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莒文化特展，揭开东夷古国的历史面纱

新年之际，“端端雍雍 闻于夏东——莒文化特展”在山东博物馆揭开面纱，展览由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联合主办，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及省内部分市、县级博物馆，共15家文博机构协办，汇聚陶器、玉器、青铜器等240余件（套）历史文物。特展分为“寻莒溯源”“礼乐华章”“交流融合”三大板块，昔日沉睡在地下的文物，褪去历史尘埃，诉说东夷故地的辉煌过往，解码齐鲁文化多元共生的基因，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壮阔格局。

莒文化特展展厅 （摄影：阮浩）

寻莒溯源：东夷根脉与夷夏交融

1975年，莒地老龙腰春秋莒国大墓出土了一套编钟，铭文中有“端端雍雍 闻于夏东”。这是莒国强盛、声震东方的记载，也是本次特展名字的来源。

“寻莒溯源”板块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莒文化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植根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完整脉络。这份深厚的东夷文化基因，为其奠定了精神底色。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莒县陵阳河遗址已崛起为大型中心聚落。精美的陶器线条流畅，玉器与骨牙器雕琢精巧，见证着东夷先民精湛的手工技艺，承载着他们原始的审美追求。龙山文化时期，日照两城镇、尧王城等巨型中心城址的出现，将东夷文化推向新高度。蛋壳黑陶薄如蝉翼、透光见影，玉圭庄重规整、纹饰简洁，这些工艺与审美特质，在后来的莒文化中得到传承与延续。

商王朝势力东渐，为莒文化形成注入了多元因子。商王朝与东夷之间既有征战的硝烟，又有文化的深度交融。展区内一件商代晚期的陶鬲，便是融合的例证。它的形制承袭东夷传统风格，纹饰中却融入了商文化的饕餮纹元素，边缘的线条柔化了商式纹饰的凌厉感，让两种文化实现了和谐共存。这种融合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吸纳外来因素，为莒文化的多元特质埋下了伏笔。

西周分封诸侯的政治格局，彻底改写了海岱地区的文化版图。莒国受封之后，虽一度依附周王朝，却始终坚守东夷文化根脉，又积极吸收周礼规制，逐渐形成了“以周礼为主体，兼具地方特征”的独特文化面貌。西周早期，莒人曾参与东夷部族的联合叛乱，遭到周王朝的镇压。西周晚期，莒国从今胶州境内迁至莒县，凭借远离周王朝权力中心的区位优势，势力逐渐发展壮大。沂源西鱼台、日照崮河崖等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以莒国为中心的莒文化已基本形成。

莒文化直观体现在墓葬中。与齐文化、鲁文化的墓葬形制不同，莒文化墓葬多采用“环城而葬”的布局，大型墓葬规模宏大，尽显诸侯气派，小型墓葬则排列规整，秩序井然，葬俗上则保留了东夷旧俗。

特展中，“筥（莒）小子簋”从上海博物馆远道而来。这件青铜簋侈口造型，兽首双耳栩栩如生，上腹饰变形兽面纹，圈足饰变形龙纹，器内底铸有25字铭文，记载了“筥（莒）小子”为铸造此簋的史实。从整体形制到核心纹饰，这件簋承袭了周文化的礼制规范，但在纹饰的细节处理与铸造工艺上，又融入了地方特色。

“莒仲子平”铜纽钟

礼乐华章：礼制重构与莒式创新

“礼乐华章”板块，则将莒文化的繁荣景象徐徐铺展。春秋时期，莒国在齐、鲁、吴、楚等大国之间周旋，通过征伐与会盟不断扩张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夷之雄”。而这强盛，在礼乐制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礼乐华章”板块的文物诉说着莒人对周礼的择取与重构，彰显着莒式礼乐风格。

青铜礼器是先秦贵族身份与地位的核心象征。展区中的一组春秋时期的窃曲纹平盖铜鼎与铜鬲，堪称莒式礼制的代表。窃曲纹平盖铜鼎通高28.5厘米，方唇折沿，三蹄形足稳健有力，立耳外撇，平盖上饰一周窃曲纹，足根雕刻着精美的兽面纹，双目凸出，透着一股不容小觑的威严。与之搭配的窃曲纹平盖铜鬲，通高25.5厘米，圆唇短颈，盖面与肩部同样饰有窃曲纹。

与中原地区“大小相次”的列鼎制度不同，莒文化高等级墓葬中的鼎与鬲常常成组出现，形制相同且普遍带盖。这种组合方式，既遵循了周礼“列鼎而食”的原则，又保留了东夷文化的传统习惯。莒地墓葬的礼器组合，铸造精良、搭配规整，俨然一副“我行我素”的诸侯气派。

除了鼎鬲组合，莒文化的礼器中不乏创新器型，本次展出的鼎形铜匜便是代表。这件出土于刘家店子墓地的春秋时期铜器，乍看形似铜鼎，却在一侧设有流口，将鼎的稳重与匜的流水功能结合，满足了“既要加热，又要倾倒”的实际需求。器物通体纹饰精美，腹部的窃曲纹与足根的兽面纹相互呼应，展示出高超的制作水平。

