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 宋宇昊：新闻摄影网：晋察冀根据地的影像生产与基层传播实践

作者：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宋宇昊（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实习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9期

导 读：

新闻摄影网的形成不仅有效提升了政治宣传与战争动员的主动性和实效性，而且拓展了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基层传播网络，彰显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独特的历史经验与理论价值。

一、以摄影为武器：晋察冀根据地新闻摄影的起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照相机随着来华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国外摄影师用相机记录下当时的战争状况与社会面貌，新闻摄影从那时起出现于中国。[1]不过，早期的摄影更多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以照相业的方式存在，陆续在香港、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成立的照相馆成为许多中外商人的谋生手段。[2]除拍摄人物肖像照这类主营业务外，主动或应邀拍摄新闻纪实照片也成为很多照相馆的副业。[3]直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照相制版技术的完善以及小型相机的问世，新闻摄影才获得了充分发展的物质条件，开始在各类纸质出版物上占有一席之地。[4]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以来，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文化运动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文艺创作，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国的氛围推动了进步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一些摄影师逐渐认识到“不得不赖摄影以辅文学描模之不及”，报纸杂志与摄影“已成为手足，不能相离”[5]。1929年，陈傅霖、林泽苍等人在上海发起了一个名为“黑白影社”的摄影团体，黑白影社在题材选取、视觉语言、美学风格等方面突破了当时摄影界“画意摄影”的创作范式。[6]社团成员的拍摄对象不再仅聚焦于风光、静物、旅行、人像等主题，而是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切。1931年武汉长江水灾期间，黑白影社成员曾就“摄影救国”展开讨论，动员社员通过传授摄影知识、举办摄影展览、出版报刊、实地采访调查等活动，参与到抗灾救国的现实行动中。[7] 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旗帜鲜明地强调，新闻、电影、戏剧等文化艺术工作者要利用文化艺术的贴近性和传播力，在全社会营造参与抗战的舆论氛围。[8]在第四次影展举办之际，黑白影社即明确提出了艺术和现实二者之于摄影的关系，认为“艺术要是现实的反映，真正的艺术是要写实的，这是一切艺术的最高法则”[9]。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上海、北平、天津等报刊、书籍的出版重镇相继沦陷，摄影活动与商业的关系也被割断[10]，黑白影社的活动被迫终止，但其中一名社团成员对未来中国新闻摄影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签立了黑白影社志愿书，正式成为社员。来到上海之后，沙飞一方面与鲁迅等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导者结识，拍摄了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交谈的经典照片；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黑白影社组织的摄影展览。[11]在左翼文学和大众文艺观念的感染下，沙飞将摄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来反映现实社会的自觉逐渐形成，1936年12月，他从上海来到广西桂林，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摄影展，直言“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创作“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12]。1937年7月8日，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3]这一时期，沙飞将摄影看作不仅是“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而且是“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主张摄影要与救亡运动结合起来，“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14]。由此可见，此时沙飞“摄影武器论”的思想已比较成熟，并且认识到摄影救亡目的的实现不能仅依靠少数个体，主张摄影工作者应该“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社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的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15]。在华北地区陷入混乱之际，毛泽东对华北地区武装力量做出重要部署，八路军总部做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沙飞在千家驹、陈望道等人的引荐和帮助下，由广西北上，抵达山西太原，在“全民通讯社”担任摄影记者。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沙飞到晋察冀根据地见到了聂荣臻，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成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开启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摄影事业。

在1937年到1948年十余年的时间里，摄影器材、技术、人才及资金等各项条件均相对匮乏的晋察冀根据地，不仅培养出众多新闻摄影人才，而且出版了形式多样的摄影刊物，其中最受瞩目的是1942年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晋察冀画报》。可以说，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摄影采访、出版、展览等工作是典型的“基层传播”[16]活动，经由中共的组织，现代摄影技术下沉到农村基层，成为一种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介。拍摄于战争中的影像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行军队伍中得到广泛传播，而且曾流向敌军阵营和海外国家，对于彼时的战争宣传和政治动员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学界对晋察冀新闻摄影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石少华、吴群、顾棣等亲历者对新闻摄影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梳理；第二，以《晋察冀画报》等代表性摄影出版物为研究对象，从传播渠道[17]、图像特征[18]、宣传策略[19][20]等角度，探究战争年代新闻摄影的功能和定位；第三，以沙飞、罗光达、石少华等主要摄影师为中心，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对其个人经历、主要作品、摄影理念、美学风格进行解读。以往的研究肯定了晋察冀新闻摄影的宣传功能和历史价值，但主要着眼于代表性人物及出版物，或注重对摄影图像的分析，对于战时新闻摄影组织、生产与传播机制的系统性考察尚不充分。本文以“新闻摄影网”为核心，讨论在晋察冀根据地及其所辐射到的周边解放区，“新闻摄影网”如何建立起来，中共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状况下有组织地开展新闻摄影工作，并以摄影为媒介参与到基层社会的传播互动中，实现对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动员与社会治理。

