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家豪 靖鸣：表征、逻辑与反思：网络青年“发疯文学”的话语实践考察

作者：付家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靖鸣（南京传媒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媒介发展与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6期

导 读：

围绕当代青年亚文化，“发疯文学”这一新兴的青年话语表达形态无疑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切口，有助于我们理解青年群体在社会交往中的现实困境，并尝试为改善这些困境提供学理支持。

一、引言：围绕“发疯”话语的网络狂欢

“发疯文学”出自网友对《红楼梦》中林黛玉语录的改编与再创作。“横竖就拿那么一点工资，还要24小时使唤人了”、“这聊天秒回是单给我一个人儿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你瞧，又开始画饼了，我要是信了，怕是要哭断肠去了”……这些令人抓狂的话语句式能够迅速让对方感受到表达主体此刻的强烈情绪，引发了青年网友的集体共鸣。青年人基于自己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真实情绪体验与情感诉求，积极参与到“发疯文学”开放性的文化生产过程中。通过对特定文化素材的个性化解读与创作，为现实世界秩序赋予了独属于自己的意义内涵，营造出开放、包容且带有“疯癫”意味的话语狂欢景观。

“发疯文学”是指在以“Z世代”为主导用户的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中，出现的大量带有“疯癫”元素的话语表达形态。这类话语表达与现代文明社会所倡导“喜怒不形于色，好恶不言于表”的准则不同，强调要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委屈与不满，通过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文本形式在数字空间中直言不讳地发泄出来，充分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诉求，缓解因现实压力而带来的精神焦虑与内耗。过去世人讳疾忌医，如今一些青年“万事皆可病”，他们借用“疑难杂症”将自我异化，使输出暴躁情绪变得自然合理，甚至用“我疯起来连自己都打”、“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等看似疯癫荒诞、离经叛道的话语作为自己的治愈良方。[1]

截至2024年8月25日，以“发疯文学”命名的新浪微博话题已经达到了1.5亿阅读量，有13.6万讨论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友们纷纷使用一些看似胡言乱语、毫无逻辑的话语形态，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交流语境中表达着自己真实的情绪诉求。“发疯文学”作为一种流行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其表达形式的更新迭代也极为迅速，各式各样的“发疯”文字和夸张的话术版本，正随着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展开而不断扩充更新。[2]不过，“实践个体的自我表达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自己的生活背景和个人经历、所属群体的规范、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等影响因素相关。”[3]围绕当代青年亚文化，“发疯文学”这一新兴的青年话语表达形态无疑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切口，有助于我们理解青年群体在社会交往中的现实困境，并尝试为改善这些困境提供学理支持。

二、文献回顾：作为青年话语的“发疯文学

在“发疯文学”流行之前，青年群体已通过社交媒体运用多种话语形态来表达理想的自我。以往青年群体在表达语气上较为委婉、温和，他们通过强化自身弱的面向，放大自身的不足，在自我贬损中对抗社会重压。如有研究指出，“废话文学”这一亚文化形式是通过委婉的高情商的语言表达对无意义信息的反抗，以温和幽默的表达方式展现对那些文不对题、模棱两可的媒介信息的抵抗。[4]然而，“发疯文学”却是用最简单、直白甚至是粗暴的方式来表达自我情绪，这与以往青年亚文化的话语表达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目前，学界关于“发疯文学”有如下三类研究指向：第一，将“发疯文学”视作新兴的网络流行语，并从传统网络流行语的研究角度出发，探讨“发疯文学”的传播规律。研究发现，“发疯文学”作为网络流行语经历了复制、变异和选择的演变过程，成为网民狂欢的一种方式和途径。[5]第二，寻求多学科的理论视野，对“发疯文学”展开多样化的理论阐释。有研究者借用互动仪式链理论，从仪式要素、仪式过程、仪式结果三方面，分析“发疯文学”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动因与传播机制[6]。第三，针对“发疯文学”这一新兴的青年亚文化，分析青年群体生成与传播实践背后的文化考量，并对其进行理论与现实反思。例如晏青和郭京通过聚焦“发疯文学”中的“情绪”向度，讨论青年个体所面对的情绪危机以及情绪调节的行动逻辑，展开对网络“发疯文学”的批判性话语分析。[7]吴建平认为，“发疯文学”是当代青年的一种新型自我表达方式，能够调节情绪、重构认知、书写个体叙事以及寻找情感共鸣。[8]上述对“发疯文学”的研究更多聚焦在其呈现出的话语文本方面，忽略了对话语表达主体即青年群体的现实观照，未能将话语放置在青年群体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以及当下的现实社会脉络中加以分析。