展区内一件仿照天然瓠瓜打造的瓠形铜壶，则将莒人的审美情趣显露无遗。这件山东博物馆藏的春秋时期铜壶，曲线流畅优美，颈部自然弯曲，把手恰好设在重心处，一提一倒毫不费力，做到了实用与颜值兼备。壶身通体无过多装饰，仅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瓠瓜的天然形态，将亲近自然的趣味融入礼仪生活，可见，古人的浪漫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高级。

礼乐不分家，与精美礼器相伴的，是莒国发达的乐文化。展区内一组体量巨大的“莒仲子平”铜纽钟，无疑是“明星展品”，不少观众特意循着它的声名而来。这套春秋时期的编钟共九件，最大者通高26.9厘米，最小者仅13.6厘米，1975年出土于莒南大店，现藏于山东博物馆。编钟形制相同且大小依次递减，长方形钮设计简洁大方，螺状枚排列规整，钲间篆带与舞顶皆饰蟠虺纹，两鼓面饰蟠螭纹，内填重环纹和麻点纹，纹饰繁缛精美。钟的正面钲间和两侧均铸有70字铭文，记载了“莒叔之仲子平”铸造此钟的史实。这套编钟音阶精准，音色清亮悠扬，是莒国国君田猎郊游时的专用娱乐乐器。

周朝礼乐的“官方范本”传到鲁东南后，似乎深受莒人喜爱。莒国贵族墓葬中普遍随葬礼乐器，种类与中原基本一致，但莒人喜欢在编钟上镌刻本国铭文，将东夷特色的鸟形图腾融入纹样，再搭配錞于这种发端于山东的乐器使用，完成了“二创”。

铜铺

交流融合：百川汇流，毋忘在莒

“交流融合”板块，将视角从莒国本身，拓展至更广阔的时空维度，展现了莒文化作为“东夷故地传承者、四方交融枢纽”的独特地位。莒文化生息山海之间，这片土地赋予了它坚守传统的韧性，也给予了它开放包容的胸怀。

展区内一组来自不同古国的文物，诉说着莒文化与周边诸侯国的密切联系。这些器物或是陪嫁品、或是助丧品、或是战利品，每一件都藏着一段文化交流的故事，印证着莒国与周边各国的频繁互动。

展厅里那些不起眼的玉人与铜饰件，则将文化融合推向了细节之处。玉人为人龙合体造型，青色玉料上饰卷云纹，形象奇异灵动，既保留了东夷玉文化的神秘色彩，又融入了中原龙图腾的威严。铜饰件以弧形青铜制成，外层包金，顶端铸象首形，器体填绿松石片，工艺精湛绝伦，既有着北方草原文化的豪放，又兼具中原鎏金技术的细腻。站在这些文物前，仿佛能看到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使者、工匠穿梭莒国，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与技艺，也向外传播着莒国的特色与风情。

战国中后期莒国灭亡，但莒文化并未消失，而是开启了融入齐鲁文化的漫长进程。展区内一组战国时期的文物，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过程：青铜礼器的形制逐渐向齐文化靠拢，变得更加厚重大气，仍保留着莒式纹饰的细腻细节；玉器的制作工艺借鉴了鲁国的技法，愈发精巧，却延续着东夷崇尚自然的雅趣。

关于莒文化，其实还有许多值得深度阐述之处。比如，作为周代列国都城中的佼佼者，莒国故城极具特色。在布局上，它采用外郭内城“回”字形相套的格局，内外城均为正南北方向，城墙呈直线分布，平面近方形，内城位于外城中部稍偏南，是“择中立宫”建制的典型代表。与鲁国曲阜故城、齐国临淄故城相比，莒国故城的方正布局与“回”字形结构独树一帜。

规模宏大、固若金汤是莒国故城的另一大特点。其外郭面积达25平方千米，是东周王城的2倍多，比齐临淄故城大近10平方千米，是鲁曲阜故城的2.5倍，为春秋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城墙以夯土筑成，高约9米，宽达三四十米，这样的城防工事在当时堪称“金城汤池”。历史上，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伐齐，攻克七十余城，唯独莒国故城与即墨久攻不下，印证了其防御的坚固。

战国晚期，莒国故城成为齐国城邑“城阳”；秦时隶属琅琊郡，设莒县治所；西汉孝文帝元年（前179年）置城阳国，朱虚侯刘章被封为城阳王，都城仍驻莒国故城，此后近200余年，这里一直是王都所在。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莒国故城始终是区域政治、经济中心，至今仍是莒县县城的核心区域。对于这座城邑的考古和研究，未来可期。

说起莒文化，不得不提成语“毋忘在莒”，其典故源于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当年，他曾避乱莒国，即位后渐生骄矜。重臣鲍叔牙酒宴间举杯谏言：“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此言令齐桓公警醒离席致谢，君臣共勉不忘困厄，终成霸业。时过境迁，这一成语增添了不忘根本的意蕴。“毋忘在莒”的勒石和名为“莒光楼”的建筑仍在金门岛上，构成了联结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

三千载风云激荡，东夷故地钟灵毓秀；六百年莒之沧桑，海岱之间文明璀璨。正如特展结束语所说，莒文化呈现了地方性文化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与四方对话的发展脉络，从器物的形制纹饰，到礼制的择取创新，无不体现着这种主动的吸纳与创造。这份文化遗产终被纳入更广阔的江河，如百川归海，共同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深厚底蕴。莒文化蕴含的融合与创新之力，仍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传续。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