二、健全组织网：从各自为战到灵活整编

晋察冀根据地摄影事业的发展如聂荣臻形容的，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好到比较好的过程”[21]。自1939年根据地举行第一次摄影展览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结束，晋察冀根据地的摄影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各自为战，自上而下、联结成网，纵横交错、灵活整编三个阶段。由军区政治部领导的摄影组织网逐步建立起来，晋察冀画报社作为网络中心，组织管理整个边区的摄影工作。

（一）从无到有，各自为战

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是在聂荣臻的支持下开展起来。开创晋察冀根据地之前，聂荣臻就已经接触到摄影，曾利用战士缴获的相机和胶卷拍摄《红军战士助民麦收》《红军战士在学习》等照片。1939年1月1日，沙飞在河北平山县举办了边区第一次摄影展览，聂荣臻在参观时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22]。2月26日，晋察冀边区文救会召开创作问题座谈会，聂荣臻在会上指出：“文化生活是革命军队不可缺少的，军队要有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人要吃饭，枪炮要弹药喂养，人的脑子要用大量文化粮食去喂养。”[23]这次边区文救会召开后不久，聂荣臻指示在军区政治部建立新闻摄影科，沙飞被任命为新闻摄影科科长。新闻摄影科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定位，是军队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这一方面由于“根据地政权急需建立与国统区及海外的直接宣传渠道”[24]，因此能够获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宣传部部长潘自力等边区领导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与沙飞此前提出的“摄影武器论”思想不谋而合。

囿于器材、胶片、摄影人才等资源的短缺，摄影工作初期发展较为缓慢。只有为数不多的摄影记者奔波于边区各地，如罗光达回忆，“一路上遇到部队作战就参加战斗拍摄战斗场面，遇到战斗间隙就拍摄部队休整时的情形，如果在地方，就拍摄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参加抗战勤务、民主政权建设、文化教育，等等”[25]。单枪匹马的摄影记者只能拍下少数重要活动，很多有价值的事件得不到影像记录。随着摄影工作得到更多了解和重视，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的雷烨、石少华等人，因自身了解新闻摄影，被组织分配到其他分军区开辟摄影工作。虽然整个军区摄影记者数量有所增加，但各自独立开展工作，缺少业务和通讯交流。1939年9月，沙飞为吴印咸所著《摄影常识》教材作序，清晰地表达了需要将摄影工作组织起来的观念，认为摄影工作如果“没有组织和计划，就绝不会发生多大力量”，因此“已决定把全军区所有的摄影机动员起来，把全军区所有愿意从事摄影工作的同志们联系起来，以便共同担负起时代给予我们新闻摄影工作的重大的任务”[26]。由此可见，沙飞和晋察冀军区在开展新闻摄影之初即高度重视组织工作，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甚至首要推动力，整个根据地的摄影组织建设进入更为主动的阶段。

（二）自上而下，联结成网

进一步健全摄影组织需要培养足够的新闻摄影记者，开展摄影训练班以及组织人员调动是扩充摄影干部队伍的主要方式。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边区文化教育的决议案》提出要扩大干部教育、举办特种技术人才训练、开设各种技术训练班。[27]在这之后，各边区组织的摄影训练班陆续开办起来，从1940年6月到1942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石少华在冀中军区连续开办了四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100多名摄影干部，“一、二两期学员毕业后，已经在冀中军区所属的五个军分区建立了摄影组”[28]。各军区摄影训练班陆续开办起来，壮大了根据地新闻摄影记者队伍，使各地发生的重要事件能得到更为及时、全面的摄影报道。为进一步扩大晋察冀边区摄影的影响范围，在聂荣臻等领导的支持下，许多出版、印刷方面的技术人员通过组织关系调到晋察冀军区，筹备成立晋察冀画报社。1942年6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委托画报社在碾盘沟召开了第一次全军区摄影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进一步加强全军区的摄影工作，依靠全军办好画报。[29] 1944年10月15日，为加强新闻通讯和新闻摄影工作，晋察冀军区给各分军区发送了一封电报，要求“各分区仍保留摄影干事，由三个干事中的一个兼任，团和支队增设一个摄影干事”[30]，军分区进一步要求各团和区队“应将这项工作列入政治计划和总结之内，向军分区汇报”[31]。在相关规定的推动下，各军区基本建立起摄影科或摄影组，自上而下形成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各军分区摄影组、军队摄影干部三级摄影组织网络。各级军区领导根据工作需要部署区域内摄影工作，分布在各支队的摄影记者作为具体的网络节点承担摄影采访任务，晋察冀画报社作为网络的中心负责材料收集、编辑出版、对外传播等工作，整个边区摄影工作得到统一管理，以晋察冀画报社为中心的摄影工作格局初步形成。