本文主要关注如下问题：第一，“发疯文学”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传播呈现出怎样的表征形式？第二，在青年群体所处的现实社会情境下，“发疯文学”背后的生成逻辑究竟是什么？第三，从青年群体的日常交往活动来看，“发疯文学”的话语实践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雷蒙·威廉斯（Williams, R.）的“文化分析路径”[9]来阐释“发疯文学”的话语传播表征与生成逻辑，并尝试从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情境出发，对“发疯文学”的话语实践展开文化反思。文化分析路径“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含在艺术和学识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根据这一定义，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10]

三、传播表征：情绪性表达的话语武器

“发疯文学”作为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新兴话语形态，折射出青年群体的集体价值诉求，是当代青年在液态社会中进行情绪性表达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时代情绪在话语文本层面集中释放的必然产物。理解“发疯文学”的传播表征，是我们勾勒当代青年精神图景的重要前提。

（一）情绪宣泄：规则抵制与文本流变

青年群体一直以来通过积极创造新的亚文化形式来抵抗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对自身生活世界所带来的宰制性力量。如果说既往亚文化的表达形式还为对方留有一点“情面”，那么“发疯文学”则是青年群体为了营造“破罐子破摔”交往情境的“不留情面”，它用直白的话语和激进的表达让自己的真实情绪在网络交往情境中得以尽情宣泄。比如，有学者总结了“发疯文学”之“语气文字咆哮型”：“我只是想睡个觉有错吗!!!啊啊啊为什么要成天成夜地放鞭炮!!!除了聒到自己耳朵污染环境扰民外还有什么用处!!!”。[11]“情绪是个体对现状进行评估，并快速采取行动的生理过程”[12]，当情绪因无处宣泄而走入“死胡同”时，网络“发疯”也能为情绪宣泄提供出口。[13]正因为这样，“发疯文学”已成为青年群体在面对不可理解、不可调和的交往情境时所采取的一种强大的社交武器（social weapon）。

青年个体选择运用“发疯文学”进行社会性表达，此行为本身便意味着在当下的交往情境中，使用者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自身情绪承受的最高阈值。他们不再循规蹈矩地做社会伦理与道德准则的完美遵守者，不想为了迎合既定社会规范而忽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绪，他们已不再深陷于自己躺平、自我贬低的精神内耗，不再尝试维持表面的和谐，而是以破坏既定规则的方式进行情绪宣泄[14]。但需要注意的是，情绪宣泄并不一定总是需要通过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来实现。“发疯文学”的话语文本与表达具有多面性（versatility）与流动性（mobility），其目的正是为了凸显青年个体在不友好的交往情境中所产生的强烈个人情绪。

一方面，在“发疯文学”的话语表达中，一些不文明用语屡屡出现，“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蕴含着青年群体大量的愤怒与不满，展现着他们对现实的反叛”[15]。但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发疯文学”并不总是通过文本内容的“粗暴”来宣泄情绪。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个体只需对“发疯文学”的文本表述方式做出适当调整，即可达到情绪表达与宣泄的目的。具体表现为：颠倒表达语句原本的顺序与逻辑、重复叠加语气助词与标点符号、增加毫无关联的场景描述等。总的来说，“发疯文学”的文本表达或直接或间接、或失序或有序都只是为了凸显自身在特定交往情境下的情绪张力，与其表达的文本内容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照关系，其话语表达的内容与规范会随着使用主体与交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流变。

（二）意义生发：疯癫话语与现实投射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疯癫是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形式。它视谬误为真理，视死亡为生存，视男人为女人，视情人为复仇女神，视殉难者为米诺斯。”[16]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真正的疯癫，其话语文本在语句顺序与语法构造上完好无缺，是富有秩序的。但从其表意的结果上来看，意义的整体却是没有逻辑的、混乱不堪的。与真正疯癫的话语表达正好相反，“发疯文学”通过破碎化的话语表达形态来彰显青年群体“疯癫”的情绪状态，而绝非表达的意义结果。从其语言形态上来看，虽然句法、词法混乱，但语言本身仍然是可理解的，特别是语言的表意性尚可，表达情绪的程度更加强烈。“发疯文学”正因为太像发疯了而不是真疯，“言”与“意”仍旧呈现出对应性、一致性。[17]

