看到记得太多，知道他必是过度耗费心力，常常担忧不已，“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晚饭过后，李贺会坐到书桌前，重新检视白天所记，琢磨着把未完成的诗句补足。然后重点来了，文章最后，李商隐还特别缀了一句，“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老师解读说，由这一句可见，爱诗之如李贺，诗的诱惑也不如酒大，同时可知他也是常常因为喝酒而耽误写诗，而且至“大醉”时，一样是写不了诗的。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所谓的某某作家诗人，在大醉乃至烂醉如泥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挥笔成文，一蹴而就，且华词丽藻，文采斐然，不是掩饰自吹，就是别人美化吹捧，不真实。这并非否认喝酒和创作的某些神秘关联。比如，小酌几杯，进入微醺状态，确实能让人摆脱某些拘束，进入一种逸兴遄飞的境界，可能写出清醒后连自己都惊讶的文字来。而喝酒的某些体验，也能给写作带来帮助。早些年，莫言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自己与酒的故事，很多细节坦诚真挚，糗事也没避讳，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文中写道，为了招待一位给爷爷治病的旷世高人，父亲用十斤红薯干换回两斤散装白酒。但高人还没请来，爷爷的病先治好了。那瓶酒没用上，就放在家里的窗台上，“令我馋涎欲滴”。某天读了《水浒传》，看过武松痛饮十八碗“透瓶香”打虎的故事，终于受到激励，勇敢地拔出瓶盖，偷喝一大口之后，“仿佛有一团绿色的火苗子在我的腹中燃烧，眼前的景物不安地晃动”。结果自然是醉了，心中的愉快无法形容，跑到村外的河堤上，来回奔跑，“抬头看天，看到了传说中的凤凰；低头看地，地上奔跑着麒麟；歪头看河，河里冒出了一片片荷花。”莫言还写道，“我喝酒的高潮是写小说写出了一点名堂之后，时间大约是1986年～1989年”，喝酒的状态是“每每三杯酒下肚，便感到豪情万丈，忘了母亲的叮嘱和醉酒后的痛苦”，其间甚至有一次因为喝得太多，到县医院抢救了大半天。在这篇文章中，莫言并未提及类似酒后为文的内容，但这些喝酒的体验和经历，还是以某种形式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如果没有这些体验和经历，恐怕很难有《红高粱家族》中对高粱酒那种浓墨重彩又入木三分的描写，也难以写出《酒国》那样卓尔不群的长篇。

只要喝酒的人，几乎都有醉酒的经历，不分男女。只要喝过量了，都会醉，不分中国酒还是外国酒，也不论是酱香型还是清香型。从清醒到醉酒的感觉，也几乎没什么不同。开始是飘飘然有凌云之志，然后如同莫言所说，“一劝就干，不劝也干，一直干到丑态百出”。我们终究还是比不得李白，喝多了只是脑子一片空白，所以，要是真想喝，就别惦记还要完成什么任务写作什么诗词歌赋了，这时候，酒就是最好的“背锅侠”，端起酒杯：一切都在酒里了。（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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