（三）纵横交错，灵活整编

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华北地区的军事组织做出了重要调整。1946年6月，晋察冀野战军组建，辖四个纵队，为了让摄影与新的战争形势结合起来，晋察冀画报社分成前方、后方两部分，将摄影骨干力量配备给野战部队，组成前方工作组，归野战军政治部领导。不久，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发布《目前摄影工作指示》，规定“纵队宣传部须设立摄影股，摄影股人数计股长一、干事一、暗室内勤一，共三人组成，股并附牲口一头，以驼（驮）暗室用具、摄影器材、展览照片用”，相比于此前官方发布的电报和通令，此时的工作指示更加具体，规定摄影股的工作职责是“深入采访新闻照片，并根据纵队每时期的任务和情况，定出采访要点”，组织推动全纵队的摄影采访，要求“各分区、团、支队政治首长应经常派出摄影员到前线拍摄照片，并对这一工作给予具体帮助和督促检查，使照片、底片能及时送到晋察冀军区”[32]。经过队伍整编，前线工作组与分散的摄影记者在不断变化的行军途中形成了一张流动的新闻摄影网，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渔网来比喻游击战争的灵活性问题，提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33]。在新闻摄影网的有序组织下，晋察冀边区的摄影工作也体现出分散、集中和变换用兵的方法，根据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等不同的战争形势和特点灵活整编，有组织、有目标、有重点地开展摄影工作，在有限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出新闻摄影的价值。

首先，流动的新闻摄影网增强了摄影报道的时效性。在摄影器械和化学材料来源不足、缺少现代制版印刷条件的情况下，摄影工作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克服材料稀缺的困难，改良了印刷机、制版机、暗房，制成容易搬运和移动的“行军流动小暗室”和流动的印刷厂，为战时条件下的摄影生产创造条件。[34]为配合野战部队作战节节推进的战争态势，出版周期更短、面向连队的《晋察冀画刊》，所刊载的照片时效性、宣传性、战斗性更强。[35]此外，还印刷出版了不同形式的摄影画集、摄影画页、摄影明信片、折叠式小影集、小相册等，让战时新闻摄影更快地回到军队中去。其次，实现了对摄影记者的灵活调度，使其既能分散在各地拍摄，遇到重要战役也能快速集中实现联合报道，像渔人撒网一样散得开又收得拢。在1947年10月发生在保定的清风店战役中，二十几名摄影记者被调到第一线，分布到各主攻部队、阻击部队中，负责战役摄影的组织联络和制片发稿工作，“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摄影报道网”[36]；在淮海战役中，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摄影记者联合起来，总数达50余人；平津战役中，有近百名摄影工作者进行了摄影采访。[37]最后，晋察冀画报社既是战时摄影指挥中心，统筹整个军区的新闻摄影采访与出版，也为周边其他根据地开展摄影工作输送了大量人才和物资，不断扩大新闻摄影网的影响范围：1944年6月，罗光达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和器材到冀东根据地创建晋察冀画报分社，发展成后来的《东北画报》；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画报社派摄影科长裴植等4人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并且赠送了全套的照相制版设备和部分摄影器材；1946年4月，晋察冀画报社摄影科副科长郑景康、编辑罗程增、摄影记者孟振江赴山东军区支援《山东画报》；等等。[38]罗光达、裴植、郑景康等摄影干部为各地带去摄影物资的同时，也带去了开展战地摄影的工作理念和实践经验，使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从最初的晋察冀军区摄影科，逐步发展成一张覆盖范围广泛的摄影组织网。