“发疯文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失智言行，而是一种隐藏在疯癫外壳下的无奈之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明智之选。具体而言，青年群体希望通过“发疯”的文本表达调适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呈现出与既定社会规范截然相反的个人形象，通过话语形态的“疯”凸显自我表达的显著程度，起到“震慑”对方的作用，在疯癫话语外壳的伪装下将自我的真实情绪诉求和盘托出，进而有可能改变相对被动的交往局面，满足其在现实交往中的实际需要。

因此，看似表达凌乱、疯言疯语的“发疯文学”话语背后恰恰折射出了真实的自我表达，而这些自我表达大多又指向了特定的社会结构性矛盾，都以一定的社会文化实践为背景。青年群体通过使用“发疯文学”来缓解快节奏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压力，用极具破坏性和无厘头的语言表达方式直指当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令人不悦、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它们可以缘起于生活、工作、情感等多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交往底线被触碰、自我意志无法得到自由彰显等情境。通过“发疯文学”，青年群体或发泄着自己愤懑的情绪，或消解着在社会重压下的无力感，又或是表达自己激动、欣喜的心情。

从现实情境来看，即便“发疯文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被用于个体之间的交往实践，但其在本质上是对个体所属群体、阶层和人际交往时所遵循的不友好、不可理解的交往准则发出的情绪性警告（emotionality warning）。从更大范围来看，植根于惯习中的情感遵循着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实践逻辑，逐渐成为一种集体共享文化实践[18][19]。因此，在“发疯文学”的话语表达中，我们看到的是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下，针对某些结构性矛盾，青年群体集体表达的一种共享化价值立场。在面对诸如收入与分配制度不完善、价值观对立、公私冲突等社会矛盾时，青年群体本能地将这种集体性的愤懑情绪隐匿在了充满疯癫意味的话语外壳之中，使原本不被社会主流话语场域接纳的特定圈层表达也能够在其中享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三）圈层社交：情感认同与身份归属

圈层化也称圈子化，“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20]“发疯文学”的使用主体大多是“Z世代”数字原住民，他们在身心发展上有着融入朋辈群体、寻求身份认同的客观需要。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当代青年处在一个单向度的指令性社会中，即以机械式地完成工作任务作为唯一的生活方式，这就导致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有效的”社会关系，人被割裂为独立的原子化个体，是一种多重分离的个体化社会表现。[21]然而，被割裂的个体只有通过自我认同才可避免现代性裹挟的巨大危险，而那些无法形成连续、统一、完整的自我认知以及无法做出积极的自我评价的现象，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自我认同危机”（self-identity crisis）。[22]

“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23]事实也正是如此，青年人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加入符合自己审美趣味与话语风格的文化圈层，从而与圈层内部成员分享自己生活世界中的真实感受与独特趣事。“发疯文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圈层化传播折射出的是青年个体及其从属的文化圈层之间所共享的某些价值观念与精神状态，就其本质而言，这便是青年群体围绕“发疯文学”的话语表达所展开的圈层化社交实践。

由于数字空间的不断流动变化、交织叠加，不同文化圈层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多层次的协商关系结构”，这种“多层次的协商关系结构”既让不同文化圈层特别是从属性质的亚文化圈层的独立性得以保证，同时也为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破圈融合”和“相互转换”提供了可能。[24]“发疯文学”因其话语表达能够瞬时释放使用者内心积攒已久的真实情绪，使青年个体能够暂时摆脱既定社会交往规范对身心带来的种种不适，因而能够在短时间内促使散落在各处的同质化情绪碎片迅速得以凝结与整合，在情绪共振的基础上形成情感上的共通与共鸣。有研究认为，由于有趣的数字内容可以巧妙、恰当地在整体文化资本相近的青年群体中“传情”，因而可以增强互动双方情感的亲近，在情感表达的实践中凝聚出一种共享的亲密感。[25]因此，“发疯文学”会源源不断地向青年人所属的不同层次与层级的文化圈层内部渗透，成为他们寻求情感认同、获得身份归属的重要途径。

