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孔子走向“至圣”:司马迁的“神”助攻

大众日报记者 周学泽

2023-09-27 15:04:26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周学泽

2023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在山东济宁曲阜尼山举办。我们今天谈到孔子,都称之为“圣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圣”,是“至圣”,孔子之后的“孟子”,只能叫“亚圣”。孔子的“圣人”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所著《中国儒学讲稿》一书认为:第一个用“至圣”这个词称呼孔子的人,是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卷四十七・世家第十七孔子》中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用“至圣”表明孔子是最高的圣人,因此将他放在世家之列。

司马迁称呼孔子为“至圣”之后,孔子“圣”的封谥不断出现。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封孔子为“文圣尼父”,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封“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代定孔子谥号为“至圣先师”,清代顺治帝时定孔子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2000多年中,不断改朝换代,但一直奉儒家思想为道统,孔子“至圣”地位没有动摇。

司马迁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价值,给予孔子至高地位,发明“至圣”一词,这需要从时代环境因素来分析,其中也离不开司马迁个人的独具慧眼。

从时代因素来说,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对儒家思想的尊崇。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刚继位就表现出崇儒的意向,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汉武帝2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至尊地位开始确立,西汉初期主要以道家思想为主的黄老治国思想逐渐退隐,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地位尊贵。

当然,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价值。孔子去世,鲁哀公表示哀悼,弟子皆服丧三年,其中子贡建庐守墓六年。弟子与鲁国人到墓旁有百余家,并形成一个孔里村。200多年后,汉朝创立者刘邦经过鲁国,以“太牢祠焉”的最高祭礼来祭祀孔子。诸侯卿相经常到此先拜谒孔子,然后赴任从政。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国家走向强盛之后对“秩序感”的需求息息相关,而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适应了时代需要。汉朝在汉武帝时期日益强盛,通过一系列战争“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使中国“千万年皆食其利”。早期儒家礼乐制度的合理性缺少自然法则的支持,董仲舒以天道论人道,推出君主需“法天之行”,顺天行道。

司马迁尊崇孔子,离不开这种时代环境背景,但称呼孔子为“至圣”,更是司马迁独具慧眼的判断和概括,他从内心认同儒家思想。

司马迁独立不移的修史意志,和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一般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仗义执言引来腐刑之祸,其实这只是悲剧的导火索,东汉学者卫宏在《汉旧仪注》中讲:“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腐刑不但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对人格也是极大地侮辱。受刑后的司马迁曾想通过自杀来解脱,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因为父亲的托付还未完成,司马迁在经过痛苦的挣扎后,最终创作完成了宏篇巨著《史记》。

可以看出,司马迁秉笔直书和忍辱负重的品格,和孔子的“笃行”很有相似之处。孔子一生,艰难困苦不断,但始终信仰坚定,百折不挠,致力于传播自己的学说。司马迁写孔子世家,洋洋一万多字,这一方面反映出他熟稔孔子旧事,一方面也说明司马迁对孔子的重视和认同。

司马迁矢志完成《史记》,就是做好一个史官的分内之事,其中包括对帝王的“全面客观描述”。在《史记》汉武帝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不但写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记述了其荒唐的一面。汉武帝是国家富强的一代雄主,但也有“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一面,执政期间对神仙之道十分痴迷,这种痴迷后来更衍生出追求长生的功利目的,甚至在他去世前两年的67岁(公元前89年)时,还亲自从山东出海寻仙。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这种客观陈述,也很容易想到孟子告齐宣王的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正史中,记录司马迁于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后,再也没有了有关他的记载,因为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一般认为,司马迁一生大部分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当朝史官写当朝皇帝不避其短,体现了一位史官的骨气,这和儒家思想要求的“勇、毅”精神完全一致。

还有一点能体现司马迁“独立不移”品格的,是司马迁与父亲司马谈欣赏的道家思想保持了距离,而是主动尊崇儒家思想。

《史记》草创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临终时托付给自己的儿子,所以《史记》一书是司马氏父子两代人的精力和智慧的结晶。司马谈辞世时曾对司马迁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从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即叮嘱司马迁继承他的事业,写好史书。

司马谈曾著《论六家要旨》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家学派,阐述其各自优劣点,他对阴阳﹑儒﹑墨﹑名﹑法都有批评,唯独对道家十分肯定,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将孔子列为“世家”,并对孔子冠以“至圣”之大誉,而将老子、庄子、管子、晏子、孙武等和孔子弟子一起写入“列传”部分,说明了他的思想倾向。他和孔子“心有戚戚焉”,他在《史记卷四十七・世家第十七孔子》中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这是司马迁发自心灵深处的尊崇。

因此,孔子成为“至圣”,离不开司马迁的“神”助攻,神,精神的“神”。

责任编辑: 张晨     签审: 梁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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