三、完善通讯网：摄影记者的战地通讯与影像生产

根据地摄影通讯网络可分为外部与内部两部分。就外部而言，摄影记者与各级军队及地方政权等组织间的沟通联络决定着摄影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尤其对战争摄影而言，战斗的时间、地点、形式等信息通常无法公开获得，摄影记者若“战前没有了解整个战斗计划，在战场上碰到什么就拍什么”，通常拍不出主题鲜明、表现力强、新闻价值高的作品，因此“参加战斗前，必须要了解部署兵力使用，敌人情况，作出摄影计划来，这样到战场上才不至于手忙脚乱”[39]，这就需要摄影记者与拍摄对象之间取得密切的联系。就内部而言，摄影记者之间的通讯联络关系着整体工作的组织开展，制定工作计划、部署工作任务、反馈工作进展等都需要组织内部有较为完善的通讯机制。摄影通讯作为发生于摄影记者与其他相关主体及组织之间的传播活动，对根据地摄影组织运行、摄影记者动员以及摄影业务提升起到协调及促进作用。

因隶属军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组织受晋察冀军区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在根据地面临战时复杂的军事和交通封锁的情况下，摄影通讯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军队系统开展的。摄影工作的部署主要以军区政治部或宣传部为核心组织推动，赵启贤在摄影训练班的讲话中提道，“各大军区要收集材料，应由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收集组织，小军区的应由摄影部队组织收集，分区的则由分区摄干组织之”，针对此前存在的审查不够、真实性欠缺等问题，要求“最好先经上级首长同意后再送寄”[40]。聂荣臻明确指示军区有重要活动时，都通知摄影记者参加，军区首长亲自部署有利于摄影工作在下级军区得到重视和支持，同时摄影记者凭借公函、通行证等官方文件容易获得“沿途友军、各级地方政权、群众、团体的帮助与方便”[41]。由此可见，摄影通讯高度依赖于军区的组织机构。军队系统管理摄影工作的同时，也能有效推进摄影记者与其他组织间的合作往来。对于具体拍摄实践而言，1944年石少华在晋察冀军区摄影训练队中的讲话中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抓住中心工作、表现典型特征、掌握恰当时机等工作思路，要求摄影记者更加主动地进行通讯联络，特别要与“参谋机关以及某个时期、某个中心工作与之最密切的部门”建立联系；进入部队采访时，最适合跟着前线指挥部活动，以便全面了解情况并选择合适时机进行拍摄；此外，还要“参加有关部队（或机关、团体）举办的各类工作会议”，深入研究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组织的指示，了解目前时期中心工作，确定报道重点，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正拍摄计划，丰富深化拍摄内容。[42]石少华的摄影理论与方法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最主要的两个理论依据分别是“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这些摄影方法论为边区摄影记者提供了操作指南，并以此作为检验实践的标准。吴群分享土改运动的拍摄经验时，总结为要以工作组员的身份参与到运动中去，遵守工作组的工作制度和纪律，参加集体学习以及工作汇报，而不仅仅以来去自由的摄影记者的身份自居。[43]通过与军区和群众之间的互动往来，摄影记者在拍摄实践中深入基层社会，成为连接上层指令与基层群众的媒介，他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将新闻摄影与军队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操作中坚持到群众中去，业务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凸显出摄影为军服务的目的。

解放战争开始后，随着形势进入全国性反攻阶段，战争节奏加快，战地摄影的工作难度和心理压力都更大，野战部队的摄影干部出现不少思想问题，诸如感觉摄影工作枯燥无味麻烦多，或者“别人叫他照相的，感到脸上无光”[44]。还有部分摄影工作开展较晚的部队的战士和指战员认识不够，“担心摄影工作会增添麻烦，事前总是劝阻摄影干部参加战斗”[45]。种种问题的出现使得“摄影网的组织像水一样放任自流，各干各的”，带来的后果是画报要稿件，前方却迟迟不送来，总队和旅的摄影干部谁也不理谁，各自为政[44]。为解决摄影网组织散漫的问题，画报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摄影记者团结动员起来，一方面，通过个别谈话、聊天、漫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对摄影记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全军区、军分区、纵队等不同层级的摄影工作会议，提出问题，统一思想；此外，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工作细则来规范摄影流程，比如规定严格的收发稿流程、加快稿件流通速度、给予作者书面反馈，等等。这样既提高了摄影工作的组织效率，也能避免作者因不清楚照片的去向或得不到反馈而失去继续投稿的积极性。