除了向内渗透，青年个体还会主动通过“发疯文学”的话语表达向外部圈层寻求自己的“圈友”以强化身份归属。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段“发疯文学”，收到了点赞或同样“发疯”的评论，能够产生“暗号”交换成功般的喜悦，个人得到情感共鸣，这种公开喊话也建立了群体性的情感联盟，形成群体与自我认同，迅速形成了亲密感，获得了群体安全感。[26]有研究指出，“情感是由现实与幻想融合编织而成的，存在于现实与虚拟相融合的流动性中，而技术表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可以成为可能”。[27]在社交媒体中，青年群体往往并不在意“发疯文学”话语文本的表层指意，而更看重这一线上表达所彰显的“疯态”是否贴合了自己在线下交往情境中所产生的即刻情感体验与心理感受。在与他人围绕“共享情感”（shared emotion）展开社会互动和交往的过程中，双方便凭借着“发疯”这一符号表征形式来标记自己的圈层身份，并借此确立、维系与强化彼此的社会关系。

四、生成逻辑：主体性建构的意义世界

“发疯文学”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传播表征勾勒出青年群体真实而微观的生存画像，也映射出当代青年的集体精神面貌。但是，青年群体为何会通过“发疯文学”来进行自我表达与社会互动？其生成的基本逻辑究竟是什么？下面将从社会结构、个人心态以及媒介景观三个层面阐释“发疯文学”话语的生成逻辑，以帮助我们理解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结构矛盾：转型时期背景下结构变动的情绪表达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不同社会群体与阶层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生活节奏等多方面都不尽相同，针对同一事物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判断与认知，进而在公共层面上的社会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异质性的态度与观点极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生碰撞，产生摩擦。处于青春期的青年个体，其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容易对这些现象的认知产生偏差，出现偏激反应。迈克尔·布雷克（Michael Brake）曾指出：“亚文化是人们企图解决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矛盾时产生的，这些矛盾是人们共同经历的，并能导致一个集体认同形式。”[28]因此，线下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为“发疯文学”的线上生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话语条件。

一方面，青年刚步入社会，面临的是竞争激烈、资源分配相对不均的社会环境，工作中的辛劳付出与实际回报之间并不总是成正比。在这期间，某些既得利益阶层还会通过各种方式“从中作梗”，不断加深对青年个体的劳动盘剥，这就使得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青年在内心都埋藏着一种无法通过个人力量予以弥合的失衡感，这种失衡、无力甚至是极度崩溃的情绪在特定交往情境下便会即刻表达与发泄出来，这就给“发疯文学”的生成提供了天然的情绪性土壤。

另一方面，城市公共生活中的表达机制不畅通，可沟通性（communicability）较弱。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青年群体正经历着传统与现代、工作与家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张力，个体化的生活境遇不断被现实压力所裹挟，青年群体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实践载体纾解因现实社会规制而产生的情绪压力。适宜的文化表达空间与沟通手段能够起到一定的情绪减压阀作用。但现实是，“不可沟通，是当前中国城市之一大病。”[29]从社会层面看，当前城市中的矛盾冲突，常常和沟通遭遇阻碍有关。重连接轻沟通，甚至有连接无沟通，是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的主因之一，沟通不畅引发冲突已是屡见不鲜。[30]

由此，公共沟通渠道失灵，关乎青年人自身的利益诉求无法迅速、及时地向公共层面予以反馈，他们只能将表达受阻所产生的烦闷心情和崩溃情绪直接外露于社交媒体平台，而“发疯文学”的“疯癫”话语外壳天然具备诉求表达与情绪宣泄的功能，于是，青年人便抱着“只有将事情闹大才能解决”的心态希冀通过“发疯文学”促使关涉对象重视并回应个体的利益诉求。

（二）心态变迁：实用主义冲击下传统道德的实践困境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制度和结构的转变，也是个人心理结构的转变。”[31]实用主义价值观随着社会转型逐渐在青年群体中广泛蔓延开来，形成了一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导向。实用主义（Pragmatism）作为一种以实际效果和利益为主导原则的哲学思潮，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其核心观点认为一切理论与规范的真实性取决于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实用主义哲学主张以对主体的实用性作为判断准则，试图探索每个观念的实际效果。[32]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用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当代社会中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心态，强调特定言行的效率、结果和适应性。

