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请吃福橘！”

腊月二十三，回乡过小年，聊起过年的“陈规旧习”，觉得也无妨，只要有耐心烦，譬如扫地要从外往里扫（聚财）、过了小年就不能往外（院外）泼水（泼财）等等，忌讳一箩筐。这样的规矩，现在只有“顽固”的旧式人家尚在坚持，年轻人谁还在乎这些。但——现在的年过得越来越没有滋味，该有的仪式没有了，该有的讲究也免了，因此就怀念起那些旧式规矩。

鲁迅写绍兴东浦大门溇的那位长妈妈（《阿长与<山海经>》）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除夕那夜，长妈妈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长妈妈还拿起福橘在迅哥儿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溜溜……”福橘，福建产的橘子，江浙包括绍兴在内旧时有大年初一早晨起来吃“福橘”的习俗。幼年的鲁迅当然不会理会什么“福橘”不“福橘”，他跟闰土一样，也惦记着泥人、糖菩萨和刀枪……鲁迅先生日记甚少记录过年的情景，我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鲁迅的日记中读到：“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冯雪峰来鲁迅家里过年，也是一件大事。但我更在意的是鲁迅与海婴一起“同登屋顶燃放”爆竹，这是极难得的情景，在鲁迅的日记里也仅见此例。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闸北，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鲁迅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住进上海英租界的寓所，除夕夜鲁迅父子“同登屋顶燃放”爆竹，别具一番意味（这一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迁入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我不由想到幼年的自己，父亲从来没有与我们哥俩燃放过鞭炮，倒是到了晚年不知父亲为什么突然“喜欢”燃放起鞭炮来，而且每年不落，我们已经放了不少，父亲还坚持再放，整个山村只有我们一家噼里啪啦放个不停，礼花腾空时整个西山被照得锃明瓦亮。父亲的用意，当然不是纯粹燃放鞭炮图热闹那么简单，这里面包含着一万种意思。至于福橘，幼年我们就没见过，过年家里能吃到水果是很靠后的事情。记得有一年父亲给奶奶买过四个橘子，一手拿着给奶奶送到炕头，好像奶奶也没舍得吃。