1947年9月，晋察冀画报社总结一年以来的工作，认为“摄影网的组织、工作系统制度的订立、特别在野战军已日益完善”，在此基础上，将摄影工作的重点聚焦到业务提升上面来，指出了摄影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地方军的采访报道做的很差，野战军的稿件质量提高亦还不够”，“情况变化了，需要不同了，但我们许多同志仍用老套的方法采访”[46]。采访组对野战部队1947年9月份的来稿同样提出意见，认为摄影记者在采访时“有闻必录，有事就照，一照一套”，导致作品内容贫乏无力，形式千篇一律，消耗胶卷甚多。[47]关于摄影业务提升，在1947年之前，边区已经出版了一系列摄影业务教材，如吴印咸1939年所著《摄影常识》、石少华1945年所著《新闻摄影收集材料方法的研究》、罗光达1945年所著《新闻摄影常识》等。此外，沙飞、石少华等人在摄影训练班或摄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被记录下来，油印成小册子在摄影干部之间传阅，这些教材和小册子对普及摄影知识、传播摄影理念、培养摄影人才挥发了一定的作用，但数量有限，且更新速度慢，无法根据战争态势将最新的工作要求传递给广大摄影记者。

为进一步“反映摄影工作动态，交流经验，藉以提高技术及工作水平”[48]，1947年8月，晋察冀画报社创办了《摄影网通讯》，到1948年2月共出版17期，对摄影通讯和业务提升起到重要作用。第一，为读者介绍照相机、镜头、胶卷的类型和使用方法，并围绕新闻摄影真实性、艺术性等理论展开探讨，推动摄影常识和理论的普及。第二，搭建摄影记者分享战地采访方法、部队展览技巧、暗房工作经验的平台，供全军区摄影工作者交流学习。第三，通过“战友通讯”“新闻短播”“简讯”“来稿人数统计”等栏目反映不同地区摄影工作动态，让晋察冀画报社能够灵活掌握不同军区摄影组织及工作进展，加强摄影网组织联络。第四，通过发布表彰或批评，对摄影记者进行思想教育。比如，第三期用几乎一半的版面刊登对于三连队摄影股长袁岑同志的表扬信，晋察冀画报社总结了袁岑的各项突出表现，并发布记功和表彰的决定。[49]通过公开表扬、书面表彰等形式，对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摄影记者进行嘉奖鼓励，不仅能够增进摄影记者的荣誉感和身份认同，而且可以对其他摄影记者起到激励作用。第十二期《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发表了对宋克章的处分，其错误在于“非组织意识日益增长”，“于调动工作途中，不经组织，私自回家两个多月”。[50]在文章之外，画报社曾开会讨论其错误思想根源问题，以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提高摄影记者的组织和纪律意识。此外，《摄影网通讯》还开辟了问答栏目[51]，第四期开始征集作品评介[52]，鼓励读者对刊出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在第五期，便刊登一则叶昌林提出的《对“热爱子弟兵的李大妈”照片和通讯的意见》，认为该通讯及照片不恰当，似乎过于夸大，表现方法欠妥，且报道得很庸俗，引发摄影记者对于真实性、客观性等标准的思考和讨论。[53]为提高群众参与的可能性，晋察冀画报社还面向各部队发送“征友启事”，“部队各级干部，凡有机子，喜爱摄影，愿学技术，并愿投稿者均可为本社摄影之友”[54]，促进业余摄影爱好者向画报社投稿；鼓励专职摄影记者“以自己为基干，去联系、团结周围喜爱摄影的同志，启发引导他们重视摄影工作”，达到“动员所有的照相机，来为军事宣传效力”的目的[55]。整体而言，晋察冀根据地的摄影通讯网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军区政治部和各地组织的支持为战时摄影通讯提供了组织保障，让摄影记者得以与边区军民群众建立连接，摄影组织内部的思想动员、制度建设以及业务交流则进一步在摄影记者群体中建立起稳定的身份认同，使其在拍摄实践中既能坚定立场，明确为革命服务的方向，也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与基层群众的长期互动中提高摄影报道的新闻性、思想性、专业性。《摄影网通讯》等业务刊物的出版，不仅为摄影记者提供了业务学习的平台，而且建立起双向的互动反馈机制，连接起更广泛的摄影爱好者以及边区读者群体，推动新闻摄影进一步走向群众。