然而问题在于，实用主义心态在青年群体中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接受的传统教育体系中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道德规范产生了冲突。一方面，实用主义心态可能会侵蚀与危害青年的道德人格素养，削弱其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在极端的利己主义（egoism）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影响下，部分青年更为关注自身的所思所想所感，忽视对他人、群体以及社会的观照，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社会责任感以及公共道德[33]。另一方面，青年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遇传统道德规范失灵的困境，在面对不讲素质与道德的交往情境时，这些规范与准则将变得毫无效力。于是，他们便开始质疑那些看似不能直接为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传统道德规范，在实用主义心态的影响下，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各种“非道德”手段选择对自身有利的言行，以满足在特定交往情境下的即时需要。

同时，不确定性（uncertainty）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得不面临的新议题，失去了传统社会中稳定的道德、社会秩序和安全感。不过，传统道德规范的社会实践也并非总能带来预期的积极结果，那些曾经维系社会和谐与秩序的道德规范如今遭遇青年群体的集体认同危机（collectivity—identity crisis），这种危机并非源于其本身的内在缺陷，而是源于社会结构的变革致使人们在心态上也随之发生了调适，传统道德规范中例如“温良恭俭让”等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很难再与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心态相协调与适应，传统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有效性失灵”（effectiveness failure）的实践困境。为此，青年个体便开始探索更为灵活与更强适应性的道德实践方式，以更好地应对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心态调适需要。

基于此，在实用主义心态的影响下，青年群体选择更为直接和激进的“发疯文学”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情感，这不仅是当代青年人围绕自我意识的话语实践，更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范的适应性展开的探索。在看似离经叛道的话语表达背后，“发疯文学”实则暗含着强有力的“疯癫”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帮助青年个体表达其对传统道德束缚的不满以及对追求自我价值与实现自我解放的渴望。

（三）媒介展演：视觉文化浸染下景观积聚的文化空间

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已然成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底色，它促使文化从理性主义日益转向感性主义形态。随着电影、电视和短视频等以视觉文化为主导的大量文本形态不断涌向我们的生活世界，视觉化的媒介展演已然成为了构建视觉景观世界的重要力量。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指出，景观是“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34]。不难发现，居伊·德波笔下的景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正是建立在视觉文化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在景观社会中，视觉具有优先性和至上性，它压倒了其他观感，现代人完全成了观者；从根本上说，景观就是独裁和暴力，它不允许对话[35]。景观社会在本质上就是由图像和影像等大量视觉本文积聚所共同塑造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疯文学”已然成为视觉化景观大量积聚的艺术性表达形式，特别是对于青年群体而言，这些视觉化的文本表达逼真地再现与还原了他们在现实交往情境下的即刻情绪与状态，是他们用来表达与呈现自己生活世界的重要手段。

在视觉景观积聚的社交媒体平台中，视觉元素（visual elements）成为传达信息和表达情感的主要手段，也为“发疯文学”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空间。青年群体为了能够真实、全面地展现自己在特定交流情境下“发疯”的精神状态，便通过大量堆砌视觉化景观文本的方式来形塑一个可感知的、形象化的媒介展演实践（media performance practice）。“发疯文学”被青年群体以图片、表情包、视频等视觉文本形态编织成了一种极具真实感的生活化场景，并以感性化的方式传递媒介信息。“相对于文字和语言，图像具有更直观、具体、形象、生动的特征，容易调动青年群体的感官情绪”[36]，从而促使“发疯文学”及其多种形态能够持续性地汇聚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中，彼此之间相互联结与交汇，形成共鸣效应。

除此之外，在抖音、小红书、B站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疯文学”视觉景观的展演形式也多种多样。许多青年会通过挪用大量影视作品中的“名场面”（iconic scene）制作成表情包或者短视频来发泄情绪，把在内心潜藏已久的“疯态”大胆地展现出来。正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所言：“在他们的场所内部，凭借他们的场所，建构我们的空间，并用他们的语言，言传我们的意义。”[37]青年群体借此将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转化为可视化的图像和影像，这种个性化的媒介展演又为“发疯文学”的生成提供了多样化的叙事角度和表达方式，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视觉化景观在青年生活世界中的积聚程度。围绕“发疯文学”的媒介展演，青年人得以在视觉文化的浸染下持续地探索和建构着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