往往最简陋的、最贫苦日子带来的幸福记忆愈深刻。一九三九年二十六岁的孙犁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山地，在晋察冀通讯社负责“通讯指导”。后来孙犁被派到雁北地区做采访，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过年。“大年三十晚上，我的房东（五十来岁的单身汉），端了一个黑粗瓷饭碗，拿了一双荆树条做的筷子，到我住的屋里……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着热气。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馈送……”（《在阜平》），这顿年夜饭被孙犁铭记了一生。孙犁晚年写了一篇《记春节》，记述童年最快乐的时候莫过于过年，赶年集、贴对联、竖天灯、搭神棚、放鞭炮……“我家地处偏僻农村，贴对联的人家很少……贴对联的任务，是由叔父和我完成……我记得每年都有的一副是：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文章末尾写道：“每年春节，我不只感到饭菜、水果的味道，不似童年，连鞭炮的声音也不像童年可爱了。”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但孙犁不忘让自己“振作一下”。孙犁写了篇《报纸的故事》，被很多人喜欢，文章里谈到用旧报纸糊墙的情节，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们共有的记忆。旧年我们每年腊月二十八日，都要用积攒或者要来的旧报纸糊墙壁和“仰棚”，奇怪，被报纸糊过的墙壁和仰棚，干透后视觉上比现在刮的大白还要亮堂、白净。有一年为加速烘干墙壁，炕上多了盆燃烧的木炭，结果全家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幸好没出什么大事，只是一家人头晕呕吐而已。孙犁记忆深刻的是那碗黑饭碗里的白豆腐，萧红不能忘记的是一九三〇年代流亡中的除夕夜，因为没别的可吃，她把一点点松子“当饭吃”。那年除夕夜萧红、萧军、罗烽、白朗等在一个业余画家冯咏秋的“牵牛房”（牵牛坊，哈尔滨道里区新城大街的木制俄式平房，现已拆除）过的，女仆买来松子，“等一会虽然我也吃着，但我一定不同别人那样感到趣味，别人是吃着玩，我就是吃着充饥！所以一个跟着一个咽下它，毫没有留在舌头上尝一尝的时间。”（《牵牛房》）在《几个快乐的日子》一文里萧红对此叙述得更加详备，“牵牛房”的那些人们跳着舞，“过旧历年那夜，他们就在茶桌上摆起大红蜡烛，他们模仿着供财神，拜祖宗……”，这帮作家诗人，没的吃的喝的，也只能穷乐呵，精神的富足恁地敌不过辘辘饥肠，不过因为年轻人长于精神，也不觉得悲凉。这到底还是极端的情况，像张爱玲笔下的年味，总带着她的冷眼和苍凉，那种疏离感是不动声色的，《异乡记》里写杀年猪的现场，没有比张爱玲写得再好的了，“快过年了，村子里每天总有一两户人家杀猪。我每天天不亮就给遥远的猪的长鸣所惊醒，那声音像凄厉沙嗄的哨子。……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杀年猪是乡下进腊月后最重大的日子，因为关乎最重要的吃，在此之后就是张爱玲在《华丽缘》写到的“正月里乡下照例要做戏”，满足的是乡下人的精神味蕾。“照例”两个字现在人们是看不懂的。我幼年每年正月十五前后都有即墨唱柳腔的戏班来村里唱戏，草台班子，戏台也是临时搭的，幕布、台柱、照明的电灯、花花绿绿的“演员”，大人看戏，小孩子玩闹，青年也借此打情骂俏或者地相亲，台上台下都是戏。有一年苏雪林坐着轿子经过崂山王哥庄，正赶上村里演戏，她说话的口气永远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这般的骄矜，很是嫌弃我乡下的土戏，读了那篇记不起名字的文章，自此之后对她生出极坏的印象，这当然与我是崂山子弟有关，但更让我瞧不上她的原因是她对鲁迅极为凶恶的谩骂，连她的导师胡适都看不下去提醒她不要乱讲话。还是不必提她，以便扫了过年的兴致。读书人过年到底与普通人有别，我看到一则资料说黄裳在《榆下说书》里记述藏书家傅增湘每年岁暮除夕前，都有祭书的传统，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每到苏东坡生日——腊月十九，就设祭，对宋版苏诗行祭拜大礼。但我查阅了《榆下说书》（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五月版），阅读了《故人闲话》里面的《傅增湘》，也没有读到相关内容，倒是在《祭书》一文里读到几句话：“过去时代的读书人，特别是藏书家，到了一年向尾的某一天，总要举行这样一种仪式。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藏书很多的，大抵只是选取少量有代表性的书本，多数还要用鲜花酒醴作供，可能还焚香，然后大礼参拜，口中念念有词……”年各有各的过法，摆布的是各自的心思，只要高兴就好。看到朋友在微信圈里发的一句话：“最无过年感觉的一年！”我的这种感觉比她更强烈些，也只能自己看看窗外摇动的树枝默默消化，我在老家过了几十个年的老屋这个腊月已落锁半载。以往，每进腊月门我不知要穿梭往返老家多少趟，一眼看见老爹拿着斧头在院门外劈柴、看他坐在灶前往锅头里添柴焖猪头、看到老娘进进出出一闲不闲，就有种特别踏实的、心落地的感觉，随之而起的就是钻进鼻腔的味道，以及味蕾的兴奋，现在“老家”闭门谢客，我亦在其中了。

我在书房里摆弄书，一路从旧年看过来。文化老人施蛰存曾在《新年的祝福》里说，几十年“守口如瓶”，倒出来的还是陈话：“几千年的陈话，也永远是新鲜的，每个人听了都高兴。”——这话就是“恭喜发财”。恭喜您发财，恭喜您精彩！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二日腊月二十五夜

（青岛姚法臣）