四、扩大宣传网：流动巡回摄影展的基层传播

摄影工作之所以得到重视，是因为其反映客观现实的物理特性以及强大的视觉表现力。摄影工作开展初期，摄影的外宣价值得到更多重视，沙飞提出要借助摄影把军区军政民各界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事实反映出来，“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知道在华北敌人的后方有这样广大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56]。1942年1月，聂荣臻批准出版《晋察冀画报》，要求画报不仅要面向边区，还应面向全国全世界。[57] 1944年发布的摄影工作电报，同样强调新闻照片的对外宣传作用极大，其中有关军事报道之摄影，在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敌占区以及国外）上尤为重要。拍下的摄影照片和底片最初通过军邮、军队及访客捎带的方式对外传播，具备了制版条件之后，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依靠《晋察冀日报》发行科和新华书店等正式发行系统，以及党建立的内部、地下交通和城市工作部等传播渠道、工作机构完成发行，推动根据地影像传向延安、国统区乃至世界各地。解放战争开始后，战争形势变化快，快速夺取战争的胜利成为主题，面向军队内部以及边区群众进行强有力的宣传动员更能凸显新闻摄影的价值。在此背景下，举办流动巡回摄影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方式，1947年10月高粱总结称，此时“部队摄影工作重心有两点，一是收集材料供给画报稿件；二是部队照片展览工作”[58]。火线上的摄影展览与现代摄影展览不同，主要面向战士和群众的基层传播活动，摄影记者、指战员、宣传员等传播主体通过举办展览，将最新的战斗情况、军区政策以及中心工作传递到基层，扩大了新闻摄影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这些展览表现出流动化、中介化、仪式化的特征。

（一）流动化：随处可见的即时展览

流动化指根据地摄影展览的时间和空间不固定，行军过程中随时随地进行展出。在战争时期，稳定的时空关系被打破，摄影记者或者展览员亲身携带照片穿梭于不同的连队，让照片在火线上流动起来，“抓住空隙时间，随时展览”[59]。流动化的特点决定了展览以小规模为主。在特殊时间节点，根据地也举办过规模较大的摄影展览。比如1944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阜平方太口召开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会暨庆祝北岳区反“扫荡”胜利大会，展出放大照片500余幅，1944年12月至1945年2月初，晋察冀边区召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展出各类照片近400幅。[60]这种大规模展览展出的多是放大后的照片，数量多，且展出时间和空间固定，需要投入较大成本，而且照片不容易携带和移动。在战争前线的小型展览，照片数量少、尺寸小，展出灵活性强，“在火线前沿阵地的战壕里，在一条胶卷包皮上或几张白报纸上贴上三五张照片，在一个班、一个战斗小组进行传阅式展览”，有的摄影干事将小照片贴在折合的小本上，标好标题，装在口袋里，非常轻便，上边订眼，能挂在墙上看，两三个人能轮着看，又可放在地上看。流动的小型战地摄影展降低了所需人力、时间和物料成本，而且照片通常由摄影师在拍摄之后马上在前线冲洗完成，与战士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和贴近性，容易实现宣传动员效果。

（二）中介化：放大新闻摄影的宣传价值

1946年11月15日，晋察冀军区野战政治部发布的《目前摄影工作指示》明确提出，摄影工作者需要在部队中进行照片展览、书报阅读，发挥照片、画报在部队中的教育、政治效果。《晋察冀画报》发行到地方之后，县级单位常常召开会议，把《晋察冀画报》作为重要文件进行阅读、讨论，因发行数量少，就把画报的内容记下来，然后分散到群众中去作广泛宣传。[61]摄影记者、政治指导员、宣传员等干部群体和知识分子将摄影照片通过展览、会议、讲解等传播形式进一步扩散到群众中，“先由政指大概把照片的内容和战士谈一下，然后分段解释，并机动启发战士对照片的观感，甚至用一张照片联系很多问题谈”[62]。在受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新闻摄影的宣传员和讲解员，成为摄影照片和受众之间的中介，为受众介绍照片的内容和拍摄背景，引导战士群众对照片的主题思想建立正确的理解，在讲解的过程中，当前的路线方针能够更加直接、清晰、准确地传递给受众，增强新闻摄影的宣传效果。面向群众的摄影展览也是摄影记者收集群众反馈和意见的过程，通过与基层群众的互动，获取战士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实现了摄影经验的再生产，推动后续摄影和展览工作的提高。