五、文化反思：日常性书写的现实文本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在文化反思部分尝试提出“情绪缓冲”（emotion buffer）和“表达政治”（expression politics）这两个概念，进一步探究“发疯文学”这一新兴的话语表达形态对青年群体的现实意义，并阐释当代青年群体践行“发疯文学”话语背后的复杂社会心理。

（一）情绪缓冲：应激表达与和缓秩序

“发疯文学”在外显的语意上虽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但对社会现实并不具有实质性的破坏力。有学者认为，青年亚文化一般不会对主导文化的现存秩序、规则构成威胁，更不会取而代之，因为网络青年亚文化是一种边缘的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反抗”，而仅仅是“对抗”，乃至是“补充”。[38]

一方面，社会结构变革日益剧烈，结构性的社会矛盾给青年群体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青年个体在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解这些矛盾，于是便通过使用“发疯文学”促使自身短暂地从当下那些较为尖锐、不友好的现实交往情境中抽身而出，纾解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负面情绪。由此而言，“发疯文学”的话语实践发挥着重要的情绪缓冲作用，其话语表达形态是青年群体独自面对社会结构力量的应激性防御机制，其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对抗中不至于落得“体无完肤”的被动局面。

另一方面，特定社会行为发生的背后都蛰伏着集体性的社会心理与情绪。社会心理背后郁结的情感元素既构成了人们行动的原材料，又构成了人们交流的符号象征和工具。[39]如若抑制青年群体在数字空间中表达的自由度，那么便会强化青年群体对既定社会问题的集体怨念，加剧青年群体与其他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张力。对其个人而言，应激性情绪既然无法在数字空间中得到恰当位置的“安放”，那么便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转换成突发性的对抗行为。相对于现实世界，线上世界在当下依旧具备着“避风港”的作用，青年通过线上世界的“虚拟”宣泄，将对抗情绪释放，从而减少了线下世界的实际对抗行为。[40]因此，“发疯文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应激表达与展演实践客观上发挥着缓冲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作用，对维护线下世界的秩序十分必要。

（二）表达政治：意义建构与边缘突破

有研究指出，“发疯文学”对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解决作用有限，[41]认为“不适合将解决问题的乐观期待投射在互联网上的某种新兴的亚文化话语或文本之上”[42]。显然，因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张力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是现实且深刻的，我们确实不能仅靠单一的亚文化文本来解决。但是，如若我们连结构性力量投射在青年群体日常文化生活中所产生的独特话语实践都未能予以关注，忽视了其与当下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看不到其背后所隐含的集体性情绪诉求，那么开展青年群体的思想工作以及推动数字平台的治理进程恐怕会举步维艰。

即便“发疯文学”的解决能力有限，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依旧存在，“但它无法替代青年人对表达、连接的渴望与意义建构”[43]。如此语境下，青年群体将“发疯文学”的话语文本视作情绪的话语“武器”，通过日常性的社会表达不断在被社会结构庇护的话语场域边缘撬开可能的表达空间，在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努力下持续地进行着边缘突破。这种表达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微观革命，是文化生活的平凡革命”[44]。

六、结语：青年群体关于存在的话语

本文主要考察了“发疯文学”这一流行于青年群体的新兴话语形态，从日常生活情境与当下社会现实的立场出发，对“发疯文学”话语的传播表征与生成逻辑展开了细致描摹，并对其进行了整体性的文化反思。我们希望以“发疯文学”为研究切口，聚焦青年群体在当下数字社会中的真实精神画像，阐明这一话语形态对当代青年人的文化生活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尝试为改善青年人的生存境况提供文化资源。