（三）仪式化：以摄影为媒介的战士动员

经由展览活动，摄影在战争时期对军队和士兵起到了情绪鼓舞与凝聚认同的作用。一方面，摄影照片真实记录了根据地军民惨遭敌军侵略的画面，比文字信息更加直观。展览中真实的、残酷的场景容易激起战士的民族主义情感。另一方面，摄影本身作为一种表彰英雄的仪式，塑造起战士的自我认同和集体荣誉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立功条例中，规定了“论功照像嘉奖”，为英雄模范拍照这项活动本身被塑造为一项集体仪式，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化的流程和规范，比如拍照最好在连队集合时候，事前和指导员商量好，由他向大家讲几句，说明上级为什么派人来、跟谁照相，他为什么值得照相表扬，希望大家向他学习，等等，拍照前要首先在营连进行宣传动员，说明当了英雄、模范、功臣，给他照像是一种无比光荣的奖励。有的战士见到其他英雄功臣拍了照感到羡慕，决心下次战斗定要照相片，战前就向营部说，“我这次多缴枪，要给我拍照片，我把照片捎回家去”[63]。经过连队和摄影记者的组织，拍照不再是摄影师或者被拍摄者个人的事，而成为一种集体的仪式，照相被赋予了光荣的象征意义，凝聚起战士们争做英雄的集体认同。拍摄活动结束后，英雄模范的照片在各部队进行展览，或者印在画报上进行公开传播，并附有名字、事迹、部别、简历等详细信息，战士的个人照片和英勇事迹在集体中得到普遍宣传，塑造出奋勇杀敌、争做模范、照相光荣的传播议程和宣传话语，让战士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到战斗集体之中。

五、结语

摄影作为现代视觉媒介，由于生动、直观、真实的特征而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因此在晋察冀、陕甘宁、晋冀鲁豫等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战争动员和政治宣传的媒介。从沙飞抵达华北前线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结束，晋察冀边区通过组织摄影采访、出版摄影刊物、举办流动巡回摄影展等方式，形成了组织、通讯、宣传三位一体的“新闻摄影网”，拓展了中共革命根据地中的基层传播网络。 其一，在军区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晋察冀根据地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摄影组织网络，“纵向到底”代表以晋察冀画报社为中心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组织体系， “横向到边”象征着晋察冀摄影事业不断辐射周边解放区的影响力。在缺少现代摄影机构的条件下，借助中共组织系统建立起来的摄影组织网在人才培养、任务部署、工作协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摄影组织内部与外部通讯网络的完善为战时摄影采访以及摄影业务提升提供了保障。借助军区通讯网、各类党报党刊以及《摄影网通讯》等内部业务刊物，分散在各边区和支队的摄影记者可以联络沟通。在游击战、运动战等不同战争形势下，完善的摄影通讯机制可以实现对摄影记者的灵活调度，形成一张活的网络，确保摄影工作顺利开展和有序进行，让有限的人员和相机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其三，摄影图片和各类出版物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发行渠道传播到国内外各地的同时，也通过流动巡回摄影展等基层传播形式深入边区军民群众。摄影记者兼具摄影员、展览员、解说员三重身份，通过组织摄影展览会，让从群众中来的作品，再次回到群众中去，并与快板、歌词、解说等口语传播媒介结合起来，将上层的政策传递到基层的同时，使群众的理解更加清晰深刻，提高了摄影宣传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此外，流动的摄影展览会也是摄影记者深入军民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意见反馈的过程，对于提高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从发展摄影组织、健全摄影通讯，再到推动摄影传播，新闻摄影网在根据地发展形成的过程，也是西方现代摄影技术在非现代的根据地走向群众化、基层化的过程，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通过对摄影技术、摄影记者、传播渠道的多重改造，边区摄影队伍克服了物资稀缺的困难，在不断变动的战争环境下实现了流动的影像生产与传播，摄影也完成了从娱乐消费商品向大众传播媒介的转变，深入参与到中共的新闻宣传与基层传播实践中。晋察冀根据地摄影工作开启了中国红色摄影的先河，为新中国摄影事业提供了人才、组织、创作和管理经验。保留下来的大量照片，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记忆，也让世界看到了真实的中国社会图景，更为后人的研究与反思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见证。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列宁思想研究”（批准号：20&ZD314）成果】

参考文献：

[1]蒋齐生.新闻摄影的历史和现状[M].山东:山东省第一期高级摄影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1984:3.

[2]吴群.我国照相业的创始历史[M]//吴群.中国摄影发展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3-12.

[3]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213.

[4]蒋齐生.新闻摄影的历史和现状[M].山东:山东省第一期高级摄影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1984:9.

[5]林泽苍.新闻摄影之商榷[J].良友，1927(18).

[6]潘万里.20世纪30年代中国摄影艺术的现代性构建——试析上海“黑白影社”的现代摄影创作[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04):155-165.

[7]中国摄影学会画报.黑白影社:学术救国[J].中国摄影学会画报(311)，1931.

[8]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G]//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抗战前文件选，1982:74.

[9]陈傅霖.八年来的黑白影社[J].黑白影集，1936(03):107-109.

[10]周邓燕.“新闻摄影”:从文化商品到战时动员工具(1931-1945)[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02):151-160.

[11]王雁.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0-45.

[12]沙飞.写在展出之前[J].沙飞摄影专刊，1936.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57.

[14][15]沙飞.摄影与救亡[N].广西日报，1937-08-15.

[16]张慧瑜.基层传播的理论来源与历史实践——以20世纪40年代《解放日报》改版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核心[J].现代中文学刊，2022(03):2,15-26.

[17]王贺新，都海虹.抗战时期《晋察冀画报》的传播渠道与策略[J].青年记者，2009(06):82-83.

[18]吴果中，刘晗.文化情感动员:《晋察冀画报》的图像实践和视觉说服[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154-160.

[19]杨健.政治、宣传与摄影[D].上海:复旦大学，2014.

[20]曹培鑫，赵鹏.走向群众:《晋察冀画报》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5):52-59.

[21][23]晋察冀边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晋察冀边区革命史编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265,275.

[22]吴群.中国工农红军的摄影工作[M]//吴群.中国摄影发展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285.

[24]夏羿，刘洋.《晋察冀画报》与中国共产党的视觉外宣[J].出版发行研究，2020(01):99-105.

[25]罗光达.晋察冀的新闻摄影和画报出版工作[M]//中国摄影家协会.穿越历史的回声:中国战地摄影师.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343-344.

[26][56]沙飞.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序[M]//顾棣.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1106,1105.

[27]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299-301.

[28]石少华.初见沙飞[N].中国摄影报，1995-11-17.

[29][38]顾棣.中国红色摄影史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581,58-60.

[30][31]为加强新闻通讯和新闻摄影工作晋察冀军区给各军分区的电报[G]//石志民.晋察冀画报》文献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1443,1445.

[32]晋察冀军区野战政治部.目前摄影工作指示[G]//石志民.《晋察冀画报》文献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1445.

[33]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3.

[34][37][60][61]顾棣，方伟.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284,34,285,229.

[35]杨健.图像叙事与形象建构 革命战争语境中的《晋察冀画报》[J].中国摄影，2022(07):28-38.

[36]吴群.清风店战役摄影工作剪影[M]//吴群.中国摄影发展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402.

[39]孟振江.智村战斗摄影检讨[N].摄影网通讯，1947-10-18(01).

[40]赵启贤.晋察冀画报对摄影工作的要求[G]//石志民.《晋察冀画报》文献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1404.

[41]冀中军区政治部给石少华同志的公函[G]//石志民.《晋察冀画报》文献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1439.

[42]石少华.简谈新闻摄影中的几个问题[M]//石少华.摄影理论与实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99-110.

[43]吴群.参加土改采访杂记之一:做一个工作组员[N].摄影网通讯，1948-02-15(01).

[44]石少华.谈野战部队的摄影工作[M]//石少华.摄影理论与实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111-113.

[45]杨国志.1947年晋察冀画报社第一次摄影工作者经验交流会记录[M]//顾棣.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1106.

[46]把我们工作更提高一步[N].摄影网通讯，1947-09-01(01).

[47]对野战部队九月摄影采访的意见[N].摄影网通讯，1947-10-15(02).

[48]创刊话[N].摄影网通讯，1947-08-01(01).

[49]三纵队摄影股长袁岑同志立功[N].摄影网通讯，1947-09-01(01).

[50]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N].摄影网通讯，1947-11-20(01).

[51]本刊加设问答栏[N].摄影网通讯，1947-09-01(01).

[52]征求作品评介稿件[N].摄影网通讯，1947-09-15(01).

[53]叶昌林.对《热爱子弟兵的李大妈》照片和通讯的意见[N].摄影网通讯，1947-09-23(01).

[54]征求摄影之友[N].摄影网通讯，1947-09-23(02).

[55]吴群.开展战地摄影工作的几点经验[N].冀东子弟兵报，1947-05-21(01).

[57]晋察冀边区革命史编纂委员.晋察冀边区革命史编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485.

[58]高粱.关于摄影工作的检讨[N].摄影网通讯，1947-10-01(02).

[59]陈庆祥.战地小型展览介绍[N].摄影网通讯，1947-10-18(02).

[62]刘峰.我在连队展览照片的经验[N].摄影网通讯，1947-08-01(01).

[63]朱健.我这次多缴枪 要给我拍照片[N].摄影网通讯，1947-11-02(01).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张慧瑜，宋宇昊.新闻摄影网：晋察冀根据地的影像生产与基层传播实践[J].青年记者，2025(09):1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