潘忠党曾指出，“不仅人类的传播或交往经由了传媒技术及其相关机制的中介，而且，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通过如此中介了的传播或交往得以型塑”。[45]在当下社会生活中，青年群体无疑处在了经由“发疯文学”及其延展的意义要素所共同建构的话语世界中。透过浅层的话语表达形态，我们看到的是，青年群体日常性的文化交往实践已然与“发疯文学”深刻地勾连在一起。通过生成与使用带有自我保护与自我调节意味的“发疯文学”，青年群体努力诉说着他们对于实现理想自我的渴望与面对现实困境的无助。由此，“发疯文学”不仅是情绪的话语，还是意义的话语，更是青年群体关于存在的话语。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实践经验研究”（批准号：21ZDA119）、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智媒-劳动者’的协作式内容生产研究”（批准号：24SYC-057）成果】

参考文献：

[1][14]郭小安.自我贬抑式网络流行语的话术生产与部分青年群体心态透视[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22):19-26.

[2]运迪，张雨清.数智时代青年的思想动态、认知成因及其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青年学报，2024(02):69-75.

[3]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10):6-24.

[4]许高勇，孙志杰，罗林丽.以“废”交友：“废话文学”的社会表征与理性审视[J].青年记者，2023(04):41-43.

[5]饶丽君.互联网迷因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机制和生成路径——以“发疯文学”为例[J].视听，2023(10):135-138.

[6]章哲涵，赵金红.互动仪式链视角下“发疯文学”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3,9(3):52-55.

[7][11][13][15]晏青，郭京.青年群体的情绪危机与调适:网络“发疯文学”的批判性话语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3):49-59.

[8][26]吴建平.当代青年新型自我表达方式探析[J].人民论坛，2024(06):82-85.

[9]袁光锋，黄雯.“疗愈型自我”的兴起:网络社会中的治愈系文化与感觉结构[J].新闻与写作，2023(06):65-74.

[10]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63.

[12] Cole, P. M., Martin, S. E., & Dennis, T. A. (2004). Emotion Regulation as a Scientific Construct: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Child Development, 75(2), 317-333.

[16]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34.

[17]贾想.“发疯”与“装疯”——从“发疯文学”看网络流行语的表演性[J].创作评谭，2023(01):42-46.

[18] Plamper, J. (2010).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 Barbara Rosenwein, and Peter Stearns. History and Theory, 49(2), 237-265.?

[19] Wang, Q. (2008). On the Cultural Constitu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Memory, 16(3), 305-317.

[20]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J].编辑之友，2019(11):5-12.

[21]奇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46.

[2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8-9.

[23] Hall, S., & Gay, P. du (Eds.).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 4). Los Angeles, CA, USA: Sage Publications.

[24]曾一果.从抵抗到多层次协商：平台化社会数字青年的文化实践[J].新闻与写作，2023(09):5-14.

[25]朱丽丽，姜红莉.消极绩效主义实践：基于社交平台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4,46(6):154-176.

[27] Papacharissi, Z. (2014).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p. 15).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8]迈克尔·布雷克.越轨青年文化比较[M].岳西，张谦，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1.

[29][30]孙玮.可沟通：构建现代城市社会传播网络[J].探索与争鸣，2016(12):31-33.

[31]王宁.略论情感的社会方式——情感社会学研究笔记[J].社会学研究，2000,15(4):122-125.

[32]章清.实用主义哲学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05):75-84.

[33]李琳琳.试析实用主义功利性对青少年的危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06):65-71.

[34]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3-4.

[35]孟建.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J].现代传播，2002(03):1-7.

[36]汪大本.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感性化传播及其引导[J].理论导刊，2023(10):109-114.

[37]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44.

[38]马中红.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现状及反思[J].青年探索，2011(04):5-11.

[39]陈龙，杨逸楚.网络流行语亚文化：青年、社会及多元主体互构共变的时代产物[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2):65-72.

[40]韩敏，卢松岩.回到中国文化的对抗认同：网络流行语“躺平”的话语脱逸与共识反哺[J].当代青年研究，2023(05):22-33.

[41][42]陈澜轩.社会安全阀视角下“发疯文学”的文化内涵与运行机制[J].新媒体研究，2023,9(24):47-50.

[43][44]孙萍，何锦娜，刘姿君.青年文化的数字化生产：平台的日常化与表达的政治[J].中国青年研究，2024(02):4-14.

[45]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4).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付家豪，靖鸣.表征、逻辑与反思：网络青年“发疯文学”的话语实践考察[J].青年记者，2025(06):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